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AGI 2050 ，作者：AGI 2050，原文标题：《Palantir CEO 深度访谈：亿万富翁不能在 AI 时代再富 100 倍》，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如果说OpenAI是硅谷明面上的AI新贵，那么Palantir（帕兰提尔）就是服务美国政府与情报机构、全球最强大也最具争议的数据公司之一。9·11事件后，“硅谷创投教父”、PayPal黑帮核心人物彼得·蒂尔萌生了一个想法：能否把PayPal用来识别欺诈模式的办法，拿去帮情报机构在海量数据里发现威胁？Palantir由此诞生。如今，从挫败数百起恐袭（其中许多原本会发生在欧洲）、打击有组织的职业犯罪集团，到乌克兰防务与以色列战场上的数据应用，背后都有这家千亿美金市值巨头的影子。
执掌这家全球最具争议的科技公司之一的，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硅谷局外人”——亚历克斯·卡普。他不是工程师，哲学出身、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拿到博士学位，政治立场偏左，对极权主义充满警惕，甚至患有阅读障碍症。
在本期播客《The Builders》中，殿堂级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与亚历克斯·卡普展开了一场极具思想张力的深度交锋。卡普不仅罕见剖析了自己的原生家庭、海德格尔哲学与纳粹德国的历史教训，更火力全开地批判了当下硅谷科技巨头的虚伪：为什么传统的软件创业套路会做出像“性病”一样、没什么价值却难以摆脱的产品？为什么美国大企业正在对Anthropic等大模型公司感到出离愤怒？当AI可能让科技圈的人富上10倍、20倍乃至50倍，普通人工资即使涨幅是通胀的两倍，也很可能追不上时，为什么征收“财富税”反而会把全社会推向恐怖的监控深渊？
（本期内容来自The Builders播客，2026年11月10日播出，原视频时长43分钟。以下为精选对话内容，全文约1.4万字，阅读时长约20分钟。）
本期精彩观点：
学校里教的软件创业套路就像“性病”：做一个没啥价值但让人上瘾的简单产品，招一堆销售强买强卖，容易染上却极难甩掉。而我们违背了所有软件开发常规，大约三年零收入，死磕真正有价值的产品。
患有阅读障碍症的好处是，你的大脑没有被主流文化的语言体系“殖民”。面对任何技术难题，我面对的都是问题本来的样子。
乔布斯、马斯克这些顶尖建造者，无一例外都是“局外人”，且兼具人文审美与技术嗅觉。硅谷能诞生伟大公司而德法不能，不是因为我们更聪明，而是因为审美、对世界的理解深度与商业直觉比单纯的技术更重要。
年轻人不想让政府知道自己的一切，这我赞成；可他们觉得谷歌这类公司知道无所谓，就想简单了。他们严重低估了科技产品对自己想法的影响——如果商业巨头控制了所有数据，它们就能控制或极大影响你的思想。
战场上用的AI技术，不能拿到国内来用。我们必须立法严禁军用级AI转作国内监控，但在战场上我们别无选择，自废武功去求和平是半吊子蠢货的幻想。
我坚决反对直接征收“财富税”。你不能让已经是亿万富翁的人再富100倍，而普通人只富5%；但强收财富税不仅帮不了穷人，还会逼迫政府用AI监控你家里每一把椅子的价值，让监控国家进一步扩张。
现在美国大企业对Anthropic等大模型公司简直怒不可遏。企业花重金买AI服务，结果发现产品没创造多少价值，自己付着钱，专有数据还被拿去训练模型。他们质问：既然讲伦理，怎么能拿我的数据做出跟我竞争的产品？我得常替达里奥解释，他不是他们想的那种反派。
硅谷是一座极度与世隔绝的孤岛，诞生于军方、政府、大学与风险资本共同搭建的体系，如今却有人不愿参与国防。更荒诞的是，AI实验室的老板们一边自己身价暴涨，一边居高临下地对普通人说：“你的工作要没了，你的生活要完蛋了，以后靠我发救济金吧。”
原生家庭与阅读障碍：不被主流“殖民”的大脑
问：在写人物传记时，我有一个理论：一个人的底色往往全都源于他的父亲。先跟我聊聊你的父亲吧。
亚历克斯·卡普：我父亲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的母亲是德国裔犹太人，很早就去世了，他是由我祖父一手带大的，这段经历对他影响极深。我认为我父母当年是非常相爱的。但说实话，我父亲娶我母亲绝非偶然——我母亲是一位才华横溢到令人窒息、但性格也确实有些难搞的黑人女性。我觉得我父亲特别享受这件事，因为这狠狠刺痛了他那位更看重身份地位的继母。我母亲的才华有着极其摄人心魄的魅力。
这么说吧，如果我父母当年活成了我认为他们本可以成为的样子，他们根本生不出我这样的人。我常常对一件事感到某种不安：正是这样一个最终在混乱离婚中分崩离析的家庭，一对性格如此复杂的父母，才恰好锻造出了我这样一个“特殊产物”——一个天生就适合去打造Palantir这种公司的人。当你把像我这样的人扔进一个混乱的环境里，让你从小就觉得只能靠自己，甚至在潜意识里或半有意识地觉得自己和父母格格不入时，你就会对自己活下去的能力产生一种极深的自信，但也可能会对外部的体制和结构产生一种潜在的不信任感。
问：患有阅读障碍症，是如何反过来给你插上腾飞的翅膀的？
亚历克斯·卡普：你必须从现在的终点倒推回去，才能看清它是怎么成就你的。其实直到大概六年前，我一直隐瞒着自己有阅读障碍症的事实，就像躲在柜子里一样。后来我实在太累了，也觉得很挫败，才跟一个好哥们坦白了。但现在回看很有意思：当年那些嘲笑我们做的一切、嘲笑我说的每一句话的人，现在基本上都在逐字逐句地照抄我们的模式。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总是在寻找一本现成的“成功剧本”。
阅读障碍症是个很宽泛的词，按我自己的定义，它意味着你和书面语言的分类体系之间，存在着一种弱化的、非一一对应的关系。哪怕到现在，我已经拿了博士学位，甚至在Palantir内部很多文稿还是我亲自执笔，但我阅读时的机制依然和你不一样，我脑子里需要多一道“翻译转换”的程序。
这为什么重要？当然，如果能选，谁都不想得阅读障碍症。但事实是，正因为你有阅读障碍，你的大脑才没有被主流文化彻底“殖民”。所以，无论是面对主流文化、技术难题，还是任何复杂的困境，我都是在直接与问题本身赤裸裸地交锋，而不是透过别人灌输的语言框架去看问题。
三年零收入的疯子：打破软件行业的“性病模式”
问：你是怎么做到不被主流文化“殖民”，并借此打造出Palantir反恐产品的？
亚历克斯·卡普：想想我们当年是怎么造出那款反恐软件的吧。那款产品改变了欧洲的历史进程。我们挫败了数百起恐怖袭击，其中一些本来会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但其中很多原本会发生在欧洲。你想想看，如果那些恐袭真的发生了，今天的欧洲会变成什么样？再后来，我们的产品又成了乌克兰国防的绝对基石。
如果你去学校学怎么开发软件、怎么建一家软件公司，标准教材会教你：先做一个对客户其实没多大价值、但能让他们上瘾的简单产品；然后招一大堆销售人员，让许多客户违背意愿买单。这就是传统软件公司的建法。这种模式的衍生品，就是一个简单却让人成瘾的东西——它不创造真正的价值，但你一旦用上就很难甩掉。这就跟“性病”一模一样，极其容易染上，但可能很难彻底甩掉。而且在这套标准流程里，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开任何看起来像“苦力活”的事情。
但我们是怎么干的？我们花了整整三年时间，去打磨一款真正有核心价值的产品。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价值”？我们当时的定义是：你既要挫败恐怖袭击，又必须同时保护公民自由。好家伙，光这一个目标，你就同时得罪了两大阵营：一派想阻止恐怖袭击，另一派想保护公民自由。
所以，为了造出这款产品，你必须违背软件开发领域的每一条行业潜规则。而我们违背的最大一条铁律就是：我们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基本上是零收入。整整三年，一分钱营收都没有！你必须彻头彻尾地疯了，才干得出这种事。我确实认为，当时必须有一个神经多样性（指脑神经机制异于常人）的人掌舵，才能顶住压力把这件事死磕到底。很多商业高管私下里经常问我一句话：“卡普，你能不能教教我，怎么才能做到像你一样不怕招人恨、不怕不受欢迎？”
局外人的超能力与海德格尔的政治警示
问：很显然，你从小就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我对人物传记还有另一个理论：做个局外人其实是一种超能力，因为你根本不需要费尽心思去迎合别人。你努力合群过吗？
亚历克斯·卡普：没有。但我认为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本能里都是渴望合群的。我们这些不去尝试合群的人，大多其实在潜意识里早就明白了：哪怕去试，也注定会失败。
问：这种局外人的心态对你有多大帮助？相比之下，像我这样的人，身为新奥尔良的犹太人，一直觉得自己挺合群，总想和所有人搞好关系。
亚历克斯·卡普：我倒不觉得你真的只是个局内人。如果你是个纯粹的“局内人”，你根本写不出你那些深刻的传记作品。虽然今天不是我采访你，但如果是我采访你，我肯定会反驳你刚才对自己的评价。
说回我自己，如果不站在局外人的位置上，几乎不可能诞生Palantir，也很难有我的人生轨迹。靠走“内部精英路线”几乎做不出这一切。而且我认为，如今那条传统的“内部精英赛道”已经被踩烂了，彻底失灵了。你看看我们在Palantir建立的企业文化、审美取向、产品形态，没有哪怕一件事是传统的“局内人”会去干的。
更有意思的是，正因为现在当“局外人”太有价值了，导致市面上冒出了无数假装自己是局外人的“伪局外人”。而像我这种真正的局外人呢？说实话，我做梦都想给自己放个“局内人假期”——每年哪怕给我八周时间，让我体验一下当主流局内人的滋味也好啊！我知道这想法蠢透了。我甚至有个投胎转世的幻想：下辈子我特别想投胎去德国巴伐利亚州，当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兽医。
问：既然聊到了巴伐利亚，这就引出了人类天性中另一个相关概念——“通敌顺从的本能”。你在德国读研究生时，博士论文写的就是关于纳粹的吧？
亚历克斯·卡普：我当时写的是对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批判。不管你喜不喜欢他，你都很难否认海德格尔是过去两百来年里最重要的两三个哲学家之一，也许可以和维特根斯坦并列。海德格尔发展出了一套“现象学”，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一套解释世间万物如何向这个世界赋予价值的精妙理论。他的导师胡塞尔是犹太人，他的情妇汉娜·阿伦特也是犹太人，但海德格尔本人却成了希特勒的狂热支持者。
我认为，海德格尔哲学是当今西方世界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可惜是往坏的方向发展。因为现在西方绝大多数我称之为“倒退型”的政治运动，无论是极右翼（试图倒退回某种历史上从未真正奏效过的旧秩序），还是极左翼，表面上左翼在假装信奉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他们的底层逻辑全是海德格尔式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年来一直说自己仍是个“不快乐的民主党人”，并且很早就警告民主党：你们党内有一派人根本不是什么“进步派”。他们打着进步派的旗号，骨子里想要的却是一种类似于封建主义的社群主义经济，那甚至都算不上社会主义。而且他们假装自己是孤立主义者，实际上只是专门盯着那些让他们感到不舒服的特定群体发难。这本质上根本就是一个右翼政党！
不管怎么说，我当年确实深入研究了海德格尔。但另一个大实话是，我当时也想从学术圈“越狱”——博士论文写到一半我就彻底明白了，学术圈这碗饭不适合我，我必须出去真正建造点什么。用你节目的名字来说，我骨子里是个“建造者”。
关于建造者，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共同点。你看你写过的那些人——史蒂夫·乔布斯、埃隆·马斯克，你会发现每一个案例都是“局外人身份”与“人文审美倾向”的结合体，他们身上的人文属性丝毫不亚于技术属性。尽管科技圈大多数人不会同意，但我客观地认为，对世界重要性的审美直觉和商业敏锐度，远比单纯的技术本身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伟大的科技公司都诞生在美国，而不幸地没有诞生在德国或法国。不是因为我们美国人比他们更聪明。
彼得·蒂尔的邀约
问：那你当年为什么要创立Palantir？最初的动机是什么？
亚历克斯·卡普：就我个人的视角而言，创立Palantir是因为我在斯坦福法学院读书时就认识了彼得·蒂尔。我在法学院整天游手好闲，什么正事都不干，彼得比我用功得多。但我们分在同一个班级小组，又住在同一栋宿舍楼里——那是专门给没什么钱的穷学生住的宿舍。而且我们俩在智力上都有着极强的好奇心。
后来有一天，他找到我说：“我们有个想法，想把以前在PayPal用过的一套方法论搬到情报领域去。因为这套东西在打击网络金融诈骗上被证明非常有效，而情报机构显然极度缺乏这类技术能力。”我一听，觉得这事儿简直太有意思了，而且彼得本人又极具说服力和人格魅力，于是我当场就答应了。
我之所以加入，还因为我对美国这个国家项目的看法。诚然，你可以用一种盲目排外的沙文主义视角来看美国，但我们当然犯过很多错误，有些历史错误在今天回头看甚至很难理解——比如在种族融合、相互尊重上的失败，当然还有奴隶制，以及我们对社会阶层关注不够，没有把国家共同体建设得更紧密，错误清单可以列很长。但在我看来，也是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从来没有过美国这样规模的国家项目。你根本不能拿1970年代的瑞典来跟美国比，对吧？那完全是两码事，当时的瑞典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单一文化社会。
谷歌知道你的一切：Palantir是在搞全民监控吗？
问：很多人一提到Palantir，脑子里想到的就是满街的摄像头在收集我们的信息。这难道没有侵犯我们的隐私权吗？还是说我们过于看重隐私了？
亚历克斯·卡普：不，首先我认为欧洲有一点做得很对：欧洲的宪政秩序同时在商业领域和政府领域严格保护个人隐私。而在美国，我们的宪法主要防范的是“政府越权”，但在文化层面上，我们对“商业巨头的越权”却远远不够敏感。
问：这很有意思，我在大学里教书时，我所有的学生都说，他们完全不介意谷歌知道他们的一切，但他们绝不希望政府知道他们的一切。这种心态很奇怪。
亚历克斯·卡普：没错，我非常支持他们警惕政府知道自己的一切，但他们严重低估了另一面的危险。他们潜意识里的逻辑是：“商业公司知道我的数据我无所谓，因为用不用它是我的自由选择。”这一点当然没错，确实是他们自己选的，但他们误以为自己脑子里的观点完全是独立思考的产物。实际上，一个人的观点充其量只是“你自己的想法”与“外部主流共识”之间不断对话的产物。
现在的年轻人严重低估了他们每天交互的科技产品对他们思想的影响有多大。正因为低估了这一点，他们才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应该对商业领域的隐私问题保持更高的警惕。事实上，外界批评Palantir的那些人里，有一部分人的担忧我是非常同情的——只不过他们找错了靶子，把Palantir完全搞反了。
你经常听到有人喊什么“Palantir打造监控国家”之类的陈词滥调。但无论从技术底层还是实际操作来看，Palantir干的事情恰恰是他们想象的反面，而且我们在保护隐私权限上的严苛程度，超过了地球上任何一家科技公司。但那些批评者有一点说得很对：如果真有公司控制了所有的数据，它们就真的能控制你的思想，或者极其深刻地左右你的认知。
问：但Palantir难道不是整个“监控文化”的一部分吗？这种文化固然有维护安全的好处，但代价会不会是个人自主权的丧失？
亚历克斯·卡普：这当然取决于你如何定义“监控”这个词。如果你是美国的敌人，正在向美军开火，或者正在策划袭击美国，又或者有人进入你的国家、要捣毁你正在干的邪恶勾当，而你在阻挠他们——虽然有很多人不同意，但我大方承认：没错，我们的产品就是用来对付这些人的。
问：那如果是我平时走在新奥尔良的大街上，你们的系统在后台记录下“看，沃尔特现在走到这儿了”？
亚历克斯·卡普：嗯，国内监控确实是问题所在。但说来奇妙，Palantir在法国以及欧洲其他一些地方被深度使用（由于保密合同限制，有些地方我不能点名）。这里面有一个极其核心的区别：“有法律授权的监控”与“没有法律授权的监控”完全是两码事。这个区别在政治上、道德上和技术上都至关重要。
政治和道德层面的道理大家都懂，但在技术上，要造出这样一个系统是极难的。比如在欧洲的法律环境下，你的软件必须做到：只有当法院签发了搜查令时，系统才能保留相关数据；而一旦搜查令过期或被撤销，系统必须能把数据彻底清除。最难的技术痛点就在于，当搜查令消失的那一秒，相关数据怎么处理？我们的产品能让机构严格遵循这套法律程序。
当然，有些人还是会说：“那依然是监控啊，你还是在监控一个被法院认定为罪犯的人。”这就涉及到左右两派的极端拉扯了：右翼的极端漫画式立场是“管他呢，把恐怖分子和罪犯统统杀光就行了”，这不是我们大多数人想要生活的社会；而左翼的极端立场其实同样是在帮倒忙，他们高喊“不，哪怕明知是顽固的罪犯，我们也绝不能监控！”
实际上，我们的产品在欧洲发挥最大威力的地方，是打击有组织的职业犯罪集团、协助边境执法（因为把人偷运入境全是由职业罪犯在操作），以及反恐案件。在涉及国内情报时，必须有类似于“合理根据”的法律依据和司法框架授权，你才能合法调用数据。在实践中，这是一种90%的社会公众都会双手赞成的执法方式。至于剩下那10%连这种合法执法都反对的人，我只能说，他们的天真最终只会把我们所有人推向某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在欧洲挫败的那些恐怖袭击全都发生了，今天的欧洲早就被极左翼或极右翼法西斯接管了——这两者本质上是一丘之貉，到那时，所有人都会被全天候24小时无死角监控。
AI上战场：战场AI技术不能拿到国内来用
问：让我们把视角拉得更宏观、更哲学一点，不只谈Palantir。今天的技术拥有极其庞大的数据采集能力，满街的摄像头、视觉追踪、人脸识别。你认为这种数据爆炸与AI结合在一起，是否会在某种程度上侵蚀人类的个人自主权？
亚历克斯·卡普：毫无疑问，如果你不去主动抵制和规范它，它不仅可能，而且必然会侵蚀人的自主权。这就把我们引向了当下的AI大辩论。在我看来，AI最好被理解为一种“原材料”，它可以被加工成行善的工具，也可以被锻造成作恶的凶器。
对这种强大力量最恶劣的滥用方式之一，就是拿去搞监控。我认为这种滥用绝大部分会发生在商业消费领域，而不是政府领域；但政府领域也确实存在这种风险。因此，我非常支持对部分技术进行严格的立法限制。
举个具体的例子：像我们在战场上使用的军用级AI技术，国家就应该直接立法，防止将这类技术用于国内。在战场上，我们必须用它，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的对手正在全力研发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不造，我们在战场上就会被彻底碾碎。根据我对整个人类历史的观察，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反战主义者，你就必须拥有一支无比强大的军队。认为靠削弱本国军事力量就能换来和平的想法，要么是半吊子蠢货的幻想，要么就是那些真正渴望战争的人提出的。
AI时代的贫富撕裂：为什么我坚决反对“财富税”？
亚历克斯·卡普：我认为，如果美国不保持高度警惕，我们最终会受到左右两端极端势力的严重影响。就拿“财富税”的争论来说吧。
美国社会目前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阶层不公，这是必须解决的，而且AI的到来会进一步加剧这种撕裂。虽然我坚信AI会创造更多工作岗位，或者质量略高的工作岗位，特别是对蓝领技工和职业教育群体而言，很多人也会通过再培训受益；但哪怕这些普通工人的薪水涨幅能达到通胀率的两倍，他们也不太可能追得上科技圈和AI圈的财富膨胀速度——因为搞AI的这帮人，身价可能会暴涨10倍、20倍甚至50倍！
面对这种撕裂，现在某些人的反应是什么？是强行推出一种“只伤害富人、却根本帮不到穷人”的政策，而且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政策最终还会顺带重创中产阶级。
问：等一下。既然你也承认AI会导致更极端的贫富分化——就像回到1890年代的镀金时代，当时的技术大繁荣同样引发了巨大的贫富鸿沟——那难道我们不应该往公共资金池里多注入一些财富，用来缩小差距吗？
亚历克斯·卡普：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你必须采取行动，但问题在于：你具体该怎么做？
按我的方案，比如设定50%的遗产税，再跟人们谈：你现在可以先缴25%，但条件是，政府每多收一分钱的税，就必须同时在政府体系内部查出相当于这笔税款一半金额的行政浪费！
为什么？因为左翼阵营有一个非常合理的批评，我完全同意，大多数人也同意：你绝对不能让那些已经是亿万富翁的人再暴富100倍，而社会上其他所有人只富了5%。这个批评完全站得住脚。但与此同时，那些懂经济规律的人也有一个同样合理的反驳：你光靠收税根本帮不到穷人，因为政府收上去的钱有一半都被低效浪费掉了！所以我的方案是：好，我们把这两个痛点绑在一起同时解决。这就跟我们当年既要抓恐怖分子、又要保护公民自由是一个逻辑。
更可怕的是，关于“财富税”，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一直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逻辑后果：为了执行财富税，政府就必须建立一套无孔不入的监控体系！因为要按净资产征税，税务局就必须搞清楚你沃尔特在新奥尔良的家里，摆着的那把长椅到底值多少钱。
问：我们先抛开实操层面的问题不谈，毕竟去评估每个人家里每件东西的价值，听起来在操作上就不太现实……
亚历克斯·卡普：抱歉，这一点我必须打断并反驳你：在AI时代，这在操作上一点都不难！这恰恰印证了你刚才担忧的监控问题。有了AI，评估每个人的全部家当并非不现实；尤其结合各种数据，AI可以推算出你拥有的每一件物品。
问：既然技术上能做到，那对富人的存量财富征税到底错在哪儿了？
亚历克斯·卡普：错在三点：第一，它根本帮不到穷人；第二，它会彻底撕裂社会共识，并且摧毁美国的科技创新文化，因为这牵涉到资产的流动性问题；第三，它的必然逻辑结果，就是把政府监控的触角伸进你私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问：那你给我一个“Palantir式”的解决方案吧。既然社会贫富差距太大，我们需要重建社会共识，除了提高政府效率之外，具体该怎么分蛋糕？
亚历克斯·卡普：核心就是搞一套“以浪费换税收”的交换式增税方案。除了刚才我提的方案，任何非财富税的增税都可以，但必须绑定一个硬性条件：政府每增加1个单位的税收，就必须识别出0.5个单位的财政浪费。这样实际转给政府的会多得多。
因为你其实是在同时解决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贫富不均”，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实质性地改善穷人的生活”。这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我非常支持像我这样的富人多交税，但必须满足三个前提：第一，不能摧毁美国的科技产业，而财富税一定会摧毁它；第二，不能扩大监控国家的边界，而财富税绝对会扩大它；第三，收上来的钱必须真正落到实处，去改善工人阶级、中上产阶级及以下群体的生活。
如果你只偏执于其中一端，你只是在制造社会分裂。而最终为这种分裂买单的，是社会上最没有话语权的底层人。事实上，在美国如果你是个真正的穷人，你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发声渠道的——因为那些嘴上喊着代表你利益的政客，他们真正感兴趣的只是“弄死富人”，而不是从结构上真正帮穷人摆脱困境。
大模型掏空企业机密：为什么客户对Anthropic怒不可遏？
问：让我们再来聊聊AI训练数据与数字监控的问题。最近你一直在非常强烈地呼吁“数字主权”。现在那些头部的大语言模型公司不仅在疯狂吸干我们所有人的数据用来训练模型，而且往往未经许可，完全是在踩着我们的肩膀建起它们的商业帝国。
亚历克斯·卡普：岂止是普通人，现在的美国大企业客户简直是怒不可遏、暴跳如雷、气得快中风了！为什么？因为这些企业突然回过味儿来了：他们花了天价的冤枉钱去买大语言模型服务，结果发现这玩意儿在工程实践上根本没给企业创造多少实际价值。
更让他们崩溃的是，企业们赫然发现：自己一边花着真金白银买单，一边竟然在免费帮大模型公司打工训练模型！大模型是怎么训练的？就是直接拿客户企业的数据去喂养模型。而在商业世界里，什么数据最值钱？当然是企业的核心专有数据！如果你在没有任何安全防护层的情况下直接裸奔使用这些大模型产品，客观上就会发生这种事。
问：这听起来有点像早年的麦肯锡等管理咨询公司……
亚历克斯·卡普：没错，但大模型干的事儿，相当于把麦肯锡的模式放大了500万倍，而且是全自动规模化复制！而且最终这套东西还会反过来出现在你的业务里，成果却成了他们的。
正因为如此，现在很多企业客户对Anthropic尤其感到愤怒。说来搞笑，我现在每天感觉有10%的时间，都花在跟各大企业的高管做心理按摩上，我得向他们解释：“达里奥（Anthropic创始人兼CEO）真的不是你们想的那种漫画里的反派，他不是《星球大战》里的黑武士达斯·维达，他们团队是真的有一套自己坚信的道德哲学。”结果企业高管们直接反问我：“既然他们标榜自己那么有道德、那么讲伦理，那他们怎么能一边收着我的钱，一边偷走我的核心数据，做成一个直接跟我抢生意的竞品来干掉我？！”
问：那么，Palantir是如何帮企业反击这种数据掠夺的？
亚历克斯·卡普：首先，我们提倡的“数据主权”，最核心的秘密——也是最显而易见、但竞争对手最难抄袭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商业利益与客户伙伴的利益是真正一致的。
我们现在大量的工作是在做客户教育。企业跑来问我们：“我们该怎么防范？合同条款该怎么签？我们该怎么安全地调用闭源模型和开源模型？”我们接连发布了一份又一份文件，而且不只是给客户和合作伙伴看的。
在技术底层上，客户使用的是我们称之为“本体论”的系统架构。这个概念当年刚被我们提出来时，同样曾遭到嘲笑，结果现在所有人都在谈“本体论”。用通俗的话怎么理解“本体论”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上下文语境框架”。这其实就跟沃尔特你现在采访我干的活儿一模一样：我嘴里天马行空地蹦出各种碎片化的想法，而你负责把它们放进一个逻辑框架里，让读者觉得既有趣又能读懂。
在企业软件里，“本体论”层同时扮演着两个角色：第一，它是“阿尔法收益创造者”，它能把大模型这种粗糙的原材料加工成真正能落地的商业价值；第二，它是一道严密的“安全防护层”，让企业可以在调用外部大模型能力的同时，绝不会被对方吸走核心机密、引火烧身。
但往更深一层说，“数字主权”的本质，是我们坚信世界上应该存在“拥有主权的独立机构”和“拥有主权的独立个人”。无论面对商业巨头还是政府机构，每个人在数字世界里都应该享有第一修正案和第四修正案的天然庇护。而在国家安全层面，比如我们在美国战争部（即国防部）做的那些极其强大的系统，或者在乌克兰、以色列战场上运行的系统——这些机构拥有自己独特的数据集、理解数据的方式以及在战场上落地执行的战术逻辑，这些绝对核心的机密，不该让任何外部主体理解。
孤岛上的硅谷：离不开军方却排斥军方，也不在乎普通美国人
问：顺着这个话题，你是否认为应该有更多的美国科技公司主动站出来，为美国的军事力量和国家抱负服务？当看到Anthropic甚至谷歌站出来说“不，我们绝不参与军事项目”时，你怎么看？
亚历克斯·卡普：硅谷是一个奇妙、独特、令全世界嫉妒的地方，而且嫉妒得很有道理。但与此同时，硅谷也是一座高度与世隔绝的孤岛。
你要知道，在整个美国社会，唯一一个让绝大多数美国人毫无争议地认为“高尚且值得尊敬”的机构，就是美国军队。而硅谷对军方的排斥简直是彻头彻尾的伪善——没有美国军方，硅谷根本就不会存在！非常感谢你提起这个历史常识：硅谷当年是怎么诞生的？它基本上就是你说的范内瓦·布什（二战期间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主任）模式，由顶尖大学（主要是斯坦福大学）、美国政府的各个部门以及发明了风险投资模式的那帮资本家，三方杂交孕育出来的产物。
那后来怎么变味了呢？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我们也犯了很多错，导致为政府服务这件事在硅谷变得“不够酷”了。不过我认为，埃隆·马斯克、我们Palantir，以及从Palantir走出去的人（“Palantir帮”），已经帮着在国防科技及其周边领域，把这种“酷”劲儿给重新找回来了。
但后来，美国科技圈确实刮起了一股非常糟糕的歪风：在硅谷那个小圈子里，向同行证明你很聪明的一种方式，就是表现得卑劣而怯懦——你会去吹捧别人、让别人觉得自己很聪明，同时暗地里把人家的知识产权转移到自己兜里。这套商业模式在硅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单位经济效益好得惊人，好到令人发指！如果你是个风险投资人或者局内人，你能靠这套把戏赚到100倍、1000倍的回报。
当然，客观地说，这种资本狂欢也附带产生了一些真正的好东西。如果硅谷没有创造出如此庞大的过剩财富，像Palantir这种离经叛道的“混蛋异类”，当年根本不可能融到钱。我们正是搭了硅谷人人都在暴富的便车，才勉强融到了活命钱——尽管我们是排在队伍最末尾、最后拿到钱的那批人。
问：但让我们回到“科技与工程应当服务于更宏大的社会价值”这个命题上。硅谷是如何打破这种契约的？是因为他们把财富建立在了那些肤浅、愚蠢、没有多少真正价值的消费娱乐产品上吗？
亚历克斯·卡普：当你打破了“财富创造”与“社会价值创造”之间那种心照不宣的隐性契约时，整个社会的其他契约也会随之崩塌。那份隐性契约原本是这样的：社会允许你发大财，哪怕你富可敌国我们也不去打扰你，前提是你确实在为整个社会创造实打实的价值。一旦你违背了这个前提，社会就会走向彻底的撕裂。
我倒不认为硅谷做的那些消费级产品完全没有价值。但你换位思考一下：假设你今天是一个住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普通木匠，你扪心自问，你觉得自己今天的生活，比30年前有实质性的、物质上的显著改善吗？我不这么认为。所以，不管客观上对不对，普通人的这种感受大体上是对的——在普通美国人眼里，事实就是：金字塔尖的一小撮人财富暴涨了100倍、200倍，而你自己的生活30年来几乎原地踏步。而且那帮人的暴富，靠的是消费主义和卖广告！
更糟糕的是，这些科技产品把社会切割成了一个个极度排他的“微亚文化圈”，极具分裂性。在每一个小圈子里，大家之所以能玩到一起，是因为彼此观点高度一致；但能够把你踢出这个圈子的“观点分歧阈值”却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苛刻。我自己就是明证：现在很多民主党人拒绝承认我是民主党人，就因为我认为党内有一部分人正在发疯。我们整个社会越来越难找到共同点。
好，这就是当下已经干柴烈火的社会大背景。然后，AI来了！这无异于往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上，全方位地泼洒高标号汽油。因为现在执掌AI实验室的那帮大佬们，正在对普通人说什么？他们在说：“你们未来的生活完蛋了，要惨透了！”
你想想看，这有多荒诞！在正常的政治运动中，领头的人都会跟大众说：“嘿，跟着我们干，未来的日子会更美好！”现在倒好，这帮推动AI运动的掌门人直接指着普通人的鼻子说：“你的生活马上就要一团糟了，你马上就要彻底失业了。等你失业以后呢，你可以靠我给你发钱活着。哦，顺便提一句，到那时候我的个人身价大概会……”
问：看起来我们同时丢掉了两样宝贵的东西：第一，科技能让普通人生活得更好的承诺，而不是只造出一些靠广告驱动的消费主义玩具；第二，一种宏大的国家抱负与国家伟大感。这两样东西似乎都消失了。
亚历克斯·卡普：这两样东西其实是紧密相连的。因为如果你真的拥有一种国家抱负，你就必须去谈论那些今天、明天就能切实改善普通人生活的事情，而不是整天恐吓大众说未来的日子有多惨，更不是去构筑一个把普通人排斥在外的精英美梦。硅谷之所以在这些重大问题上错得如此离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和真正的美国普通人说话，他们也根本不在乎。硅谷就是一座孤岛，你只要在那座岛上显得很酷就够了。
极左与极右的合流：我在德国乡村见到的前纳粹分子
问：谈谈硅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反政府情绪。但现在美国右翼阵营里也弥漫着一股极其强烈的反政府情绪，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危险吗？
亚历克斯·卡普：在Palantir，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哪怕面对一个听起来很倒退、很偏激的论点，我们也会先去寻找它背后有哪些合理的成分。
你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眼下正崛起一种极其强大的新技术，它随时可能被用来侵害你，直接或间接地剥夺宪法赋予你的基本权利；与此同时，你又亲眼目睹了政府在一系列重大危机上的糟糕表现——比如新冠疫情，我想大多数人都会承认，疫情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被管理得一团糟；再加上整个社会的“国家使命感指数”跌到了可能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低谷。
当你对政府极度不信任、国家使命感低落、觉得那些声称自己真有信念的人全是骗子，而且发现那些混得最好的人似乎跟你没多大关系时——如果你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不对政府产生怀疑，那才叫见鬼了呢！
但是，这种反政府情绪一旦走向极端，无论是极右翼还是极左翼，都会变得极不具建设性。而且为了把话说明白，我必须指出：你刚才提到的那种“极端右翼”，和我前面批评的“极端左翼”，它们本质上根本不是真正的右翼或左翼——现在的极右翼骨子里其实是左翼，而极左翼骨子里其实是右翼！法西斯运动往往就是这样，不知怎么就会产生一种难以言说的强大蛊惑力。
问：你这种深刻的洞察，是在德国求学时学到的吗？
亚历克斯·卡普：我当年在德国读书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去接触真正的“前纳粹分子”，因为我太想搞明白他们当年的真实心理了。要见到真正的前纳粹分子，你必须去德国的偏远乡下——因为在大城市里，你找不到哪怕一个承认自己是纳粹的人，城里所有人都会拍着胸脯跟你说“我们当年可恨透希特勒了”。只有到了乡下，人们才会跟你说实话。
在和这些前纳粹分子深入交谈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反犹主义当然是他们当年的动机之一，但为了历史记录的准确性，我必须诚实地说，驱动他们的很大一部分动力，其实是希特勒对他们产生的强大个人魅力，是对一种本该正当的国家使命感的恶意绑架，以及对人类天然需要的爱国主义情感的邪恶滥用。
你把这个历史教训放到今天看，为什么现在的“倒退型左翼”和“倒退型右翼”表面上看是截然相反的运动，却各自在同温层里拥有如此致命的号召力？因为右翼阵营一直被灌输一种极其简单粗暴的教条：“资本主义永远是好的，能解决一切问题。”
但关于资本主义，正确的叙事应该是：“资本主义比人类试过的其他替代方案都要好。”请注意，“比其他方案好”和“能解决所有问题”完全是两码事！传统的中间偏右翼机构把资本主义吹成了包治百病的万能药，这显然是胡说八道。资本主义确实解决了其他制度无法解决的问题，所以它更优越；但它同时也会产生极其严重的“负外部性”。
比如，它会造成令人发指的财富错配与两极分化，进而直接影响政治权力，导致整个社会结构和共同叙事的崩塌——因为一个银行账户里有10亿美金的人，和一个账户里只有100美金的人，他们活在的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世界！资本主义在底层逻辑上，天然地会给每一条人命标上美元价格，而你这条命值多少钱，直接取决于你的净资产。哪怕同样是在街上被车撞了闹上法庭，肇事司机最终赔付的金额，大概也会因为被撞的人是你沃尔特、是我，还是一个失业的蓝领工人，而有所不同。这就是资本主义天然会造成的结果。
当人类几乎退出无人机决策闭环：AI超越人类心智后，我们算什么？
问：最后，我想顺着你刚才谈到的“人的价值”，问一个终极问题：生而为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就拿内华达州的克里奇空军基地来说，那里部署着军用无人机，你们Palantir在这方面也有很深的合作。在那里，“人类”几乎已经不再处于决策闭环之中了。这让我觉得像是一个时代的隐喻：面对这种强大的新技术，问题不仅是人类在多大程度上必须留在系统的决策闭环里，还有如果未来机器真的拥有了智能、甚至产生了某种意识，人类的位置究竟在哪里？
亚历克斯·卡普：这确实触及了最核心的灵魂拷问：当人类赖以建立整套道德体系、赖以自诩为万物之灵的核心资本——也就是我们的“认知智能”——不再是人类独享的优势时，人类到底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当我们亲手孕育出一个在智力上超越我们的新物种时，我们会面临什么？
我们打从心底里坚信：在我们人类身上，除了说话的能力和算力认知能力——这些能力迟早有一天会被机器彻底超越——之外，还存在着某种更高维度的东西。那种东西就叫做“人性”：它是艺术性的、是个体化的、是独特的、是不可替代的，它更有价值，必须受到保护。
资料来源：《The Builders》，主持人沃尔特·艾萨克森对话Palantir联合创始人兼CEO亚历克斯·卡普，2026年8月6日录制、11月10日上线，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4mV4IClDl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