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房建在田里-中国乡镇企业四十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markzou的笔记 ，作者：markzou1988

1992年1月，邓小平到顺德容奇，看了一家冰箱厂。看完问身边的人：这算乡镇企业吗？陪同的人说是。

几天后，他在这个地方讲了"发展才是硬道理"。

那时候乡镇企业已经很大了。全国工业产值里它占四分之一，有些县里，它的产值超过了农业。但它究竟是哪一种企业，没人说得清。工商登记没有这一栏，法律上没有这一条，统计口径前后换过好几回。苏联没有，东欧没有，西方国家更没有。它是中国农村自己长出来的东西，长到很大了，还没有名字。

一、田里的工厂

1956年，无锡县席祁村有三个手艺人凑钱买了工具，合伙修木船。作坊没有名字，客人都是本村的，生意不错。

1958年公社化，席祁村改叫春雷大队。作坊被收编，门口挂了块牌子：春雷造船厂。工人从3个变成几十个，除了修木船，还能造30吨的大木船。

三十多年后，有人把它考证为"乡企第一厂"。当时没有人这么想。那一年全国都在办厂，村村冒烟，这个修船作坊只是其中不起眼的一个。

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县县发展工业，乡乡举办工厂，社社积极参加"，各地办起小钢铁、小煤窑、小机械、小水泥、小化肥，统称"五小工业"。中央的算盘很实在：国家拿不出那么多投资，就让农村自己解决工业品。

接下来的二十年，这些厂子几起几落，始终没有名分，也没真正死掉。

1966年，河南巩义回郭镇七个农民办了个公社农机修造厂。家当是一盘土烘炉、一个手摇石磨当砂轮、三座旧庙白天做车间晚上当宿舍，原料是回收的废钢铁。他们用"滚雪球""母鸡下蛋"的办法，一个厂带一个厂，办起砖瓦厂、电器材料厂。到1976年，这个公社有83个企业、4843个职工、2060万元产值。

1968年，华西村支书吴仁宝带人偷偷办了个五金厂。那年全村农业产值24万元，20个人的五金厂干了三年，也是24万元。

1969年，24岁的鲁冠球丢了工作回村。中央有个文件，允许每个公社办一个农机修配厂。公社把他请去接管宁围农机修配厂。他变卖了准备盖房的材料，凑了4000元，带着6个农民，在一间84平方米的平房里生了火炉、拿起榔头。

1975年，东阳横店大队支书徐文荣接手一家快倒闭的缫丝厂，第一件事是没钱。他跑到公社39个大队挨个游说，凑起50254元的三年无息借款，又往银行跑了几趟，贷出26万元。

1977年冬天，天津静海大邱庄选支书，底下的农民把话挑明：谁能带大伙致富谁当。禹作敏接了。转过年来，他东拼西凑借了15万元，买回国营厂淘汰下来的旧冷轧机，照着仿了两台，拼出一条冷轧带钢生产线，1978年10月投产。当年收回全部投资，还清集资款，净赚30万元。这个村当时的劳动日分红是两毛钱。

到1974年，全国社队企业产值180.9亿元；1978年是493亿元，四年涨了1.7倍。1977年时，全国有139.2万个社队企业、2328万人，工业产值大约占全国的十分之一。

这些数字背后的事很简单：计划经济把农民按在土地上，却没能给农村足够的活干、足够的现金。办厂是农村自己找的出路，也是当时唯一能找到的出路。

二、承包制之后

1978年之后，故事换了动力。

包产到户给了农村两样东西。一样是钱，粮食多了，手里有了能投出去的现金。另一样是人，原先藏在集体劳动里的富余劳力，一下摆到了明面上。

按道理这些人该进城。但那时候进不了。于是有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工厂办在村里，人在家门口上班。

后来很多研究把这种选择叫"二元结构下的无奈之举"。话没错，但"无奈"两个字盖住了一点东西：在人不许自由流动的年代，农民用把工厂搬回家的办法，绕过了这道限制。这不是规划出来的，是被逼出来的，但它确实管用。

政策给了背书。1979年十一届四中全会提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配套的是减税免税、农行划出低息贷款、要求城市工业把零部件扩散给社队企业、把社队企业的产供销往计划里塞一点。

五年下来，产值从493亿到1017亿，每年涨两成；人从2827万到3235万。

江浙的做法更灵活。萧山、绍兴一带的公社普遍是"集体搭台、能人唱戏"：厂房设备归集体，经营交给有手艺有门路的人承包。这个安排后来分出两种命：有的人在改制时把厂买了下来，比如鲁冠球、徐文荣；有的人在产权界定的时候出了局。

这一段的社队企业基本是清一色集体所有制。有效率，但效率来自东西不够卖，不是来自谁更努力。

三、1984年：一次改名

1983年，人民公社撤了，乡政府、村委会顶上来。行政上的"社"和"队"一没，企业的名字就悬空了。

1984年3月，中央下发4号文件，转发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把"社队企业"正式改叫"乡镇企业"。据农业部门的人后来回忆，当时主持农村工作的万里主张用"乡镇"不用"乡村"，是想借这个名字带一带小城镇。一个名字，把企业和地方绑在了一起。

改名的背后是三条实打实的松动。

所有制从"两个轮子"变成"四个轮子"。乡办、村办之外，联户办、户办也认了。农民自己干，从此有了说法。佛山走得更远，提"五个轮子一起转"，镇、村、社、体、户，个体和联办都算乡镇企业，一样给扶持。

"三就地"破了。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不再作数，原料可以外面买，货可以外面卖。

产业也放开了。运输、小城镇建设、农产品加工、给大厂配套、短平快的科技项目，都允许干，税收信贷还给优惠。

结果是一场真正的爆发。1984到1988年，企业从606万个涨到1888万个，从业从5208万人涨到9545万人，增加值从633亿元涨到1742亿元，四年涨了175%。光一个佛山，到1992年就有64474家乡镇企业，产值284.57亿元。

1987年是个坎。乡镇企业产值4764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2.4%，头一次超过农业。乡镇工业的产值占到全国工业的四分之一。中国农村的主导产业，这一年从种地变成了做工。

各地长出了不同的样子。

苏南是乡镇政府主导、集体为主、靠着上海南京的辐射。费孝通1983年到苏锡常转了一圈，回去概括成"三为主、一共同"：以乡镇企业为主、以集体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主，实现共同富裕。这个词后来被各地学了十几年。

温州是另一路。家庭工业加专业市场，前店后厂，个体私营为主体。1985年《解放日报》头版登了《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温州模式"这个词第一次上了报纸。这条路当时争议最大。

珠三角靠着港澳，从"三来一补"起步。1978年顺德容奇镇跟香港一家制衣公司签了补偿贸易合同，是全国最早的一批。

还有一路常被漏掉：晋江。1985年，安海镇的许连捷和亲戚朋友、香港天利贸易公司、安海镇政府三方各出三分之一，凑了136万元，办恒安，做卫生巾。国资、民资、外资三三开，谁也不算大股东，镇政府的人当董事长。这个结构在当时解决了两件事：身份合法，还有钱和眼界。十三年后恒安在香港上市，今天心相印、七度空间都是它家的。

1984年像是这个类别的成年礼。它从一个挂在公社下面的生产单位，变成了自己能做主的经营主体，虽然产权还是糊的。

四、治理整顿三年

1988年底，经济过热，通胀上来，供求失衡，全国进入治理整顿。

乡镇企业的方针改成"调整、整顿、改造、提高"，控制贷款，压缩基建，效益差、耗能高、污染重的关停并转。三年里增速掉到13%、14%，少了近300万人。

但风逆着吹，也吹开了另一扇门。国内市场软了，政策转去鼓励乡镇企业做出口，加强出口体系建设，给出口企业新的扶持。1991年，乡镇企业出口交货值比1988年涨了近两倍，占全国出口商品的比重从15.2%升到29.7%。

也是在这几年，"戴红帽"成了普遍现象。私营企业挂集体或乡镇的名义注册，交管理费，换一个合法身份。温州柳市做低压电器的南存辉、胡成中，八十年代中期都是从柜台和作坊起来的，挂靠集体名义经营，一直到九十年代才陆续摘帽。

帽子是保护，也是成本。产权挂在别人名下，说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

这一轮逆风做成两件事：把乡镇企业推到了国际市场上；也让所有人第一次算清楚，那顶集体帽子到底值多少钱、又要付多少代价。

五、第二个高峰

1992年南方谈话，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形态上最后一道关口过去了。

政策一个接一个。国发〔1992〕19号、〔1993〕10号文件连续肯定乡镇企业的地位，把它定成国民经济的支柱、中小工业的主体。中西部开发提上战略位置，东西合作铺开。股份合作制在江苏、山东、浙江大面积推开，"八五"期间这几个省集体企业改成股份合作制的比重都在一半左右。

前几年戴红帽的，纷纷想办法摘。

数字冲到了顶。1992到1996年，企业从2092万个到2336万个，增加值从4485亿到17659亿，占GDP从16.7%到24.8%，人从1.06亿到1.35亿。

1996年，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6.35万亿元，接近全社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乡镇企业法》这一年通过，1997年1月1日施行。这个说不清是什么的东西，终于有了自己的法律。

1998年的数字：增加值22186亿元，占GDP 27.9%；上交税金1583亿元，占全国税收20.4%；出口交货值占全国34.8%；乡镇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的46.3%。

这是顶。

但顶的意思，是支撑它的东西同时在撤。九十年代中期往后，中国经济从全面短缺转到相对过剩，卖方市场成了买方市场；国企改革往下走，乡镇企业的制度优势一点点消失；银行商业化、分税制，钱也不便宜了。短缺、体制差、便宜的钱，三样同时到期。

六、1997年：分水岭

1997年是这条线的转折。

外面是亚洲金融危机、国内供大于求、国企挤压、融资收紧。里面是产权糊、规模小、技术弱、管理粗放，"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摊子撑不住成本了。

这一年的增加值增幅比"八五"平均低了24.3个百分点，人比上年少了458万。

政策的注意力也移了。同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一个新词，接替了"乡镇企业"的位置。

真正的动作是改制。1997到2002年，全国159万家乡村集体企业里，95%做了各种形式的产权改革，其中139万家转成民营和个体。混合型、民营、个体的增加值，占到乡镇企业增加值的九成以上。

手法很土，就五个字：转、租、包、卖、并。股份合作制改造、组有限责任公司、租赁、承包、拍卖、兼并、管理层收购、摘帽。

各地节奏不一样。

顺德最快。1992年它成了全国第一个综合改革试点的县级市，1993年下发《关于转换机制，发展混合型经济的试行办法》，提"靓女先嫁"，先把好企业改出去。到1996年底，市镇两级1001家国有、集体企业全部转完。当地有句话，"转得快，好世界"。

盛泽的例子更具体。1997年，镇里把村办盛虹染厂5000万元动产卖给厂长缪汉根和中层以上干部，年底股金做到1000万。改制半年，就兼并了邻镇一家染厂。同一年，这个镇村办工业吸引的私人资本超过1.5亿，是前三年投入的总和。

西部慢。云南曲靖到2003年末完成97.7%，重庆九龙坡2005年全部改完。差着五到八年。

结果是数量下去，效益上来。1998年企业2004万个，比1995年少199万，营业收入却做到89351亿元，净利4635亿。

集体资产也换了形态。调查显示，改制之后，集体资产主要变成三种东西：物业、征地补偿款、转制企业的股金。从办企业，变成收租金、拿股份。

把这一轮简单叫"私有化"，会漏掉要点。它做的其实是把糊着的集体产权，兑换成能交易的权利。代价是集体的保障功能没了，收益是企业活了下来。

七、改制之后

同一场改制，走出来的样子差得很远。

做大的一批

1968年，顺德北滘镇的街道干部何享健带着23个居民凑了5000元，办了个做皮球、瓶盖的塑料作坊。1992年，顺德只有一个股份制试点名额，他抢到了。1993年11月12日，美的在深交所挂牌，是中国第一家由乡镇企业改组而来的上市公司。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美的空调从行业第三掉到第七，外面传着要被科龙并购。何享健把创业元老劝退，引入事业部制，把30岁的方洪波提上来管国内营销。1999年7月开始筹备MBO，2000年底做完，北滘镇政府退出。2012年他把董事长交给方洪波，自己退了。今天美的在世界500强里。

鲁冠球的路数不一样，他动手更早。1980年全国汽车零部件订货会，乡镇企业身份进不了场，他在会场外面用低价把订单拿了。1988年，他拿1500万元向宁围镇政府买断股权，管这个叫"花钱买不管"。1989年，万向成了全国十家股份制试点企业里唯一一家乡镇企业。1994年万向钱潮上市，2001年收购了美国纳斯达克的UAI。

沙钢是1975年凑的45万元：县财政贷款20万，锦丰轧花剥绒厂攒了25万。没有电，拿一台1225匹的柴油机拖着轧机转；没有原料，去周边大钢厂收边角料回来重轧。1984年之后，厂长沈文荣判断"以钢代木"不可逆，专做钢窗钢，那是大厂不愿做、小厂做不了的活。今天它是中国最大的民营钢企。

盛泽一个镇，出了两家世界500强。恒力是1994年陈建华借债369万元，买下南麻镇办集体织造厂，改名吴江化纤织造厂，2003年组建集团；盛虹是1992年缪汉根接手一家不到百人的村办砂洗厂，1997年改制买下来。两个人同镇，都是做纺织，都从一滴油做到一根丝。

魏桥要单说一句，它其实不算乡村集体，是供销社系统的集体企业。1981年，扛了17年棉花包的张士平当上邹平第五油棉厂厂长。那年国家放开粮油，他带人跑河南、安徽收棉籽大豆花生，把季节性的活做成全年干，1984年做到400万利润，全国供销工业第一。1985年棉花大丰收卖不出去，全厂200多人集资89万，上了52台毛巾织机；毛巾厂三年攒下600万，全投进1万纱锭的棉纺项目。后来电不够，自己建电厂；电多了，又倒逼出电解铝。张士平自己说，"就像和面一样，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今天魏桥是全球最大的棉纺织企业和最大的铝企业之一，从2012年起连续入选世界500强，到2026年是第15年。

波司登的起点是1976年常熟白茆山泾村的一个缝纫组，11个裁缝，8台缝纫机。高德康常年骑自行车往返常熟和上海，单程一百多公里，清早送货，交完货买面料连夜赶回来。1983年他去看了第一届上海羽绒博览会，回来打定主意做羽绒服。

格兰仕原来是顺德桂洲的羽绒厂，梁庆德做羽绒外贸时练出的一套打法——贴牌、全球渠道、把成本压到极限，后来原封不动搬到了微波炉上。1992年转制更名，1993年第一台微波炉下线，1996年打价格战，把零售价从3000多元砍到1000元以下。

福耀是1983年曹德旺承包了福清高山镇一家连年亏损的乡镇玻璃厂，当年赚了20万。合伙人觉得政策不稳，说"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吵着要把钱分了。最后只剩他一个人接着干。

横店是1975年那家靠众筹起家的缫丝厂。二十年后谢晋要拍《鸦片战争》，找不到景，徐文荣三个月给他造了一座城。今天横店做电子、医药、影视，集团资产过千亿。它的产权形态一直特殊，社团所有制，不属于任何个人。

红豆是1983年周耀庭接手濒临倒闭的港下针织厂，借村口那棵千年红豆树给产品起名。1992年成立江苏第一家省级乡镇企业集团。1995年百万年薪招总经理，2004年22个高管竞选、50个股东投票选总裁，它把改制做成了治理试验。

江阴、无锡还有一批"两次改制"的：海澜、远东、双良。九十年代末先改成股份合作制，2000年前后又把股权往经营者手里集中一次。这批企业是今天苏南民营经济的基本盘。

易主与消失

科龙最能说明问题。

1984年，顺德容奇镇办起珠江冰箱厂。厂长潘宁用手锤、手锉，拿汽水瓶当试验品，敲出了中国第一台双门冰箱。1991年容声卖了48万台，全国第一，之后连着九年第一。1996年科龙在香港上市，是顺德销售额最大的家电企业，在全国100家最大经营规模乡镇企业里排第一；1999年又在深交所上市。

但上市的时候，容奇镇政府独资的公司还控股80%，员工持股20%。潘宁始终是个"看守者"，不是所有者。1999年他退休走了，此后企业几易其主，2005年被海信接盘，就是今天的海信家电。

万家乐、华宝、康宝走的是同一条路：改制、上市或引资、控制权转手、品牌还在或收缩。康宝1988年做出世界第一台消毒碗柜，华宝曾是顺德空调"四大家族"之一，今天多数人只记得牌子。

健力宝更彻底。三水的地方集体企业，1984年跟着中国代表团去洛杉矶奥运会，一炮而红。后来在股权和人事上反复拉扯，品牌几度易主，基本退出了主流。

乐百氏是另一种消失。中山小榄的乡镇企业发展起来，2000年被达能收购，声音就渐渐没了。同镇同期的华帝活了下来：1992年7个创始人各出10多万，股份均等，约法三章——亲戚不进公司，5万元以上支出要两个人签字，大事举手表决。1999年7个人一起退出一线，请职业经理人来管。吴敬琏专门去看过这个案例。

留下的产业

这是九十年代之后最容易被忽略的一条路。

很多集体企业改制后并没有长成大公司，而是散成了成百上千家小厂，围着一个品类做，分工细到极致。单看哪一家都不起眼，合起来占掉全国、甚至全球市场的一大半。

澄海玩具是这么来的。改革开放初期，澄海的集体工艺厂通过"三来一补"转做玩具。1985年全县玩具厂和作坊406家、近万人、产值3600万。1995年近1000家、5万人、产值头一次过10亿，出口7200万美元，占全市出口的27%，成了第一支柱。一批村子成了玩具专业村，几个镇又把专业村连成专业镇。1996年玩具协会成立，行业从各干各的变成抱团。今天澄海有6万多家玩具企业，占全球塑料玩具约三分之一的产能，2025年产值过了500亿，奥飞、星辉、实丰都上了市。

古镇灯饰的起点更偶然。1981年，中山古镇海洲两个青年从香港带回两盏壁灯，村里人拆开看，照着做。1982年10月，袁达光叫上5户人家，做出近1000盏壁灯，每盏毛利五成以上。1983年，五个人各出1万，合股办了裕华家用电器厂。1995年镇里把灯饰定为支柱产业。1999年办第一届灯博会，没有场馆，政府把"灯饰一条街"两头一拦当展场，6天来了近40万人。今天古镇灯饰占全国七成、全球近一半的份额，连周边3个市11个镇街，一年产值过千亿。

同类的还有诸暨大唐的袜子、永康的五金、白沟的箱包、佛山的陶瓷、晋江的鞋。还有两个"无中生有"的：江苏泰兴黄桥镇把小提琴做成了出口生意，河南兰考徐场村用防风固沙的泡桐树做出民族乐器。

这些地方，乡镇企业的组织没了，产业能力留下来了。今天讲县域经济、讲专业镇、讲特色产业集群，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的后半段。

三个村子的结局

一直坚持"不分家"的村企，后来的结局各不相同。

华西1968年从五金厂起步，1999年华西股份上市，叫"中国农村第一股"。顶峰之后，钢铁主业碰上强周期下行，多元化又伸进文旅、金融、海工这些陌生行当。328米的龙希国际大酒店投了30亿，其中20亿是200户村民每户1000万凑的。2016年一季度集团负债389亿，2021年村里出现排队兑付。2023年7月，村委会把华西集团80%的股权以1元转让给江阴国资背景的联华基金，实际控制人变成江阴市国资办。

大邱庄走的是另一条。1978年靠15万和一条旧冷轧线起步，1983年成立农工商联合总公司，1987年改四大公司，1992年升成尧舜、万全、津美、津海四大集团，工业产值40.28亿元，4400人的村子有16辆奔驰。1993年之后，政企分开，四大集团改制，集体经济转民营，"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陆续取消，村改成了镇。今天大邱庄有600多家企业，几乎全是民营，是全国最大的焊管和冷压弯型钢基地。全国每5根焊管，有1根出自这里，三峡、奥运场馆、大兴机场都用了它的货。

南山在山东龙口，也是村集体控股，也大举对外投资，109家，横跨铝冶炼、石化、金融、教育、旅游。但它有董事会决策、监事会监督、高管层受权经营的机制，设了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独立风控岗，投资基本围着四大产业园的上下游转。今天3家A股、1家港股，没出过同类的事。

三个村子，都姓集体，差别在决策有没有人管得住。

仍在持股的集体

不是所有的集体都退干净了。有一批村没有把企业卖掉，也没有让它散掉，而是把它改成一家普通公司，自己留在股东名册上。数量不多，但还活着。

永联是一个。张家港南丰镇永联村，1970年在江边围垦建村，最初254户、700多人、近800亩地，是全县最小最穷的村。永钢从这里起来的。

它的安排跟一般想象相反：村党委书记吴惠芳公开讲过，钢铁主板块管理层持股75%、村集体持股25%；其他板块"四六开"，管理层40%、集体60%。理由说得很直白——把单位效益和管理层个人利益捆在一起。

为此村里做了两次清资核产，把永钢从集体资产里剥出来，"村归村、厂归厂"，让企业按现代企业制度自己跑。集体留下25%，拿分红：1.01万名经济合作社社员，年人均现金分配约1.7万元，村民优先就业，永钢连续十多年每年捐2000万元支持周边养老、慈善、文体。

查工商登记会看到另一套数字：永钢集团的股东里，永联村经济合作社直接持股7.89%（早年是24%），大头在永卓控股（33.68%）和永润投资（32.34%）这些平台上。永卓控股2025年营收1655亿元，在民企500强里排第48位。村集体的资产装在这类公司里，不直接写在钢厂名下。

航民走的是另一条路，集体控股。

杭州萧山瓜沥镇的航民村，1979年东拼西凑6万元、再借6万元，办了个漂染厂。1982年利润过百万，是萧山第一个利润超百万的大队。1999年搞产权改革，3.25亿元净资产，56%留集体，44%量化到村民、职工和管理骨干。比例是村龄股40%、工龄股40%、贡献股20%。朱重庆管这个叫"分桃论"：十个桃子，四个给土地公公（村民），四个给浇水施肥的（职工），两个给选种剪枝的（管理和技术）。后来三次配股，变成集体51%、个人49%。

1998年航民集团联合万向、杭钢等6家成立浙江航民股份，2004年8月上交所上市，是浙江第一家村集体控股的上市企业。今天航民实业集团持航民股份46.82%，是第一大股东。村集体每年从集团拿约5000万元分红，一半发福利，一半用于村建。2023年分红5490万元，村民分到2690万，村委会留2800万。村民人均持内部股19.21万股，年分红1.8万元上下。

按2025年营收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里，这一支还有几个：

反面的一批也在同一张榜上退了场。三房巷的村委会在2000到2006年两次改制后彻底退出，现在由卞氏家族控制；长江润发的村委会只剩10%，家族持52.34%；华西2023年转给国资；陕西宝鸡东岭村进了破产重整；山东西王村的多板块互相担保，一个板块出问题牵动全盘；临沂沈泉庄的华盛江泉，钢铁、焦化、陶瓷同时在周期下行里承压。

制度在这一层也变了。2025年5月1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施行，第一次从法律上写清楚：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依法出资设立或参与设立公司，以出资额为限担责，不适用破产法的规定。配套的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还有一句，"不对集体收入提硬性目标"——等于承认集体经营有风险，不逼着村里非赚不可。

在这之前，地方已经摸索出一种新东西：强村公司。浙江2023年专门发过文件（浙农政发〔2023〕1号），把它定义成"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投资、参股组建公司实体，或入股县、乡级联合发展平台"，要求主要经营集体资产的公司原则上由村经济合作社控股。做法有四种：资产经营、社会服务、订单生产、工程承揽。

苍南马站镇是个具体样子。中魁、下魁、雾城、兴岙、草屿五个村联合出资，用"国企＋镇＋村集体"的结构组公司，村集体持股51%、运营团队49%，收益走股金、租金、薪金、慈善金四条渠道。2025年五个村集体营收336.94万元，提供320多个岗位。镇这一级现在的角色，主要就在这种联合平台里，不再自己去办厂。

这一支有个绕不过去的矛盾。航民朱重庆说过一句："有时筛选项目宁愿错过，也不愿错投，集体资产我们不敢亏，也亏不起。这也是看不见的损失。"

一句话两面。航民四十年没出大事，账上趴着30亿元现金，村民年年分红；但它的增长一直不快，2015年提的2020年做到200亿产值，到现在没实现。反过来，放开手脚的那些，华西跨界投文旅金融、三房巷在行业高点高溢价收购扩产、西王多板块互保、东岭用贸易规模撑营收再砸重资产，规模都上去了，风险也跟着上去了。农业农村部对强村公司的表态也很谨慎，说这类公司直接参与竞争会增加风险，"实践中也有不少因不能有效控制风险而导致经营失败的案例"。

所以这一支的真实状态是：数量不多，规模不小，但增长逻辑和当年的乡镇企业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它们不再是农村工业化的载体，而是集体资产的持有平台。前者要的是扩张，后者要的是不亏。永联让管理层持75%、集体留25%，航民让集体控51%、个人持49%，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种解法——集体这块资产，怎么既让它生钱，又不至于被一次决策赔光。

回到农业

1997年"农业产业化经营"提出来之后，有一批乡镇企业调头做农产品加工，成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山东诸城的得利斯、莱阳的鲁花是这一路的代表：起点是乡镇或供销系统的加工厂，做的是把散户组织进标准化生产，最后做成品牌食品。

绕了一圈，又接回了农业。这其实是1958年办社队工业的初衷。

八、名字的退场

名字退场和实体退场是两件事。上面那一支说明，实体没有全退；但"乡镇企业"这个词本身，1997年之后是分三层退掉的。

先退的是身份。政策对象从乡镇企业改成了民营企业、中小企业。2003年《中小企业促进法》施行，2005年"非公36条"出来，政策按所有制和规模划线，不再按"是不是办在农村"划线。

再退的是话语。1997年提出"农业产业化经营"，之后是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县域经济、乡村特色产业、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政策说的重心，从"农村办的企业"挪到了"在农村办的产业"。

最后退的是机构。农业部乡镇企业局改成农产品加工局，还挂着"乡镇企业局"的牌子；2018年机构改革，设乡村产业发展司（农产品加工指导司）。现在这个司的职责表述里，"乡镇企业"只跟乡村特色产业、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农村创业并列，是五项里的一项。

统计也停了。2012年之后《中国乡镇企业年鉴》不再出版，2014年起干脆改名叫《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年鉴》，乡镇企业的连续数据就此断掉。今天常被引用的"2017年底乡镇企业总产值85万亿、从业1.64亿人"，是农村二三产业的口径，跟1998年那组数字不能直接比。这一点，写文章的人最容易弄错。

差在哪，是两件事。

一是主体换了。1998年那2004万个企业里，乡村集体企业还是主体；2017年那3200万个主体里，集体企业只剩13万个，占0.4%，从业人员350万，占2%。同一块招牌下面，站的人已经完全换了一批。

二是边界扩了。2017年那个数把2500万个个体工商户，以及返乡下乡新农民和工商资本在乡下办的630万家企业，一起装了进去。1998年的口径里没有这些。

能直接比的只有增加值：从22186亿元到20万亿元以上，占GDP从27.9%到约四分之一。总量上去了，份额基本没动。这大概是这条曲线最后能告诉人的事——它长成了另一批企业，不再是国民经济里一块不断膨胀的飞地。

留下的曲线还在往前。2018年上半年，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16亿人次、营业收入4200亿元；返乡下乡创业的人累计超过740万；2023年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到了2.8比1。

这不是改名游戏。是政策的重心真的挪了：从扶持一类企业，变成培育一个产业生态。

九、今天的位置

不用去档案馆。去顺德北滘，美的总部在那里；去萧山，万向的车间在转；去吴江盛泽，织机还在响；去晋江安海，恒安的厂还在出纸；去中山古镇，一条街上几千家灯店。牌子都换了，人和产业还在。

要说清楚它们的分布，一张表比文字省事。

结语：一笔总账

先把账算一下。

二十年里，它把一亿多农村劳力就地转进了二三产业。这件事避免了几亿人往大城市挤，也避免了随之而来的贫民窟。它每年给农村提供三四百亿的补农资金。1985年外资企业在中国雇了6万人，1990年是66万；同期乡镇企业雇的是6980万和9270万。改了中国农村面貌的不是外资。1978到1988年，中国贫困人口减少1.54亿，黄亚生把这个十年称作改革三十年里最了不起的成就，功劳归给农村工业化。这是他的判断，他后面那层推论——多数乡镇企业其实早就是私营的——学界并不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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