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正酣之时，中国情报机构的一名高官曾表示，中国绝不会利用美色给人设圈套。
1960年4月，这位名叫孔原的中央调查部官员在对一批受训特工讲话时表示，此类策略也许是中央情报局或克格勃的作风，但中国做事是讲原则的。他看着台下为数不多的女同志说：“放心，我们不会要求你们去施美人计。”
尽管一名前中国外交官在2010年的回忆录中记录了这一保证，但数十年来，中国情报部门一直利用浪漫纠葛来牵制知名人士，或从中套取信息。
美国官员表示，目前负责情报行动的中国国家安全部招募了一名中国女商人，以收集有关英伟达首席执行官、人工智能热潮中最具权力的人物之一黄仁勋的情报。
目前尚不清楚这位名为Alice Huang或黄乐的女子与中国间谍机构有何种关系。她是一家新加坡企业的高管，该公司在东南亚使用英伟达芯片运营数据中心，并将其算力出租给中国公司。
黄仁勋已承认他与黄乐有染。特朗普总统曾表示，黄仁勋告诉他自己并不知道该女子是间谍。中国否认了黄乐为间谍的指控，称这是对中国的抹黑。美国官员并未提供支持其主张的证据。黄乐未对置评请求作出回应。
在间谍领域，利用人际关系或美色并非新鲜事，也非中国独有。这一策略因东德的“罗密欧”（奉命诱惑西方官员身边职员的男性斯塔西特工）以及苏联长期以使用性勒索而闻名。
撰写过关于中国间谍行动文章的退休美国高级情报官员尼古拉斯·埃夫蒂米亚德斯表示，中国使用这一策略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投入的时间。
“他们放长线，”他说。“这些是长期的关系，有时甚至是婚姻。”
也许最著名的例子是京剧演员时佩璞。他与曾在法国驻北京和蒙古乌兰巴托外交使团工作的伯纳德·布尔西科维持了二十年的关系，使布尔西科开始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两人在法国被捕，此时布尔西科才得知他的情人是一名男性。1986年，他们被判犯有间谍罪。他们的故事启发了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创作的戏剧《蝴蝶君》(M. Butterfly)。
曾任法国驻北京大使馆雇员的伯纳德·布尔西科于1986年被判间谍罪名成立。
更近期的案例包括方芳(Christine Fang)，她被反间谍官员认为是一名中国间谍，并在2012年至2015年间与前联邦众议员埃里克·斯沃韦尔发生了性关系。
另一起案件中，一名曾在夏威夷担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承包商的陆军退役军官于2014年被判处入狱，罪名是向一名27岁的中国女子发送包括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细节在内的国防机密。他与该女子保持了近两年的恋爱关系。
2003年，从事中国反间谍工作的联邦调查局特工詹姆斯·J·史密斯承认，他与一名被怀疑是中美双重间谍的华裔美国女商人有近20年的婚外情。这名被他招募为线人的女子被发现向北京提供了美国政府机密信息。
美国和中国似乎都对遭到对方情感或其他操纵的可能性感到担忧。据美联社报道，去年，美国政府禁止在华的美国人员与中国公民建立感情或性关系。
中国情报机构本身也经常警告其公民提防试图诱惑他们的外国特工。今年5月，中国国家安全部在微信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民众警惕“‘完美异性’的突然靠近与主动示好”。
“避免陷入‘温柔陷阱’，”文章称。
2003年，退休联邦调查局特工詹姆斯·J·史密斯离开洛杉矶一家联邦法院。他承认曾与一名被怀疑是中美双重间谍的华裔美国女商人保持了近20年的婚外情。
咨询公司加诺特全球的常务董事周安澜(Alex Joske)表示，中国安全部门关于间谍活动的警告“通常是基于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而不是其他国家实际做的事情”。
他认为，与西方情报机构相比，中国政府在其行动中更愿意使用勒索和胁迫手段，包括恋爱和性活动。他说，西方政府认为勒索是一种不太可靠的驱动线人或情报资产的方式。
负责海外行动和国内安全的中国国家安全部以使用包括威胁拘捕在内的高压手段而闻名。
该机构还利用其他形式的关系，如家庭纽带。纽约的一名前联邦调查局特工在其身在中国的母亲的帮助下被招募，向北京传递有关该机构的信息。他于2016年认罪。
前美国情报官员表示，中国确实会使用那种在间谍剧中能看到的色诱圈套。“一名外交官走进他的酒店房间，床上躺着一个女孩。我是说，这种事情确实发生过。这简直有些荒谬，”埃夫蒂米亚德斯说。
曾在乔治·W·布什政府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的前高级情报官员韦德宁(Dennis Wilder)描述了当他前往北京时，一名女子经常会在他回到酒店时在电梯里等他。
“她会说，‘你知道，我可以去你的房间。’我会说，‘那么你为什么想去我的房间？’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这样做，看看能否钓到我，”他说。他指出，如果他公开指责中国试图色诱他，他们可以说这些女子是自愿从事卖淫活动的。
“这种事情妙就妙在这里。完全可以否认，”韦德宁说。
但埃夫蒂米亚德斯说，多数情况下，北京并不是派特工去安排浪漫邂逅进行勒索。相反，它寻找的是那些个人或职业生活能让他们接触到潜在目标的人。
关于黄仁勋与黄乐关系的许多细节目前都尚不明确，包括他们何时相识，以及她可能在何种情况下开始为北京收集信息。
中天节目画面显示，2025年黄乐在台北一家餐厅与黄仁勋共进晚餐。
中国庞大的海外华人群体涵盖企业高管、学生及其他人员，在埃夫蒂米亚德斯所称的中国“全社会”间谍模式下，他们都可能成为招募对象。
过去几年曝光的众多中国间谍案中，仅有少数涉及感情关系。周安澜表示，多数案件中最有效的动机是金钱。但针对富有的精英时，金钱并非总是如此有效的招募工具。
“因此，取而代之的做法是试图拉拢其圈子里的人，”他说。这包括与目标人物关系密切的人。
密切关系还有助于实现中国情报行动的另一主要目标，即对关键决策者施加影响，或收集情报以促使其他知名人士支持对北京有利的政策。
“一旦你对某人投入感情，你的基本判断力就会改变，”专注于中国情报行动研究的詹姆斯敦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马修·布拉齐尔说。“人们都想取悦自己的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