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随着博士培养规模扩大，高校和科研机构已经无法吸纳全部毕业生。有人主动把目光投向学术体系之外，公务员考试成为其中一个选择。但真正走进公考这条路的人发现，博士身份反而让他们的处境有些尴尬：更窄的专业和更少的岗位，论文与备考对时间的共同挤压，还有心理上的犹豫和落差。
记者｜吴淑斌
“博士考公交流群”
今年10月，国考职位表出来后，朱琪马上在表格里搜索一个熟悉的岗位。自从去年开始认真研究国考，她就把这个岗位单独圈了出来——专业、学历都能对应，工作地点和所属单位也算满意，是她努力的目标。
但表格显示“查找不到”。朱琪又从头翻了一遍职位表，最终才确定，这个岗位今年不招人了。
朱琪是北京一所高校的人文社科类博士生，如果一切顺利，她会在2027年毕业。从本科一路读到博士，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对毕业后的想象都很简单：去高校，当老师。博士三年级时，她仔细盘点了自己的论文和科研成果，询问那一年毕业的师兄师姐，得到的回答是“留在北京普通本科的希望很大”。但下一年的情况突然就变了，“我的同专业师姐有两篇核心期刊，最后学校招的人不仅成果比她好，学历背景也更强。”
她一时想不到，如果不去高校，自己还能找什么工作。“考公务员”的念头很自然地冒了出来。朱琪开玩笑说，作为“山河四省”的孩子，公务员绝对是父母眼中的体面工作，身边考公、“上岸”的人也一直很多。
《玫瑰的故事》剧照
但真轮到自己时，她又有点失落，“如果最后考公，那我为什么不本科毕业就去考？为什么要辛辛苦苦读完博士？”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理所当然地把博士和高校、科研机构联系在一起，但博士的职业路径早已不像想象中那么单一。罗洪川等学者曾对2015—2020年我国博士毕业生去向进行分析，使用的有效数据共30.4万余条。研究显示，博士就业去向已经呈现多元化趋势，除了高校、科研设计单位和医疗卫生单位，也有一部分人进入企业、事业单位和行政单位，其中行政单位就业比例为3.45%。
“进高校”这条熟悉的道路正在迅速收紧。
岳铭就是一名“考公上岸”的博士毕业生。从2020年博士一年级开始，岳铭就一直关注高校招聘，他发现，当时北京的普通“双一流”高校，甚至一些“985”高校，对于第一学历还没有明确要求；但到了博二、博三，越来越多高校开始卡第一学历，好一些的高校甚至要求本硕博三个“985”且专业一致。“‘双非’出身或者跨专业考研申博的人，选择愈发受限。”有时候，这并不是学校写在招聘公告里的硬性要求，而是竞争本身把门槛推高了——报名的人越来越多，科研成果更好、学历背景更强的人进入竞争，最后实际录取的标准也跟着“水涨船高”。
《请回答1988》剧照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卿石松长期研究劳动就业。在他看来，高校求职难度变大的背后，是直接的供需变化。
卿石松告诉本刊，上世纪90年代以后，高等教育快速扩张，高校需要增加教师数量；当时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并不高，高校对博士师资有很大的需求。“在我读博的时候，2007年到2010年那段时间，博士进高校的难度就在增大了。”卿石松觉得，这种变化是长线的，只是最近几年更加明显：高校师资规模逐渐趋于稳定，学生规模也接近高位，博士毕业生数量却还在增加。多重因素叠加之下，博士进入高校的门槛不断提高。
即使进入高校，等待他们的也未必是一种轻松的职业生活。岳铭说，自己在博士后期转向备考公务员的原因之一，就是怀疑自己是否愿意在压力下生活。“很多学校有非升即走，哪怕留下来了，也会有持续的聘期考核目标。比如一个老师有六年考核聘期，那这六年里压力会始终存在，这种对人造成的持续性焦虑感，我不是很能接受。”
也有博士生是主动选择考公。李荣强是2026年刚毕业的博士，在博士二、三年级时，他就已经把考公、考编的选项放在高校之前。“我自己想在体制内做一些实事。”硕士、博士期间，李荣强去过村委会、乡镇和县级政府做调研，接触过许多基层事务的真实解决过程，发现有时一项制度机械地执行下来，并不能解决当地真正的问题。李荣强觉得，如果博士能把多年学习训练中形成的知识、逻辑和判断能力用到公共事务中，无论是具体的小事，还是参加更广泛的政策制定与讨论 ，“可能会比写几篇论文的价值更高一些。”
《县委大院》剧照
那个原本看好的岗位消失后，朱琪开始频繁上网查资料。她在社交平台上找到一个“博士考公交流群”，加入时，群里已经有将近300人。大家每天在讨论岗位报考和专业复习，也有人在群里诉苦，“博士论文还没写完，没时间准备。”朱琪第一次发现，原来重新坐回考场的博士生，并不只有自己。
高学历的“窄门”
对一些名校博士来说，定向选调是一条进入体制内的重要路径。不少地方会面向部分高校或特定学科的应届毕业生开展定向选调，对学校范围、年龄、政治面貌和学生荣誉等条件都有明确要求。以北京2027年度定向选调为例，招录对象就限定在相应高校和“双一流”学科的优秀应届毕业生中。
如果不走选调路线，博士生就要像朱琪一样，参加普通国考、省考，自己研究职位表、准备行测和申论。
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门槛就是选岗。许多人发现，博士学历并没有带来更多选择，甚至束缚了手脚。一位艺术类专业的博士毕业生肖沃在接受采访时说，同专业博士之间有一句玩笑，叫“要么直达中央，要么守护边疆”：筛完专业，剩下的往往要么是中央部委的岗位，要么在云南、新疆等边远地区。她本科读中文，如果按本科专业选择，能报的岗位反而更多；但到了博士阶段，专业越来越细，能够对应的职位也随之减少，“很多时候不是我选岗位，是筛完以后就没得选了。”
《无尽的尽头》剧照
卿石松说，读到博士本身就意味着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就业市场。在研究博士就业时，他反复讨论过“供需错配”的问题：学历越高，知识和能力越往某个领域的前沿深入，真正需要这类高度专业化能力的岗位反而越少，“高处不胜寒”。到了公务员岗位，这种矛盾会更加具体，因为政府部门里的大量服务性和行政事务性岗位，并不需要很高的学历和前沿知识和研究能力。
选岗本身还是一场复杂的计算。岳铭在读博前有过三年工作经历，博士毕业时，他认真分析过：如果岗位要求两年基层工作经历，最适合有两三年工作经历的博士报考。因为没有工作经历的博士转正后一般定为二级主任科员，要晋升到一级主任科员，还需要一定任职年限，已有两三年工作经历的人，如果这段经历能够被认定，转正时就有可能直接定为一级主任科员。但如果工作经历已经达到五六年甚至更长，情况也未必更有利，因为这类岗位的职级上限可能就是一级主任科员，工作年限再长，也不意味着能获得更高的职级，在“干部年轻化”的大背景下，提拔并不占优势。
他们面临的更大压力是时间。国考、省考最密集的几个月，恰恰也是博士毕业论文进入最后修改的时候。最近几个月，朱琪几乎全天住在图书馆里，没有周末、没有午休。导师刚刚看完她的毕业论文，又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但公考也已经到了不能再往后拖的阶段。她只好把每一天硬生生切成两半，白天复习行测和申论，晚上用来写论文。
《陷入我们的热恋》剧照
毕竟，这是两件都没有确定结果的事情。朱琪焦虑时经常夜里做梦，“有时梦见我拿到了offer，兴高采烈的，结果拍毕业照时被老师赶出来，说我的毕业论文没通过；有时又梦见毕业后同学都去上班了，只有我在家里蹲，失业了。”
而且，博士在面对公务员考试时并不会更有优势。他们已经离开标准化考试很多年，需要重新学习一套新规则。李荣强复习行测时很快发现，读博期间接受的学术训练和行测考试强调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东西：做论文、做研究当然也有基本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在已有研究中寻找空白，提出新的问题，再花几个月时间甚至更久的时间把一个问题慢慢做深。行测恰好相反，要求在已经设定好的规则里迅速找到答案，“一套国考行测有上百道题，每道题平均只有几十秒时间，强调的是‘快’”。
肖沃倒是在考试里找到了一些博士训练留下的优势。她觉得，文科博士常年和大量文献打交道，对长材料不陌生，更习惯从复杂信息里抓住中心意思，这些能力在申论里能够派上用场。她自己的行测成绩并不算突出，但申论考得不错，最终笔试成绩高出所报岗位最低进面分数线8分。这种优势有一个前提：必须先弄清楚并且接受考试的规则。“有的博士申论分数很低，就是没有搞清楚申论是一套公文系统，不是让人从中有新发现，或者写出文采斐然的东西。”
《小巷人家》剧照
“博士”被浪费了吗？
决定考公以后，朱琪心里总有“隐隐的负担”。开组会时，大家在讨论学术论坛、论文期刊的事，导师问起她毕业后的打算，她说在准备公务员考试。她看到导师明显犹豫了一下才回答，“挺好的。”
朱琪也会想起那些在老家当上了公务员的朋友。有人在乡镇，有人在街道，每天要处理大量材料、签字、开会，以及各种琐碎的工作，“总而言之就是服务领导”。这和她现在的生活很不一样，“假如真的考上了，我能适应得了吗？”
这是许多博士选择考公时的一个顾虑：一个公务员岗位，到底需不需要博士阶段训练出来的能力？卿石松说，目前公共部门里有大量服务性和行政事务性的工作，本科、硕士已经足以胜任；但也有另一类工作，要做政策研究、规划、调研和复杂问题分析，面对的信息更多，问题也更难有标准答案，这些岗位里，博士训练留下来的能力才更容易显出来。
真正进入体制后，岳铭经历过反差。他报考的岗位本身专业性很强、限定博士学历，博士期间接受的专业知识和训练还是派上了用场，不过，这里依然和纯粹的学术研究机构差别很大。在单位里，有些同事的年纪比他小、学历比他低，但工作年限更长的同事可能已经成为了领导。“我是一个新人，即便顶着一个博士的光环，也要从基础工作做起。”除了本职工作，他也会被安排一些“很零碎的、没有技术含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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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并不后悔选择这份工作。和高校教师最大的区别，在这里做事情有相对明确的终点，有时交给他的任务很急，两三天内必须完成，“但完成了就是完成了”，很快能看到结果，也有即时反馈，“不像高校里的论文、项目和聘期考核，一件事可能连续三五年悬在那里。”
博士训练能否派上用场，既取决于具体岗位，也取决于整个就业市场能否提供与之匹配的工作。卿石松把这个问题放在更长的时间里看，他提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一些欧洲发达国家的“知识经济”兴起，也经历过博士培养规模扩大的阶段——随着产业和技术发展，各行各业都需要更多受过高层次训练的人。中国今天也面临类似的变化：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现代产业体系，都在增加对这类人才的需求，博士的培养的目标也在变化，“现在出现了专项博士、校企联合培养等方式，越来越强调让博士去解决一些现实问题”。
卿石松举例，“过去企业里的研发岗位早期可能都是以本科、硕士为主”，但越来越多的博士进入这些岗位，可能反过来推动研发能力提高，进而促进产业发展，又反过来产生更多需要高层次人才的岗位。
但问题是，这个循环不会马上发生。“行业的升级进步不会那么快。社会可能是为未来准备人才，但一个博士毕业时，就业问题迫在眉睫。这中间有时间差。”卿石松觉得，现在正处在这样一个过渡期：长远的人才需求已经出现，现实中的岗位却还没有完全跟上。
《早春晴朗》剧照
朱琪就是落在“时间差”中的一员。综合考虑地域、学历和党员身份，她最终报了一个“硕士及以上”学历可以参加的岗位，“希望渺茫，往年的竞争比大概在100:1，博士身份应该没有任何额外优势。”
最近，她重新给两件事排了顺序：先保证毕业，剩下的时间再准备公考。到了每天晚上6点，哪怕行测题目只做到一半，她都会停下来，把电脑切回毕业论文。这是她在“博士公考交流群”里观察了一段时间后的结果，“群里真的有人拿到了不错的offer，最后论文没过。所以当务之急是先拿到学位，至于工作，明年毕业后再继续求职也来得及，说不定那时候机会更多了呢。”
（文中朱琪、岳铭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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