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下真实的生活账本被挖出来了，上面记了啥？

两千多年前的一个五月，江陵县丞写下了一份特殊的文书：他要为一位叫“遂”的五大夫，向阴间报备一份家产清单——男奴28人、女婢18人，轺车二乘、牛车一辆、马十匹。墓主人叫遂，爵至五大夫；地下丞，是他即将赴任的新上司。他需要把阳世的家业，一一报给另一个世界。

同一批墓葬里，另一枚竹简上却只写着：“圣。能田一人，人口一人。田八亩。贷种食八斗。”没有人知道圣的爵位，也没有人记录他的车马。我们只知道，他是郑里25户贫民之一：八亩田，春天向官府借八斗种子，秋天要试着把账还上。

江陵凤凰山汉简《遣册、告地下官吏书》。来源/荆州博物馆

一封信要寄给另一个世界，一页账要记给阳世的官府，同一片江陵，同一批墓葬，凤凰山的泥土里，埋着两份如此截然不同的文书。“遂”把阳世的家业，报给阴间的“地下丞”；“圣”的名字与八亩田、八斗种，则被写进《郑里廪簿》。当它们同时出现在今天，史书里的“轻徭薄赋”便不再只是帝王本纪里模糊的记载，而成了一份可以逐笔核算的账目。

“十三年五月庚辰，江陵丞敢告地下丞：市阳五大夫遂，自言与大奴良等廿八人、大婢益等十八人、轺车二乘、牛车一辆、马四匹、駠马二匹、骑马四匹。可令吏以从事，敢告主。”

这是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出土的“告地策”：汉文帝前元十三年（前167）五月，江陵县丞向地下世界的官吏报备——一位名叫“遂”的五大夫入葬，随身带去男奴28人、女婢18人，轺车、牛车共3辆，马10匹。与清单对应的，是墓中整整齐齐的随葬：木俑46件，或持农具，或佩剑，或骑马，或驾车，或操舟；另有轺车、安车、牛车模型各1辆，船1件，马10件。竹牍与实物，大致相符，正如汉代时期的思想“事死如事生”，阳世的家业，被原样搬进了阴间。

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的漆木彩绘三鱼纹耳杯。来源/荆州博物馆

若将“遂”的家业视为一个标尺，那么他已超越了地方官宦地主阶层的普通水平，跻身于顶端的少数群体。这46名奴婢与成队的车马，不再仅仅是陪葬的明器，而是墓主人生前财富与社会地位的化身，折射出文景时期的现实状况。

凤凰山汉简，1973年起出土于湖北江陵纪南城东南的凤凰山，属西汉早期墓葬文书。墓葬中的竹简共400余枚、木牍9枚，墨书隶体，字迹大多清晰可辨，总字数3200多个；其中八号、九号墓出土的竹简皆为遣策，即随葬物品的清单。这批材料大多出自基层：随葬遣册、借贷名册、赋钱记录、刍稿税账——记的是一户人家有多少田、几个能劳动的人、借了多少种子、每月交给官府多少钱。

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展。来源/荆州博物馆

若把这批材料比作一本书，帝王本纪写的是封面，凤凰山竹简写的则是正文中的日常账页。最动人的一页，是《郑里廪簿》。

“廪”即粮仓。这份簿册完整记录了郑里25户的人口数、能田人数、田地亩数和贷种食数量，可将其理解为贫民在春耕前向官府借种子的记录，如下所示：

平均下来，每户约24.7亩，每名能田者约9亩，每口人约6亩。这距离典籍中“一夫百亩”的理想图景，还是有些差距。八斗种子，对户人“圣”而言，是春播的启动资金，也是一笔必须还上的官债，春天从仓里领走八斗，秋天就要从收成里还回去。若风调雨顺，贷种可以清偿，家里还能留下一点口粮；若雨水失时，不仅交不回粮，还要忍受饥饿。对圣来说，他一直惴惴不安的，就是种子下地之后，能不能活到秋天且丰收，仿佛一个巨大的赌注。

《郑里廪簿》记的仅是郑里贫民，不是江陵的全部农户。簿中所载多数户没有爵位，属于当时地位较低的群体。它呈现的是一个最需要救济的截面，而不是一幅完整的全景图。

凤凰山出土简牍。来源/湖北考古博物馆

也正因如此，同一批材料里的另一重对照才格外刺眼：遂拥有46名奴婢、成队车马，圣只有八亩田、八斗种子。二者并非处于两个时代，也不是两个地区——它们同属文景时期的江陵，同被埋进凤凰山的泥土，又在两千多年后同被释读出来。这对于研究汉代文景时期基层社会结构，有很大的帮助。

文景之治留给后世最鲜明的印象，是“轻徭薄赋”。文帝十三年（前167）六月下诏：“除田之租税”，到景帝二年（前155），又“令民半出租，三十而税一。”这些都不是史家的空泛赞词，而是可以核查的帝王诏令。

田租确实减轻了，但田租只是农户负担的一部分。凤凰山十号墓出土的四号木牍，记录着市阳里、郑里从二月到六月征收赋钱的过程：

“市阳里二月百一十二算，算卅五钱，三千九百廿……（四月）凡五千六百八十八。”

“市阳里二月百一十二算，算十钱，千一百廿……口钱。”

“市阳里二月百一十二算，算八钱，八百九十六……传送。”

“郑里二月七十二算，算卅五钱，二千五百廿……算十钱，七百廿，口钱。”

里中每月都要“定算”，也就是核定应纳人数：市阳里二月112算，三月109算，六月增至120算。人口不是固定在纸上的数字，而是会随着迁移、死亡、出生和户籍变化不断调整。里正“偃”负责收钱，西乡佐“缠”“赐”等负责接收转交。“吏奉”是吏俸的摊派，“口钱”按口征收，“传送”与运输、服役相关，或可视为徭役的货币化支出。

这里的“算”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算赋”，拥有看法不一的结论；但能确定的，是文景时期存在按月、按不同名目向人征收赋钱的情况，里正、乡佐经手，程序清晰。至于这些“算钱”是否分别对应后世标准化的算赋与口赋，不宜轻率断言——我们不能拿着一纸汉初竹牍，直接套进后世制度史那张整齐的表格里。

六号木牍还记了“刍稿税”，即饲草税。平里、稿上里的征收分“户刍”“田刍”“田稿”三类：

按户征收的户刍，占平里全部刍稿记录（约33石6斗1升半）的八成——名义上带“田”字，实际大头却摊到了每户头上。牍文里“八斗为钱”“二斗为钱”的记载还显示，一部分刍稿可以折成钱、谷缴纳。有学者据此主张户刍实为按户征收的“户赋”，与按顷征收的刍稿税本是两个并列税目，学界尚有讨论。

对无地或少地之家而言，户刍是相对刚性的负担：年景好坏决定收成多少，每户的份额却往往要先交足。于是，文景时期的税负结构呈现出一种微妙的差异——田租减轻，按亩征收；算钱、口钱、传送却按人、按月流动；户刍按户征收，与土地多少没有直接关系。对田地较多的农户，田租减免感受明显；对圣这样田地少、人口又需承担赋役的家庭，其他名目的支出仍会长期存在。“三十税一”很重要，它说明汉朝廷有意减轻制度性负担；但真正决定一家人生计的，是田租之外，还有哪些钱必须交、哪些债必须还、哪些人力必须投入。

《史记·平准书》留下了文景、汉武之际国家富足的经典画面：

“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文景、汉武之际国家富足。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

经过长期休养生息，国库、粮仓与民间财富都在恢复。但文景之治并非只有祥和的一面。《平准书》紧接着还写道：

“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

财富积累与土地兼并、豪强坐大，往往是同一过程的两面。这并不意味着文景之治是虚誉——恰恰相反，倘若没有减租、薄赋与延缓傅籍，圣这样的家庭只会更艰难。

减负是真的，负担还在也是真的。汉初的统治者做对了一件事：账算得清。田租按亩，算钱按口，户刍按户，一笔一笔都落在有名有姓的人头上。两千年后，我们还能顺着这些名字，走回那个五月的江陵。

竹简不说话，它记得每一笔账，也记得那些账本之外的人生。

参考文献：

荆州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告地书”竹牍释文，见荆州博物馆《古人是如何看待死亡的（二）——告地书》，2022年9月16日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湖北简牍地理》“凤凰山西汉简牍”条，2023年5月24日，

陈振裕：《七十年代以来湖北出土秦汉简牍概述》

宁可：《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

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

中国经济史论坛《凤凰山汉简赋钱记录》

刘鹏：《关于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的若干问题浅析》，《荆楚学刊》2015年第6期，第28—30页。

臧知非《西汉授田制度与田税征收方式新论》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三〇《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四《文帝纪》、卷五《景帝纪》、卷二四《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