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蒂妮》
“作为女人，我的祖国就是整个世界”，弗吉尼亚·伍尔夫写道。
有位女作家，来自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国家，舔舐过自由的风险与愉悦，在文学中找到了她的国度。
她便是“克罗地亚女巫”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
终其一生，杜布拉夫卡都在坚持使用南斯拉夫分裂前的母语写作，为此甚至在1993年被“驱逐”出了克罗地亚。她在中文世界最为知名的长篇小说《疼痛部》，讲的便是南斯拉夫分裂后，四散天涯的流亡者的故事。
2026年10月，在她去世三年后，塞尔维亚文化媒体Velike priče公布了“我们的语言中100部最佳小说”评选结果，杜布拉夫卡有五部作品入选。
此处的“我们的语言”覆盖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波斯尼亚语、黑山语及其共同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传统，试图勾勒整个前南斯拉夫共同文学空间的小说正典。
也就是说，另一部分的“祖国”，以“我们的语言”的名义，把这份迟来的认同归还给了杜布拉夫卡。但她是怎么被“驱逐”的？为什么大家都叫她“女巫”？
01.
一场新生国家对其公民的“开盒”
“我决定抄起我的扫帚飞走。”
1993年6月，44岁的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从工作了19年的萨格勒布大学辞职，离开了她新生的祖国。
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失去祖国。1991年6月的那一次，恐怕还要更加刻骨铭心。
南斯拉夫的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带来的不只是国籍的转变，护照的更换，“更是一种恐怖——它要求所有克罗地亚公民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每个人都被要求重新申报民族身份，杜布拉夫卡选择的类目是“其他”。
曾经的祖国仿佛在一夜之间分裂成了六个，虽然它们遵循的都是同一套逻辑：民族仇恨、互相拒斥，以及对南斯拉夫共同文化历史的否定。
其分裂程度之深，即便在二十世纪欧洲此起彼伏的民族冲突与国家重组中，也显得颇为突兀。或许部分原因便在于，这种浪潮并不仅仅来自民众情绪的朴素宣泄，曾经共享文学传统、知识体系和公共文化空间的知识分子也在积极推波助澜。
大批文化精英摇身一变，不仅成了新国家的政治明星，还纷纷使出历史学、语言学、文艺批评与创作的看家本领，将其应用于政治实践中：解释民族历史、界定民族身份、强化民族差异……改写历史记忆，为民族主义的水涨船高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依托和毋庸置疑的文化正当性。
也因此，居于此地的写作者，在失去原有国家民族身份的同时，也一并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的文化语境。
作为保加利亚母亲的女儿，杜布拉夫卡在种族上算不得完全“纯洁”；作为苏联时期在莫斯科读过书的俄语文学研究者，她在政治上也因“对旧制度的怀恋”而“被怀疑”。她在表达对新民族主义者选择性记忆的恐惧时，同事们纷纷背过身去。
1992年10月23日，忍无可忍的杜布拉夫卡撰写了一篇批评文章，从萨格勒布街头出售的“清洁的克罗地亚空气”纪念罐谈起，讽刺当时克罗地亚社会对民族、语言和文化“纯洁性”的追求，以及针对塞尔维亚人、持不同政见者和所谓不爱国者的排斥甚至迫害。
文章发表的第二天，克罗地亚报纸便刊文反击，一名作家同行指责她“出卖祖国”、宣扬“南斯拉夫主义”、采取“不可原谅的反战立场”，并嘲笑克罗地亚的民族象征及独立愿望。
这篇文章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身边所有人立即与她划清界限。“我的邻居、熟人、最好的朋友，以及同事，都不再跟我说话。一片可怕的沉默包围着我。”
《地下》
冲突的再次升级是在同年年底，急于提高国际影响力的克罗地亚正在申办下一届国际笔会大会，却在里约热内卢的国际笔会会议上遭到了冷遇，恼羞成怒的克罗地亚笔会主席决心将这场失败“甩锅”给五位女性知识分子，杜布拉夫卡也在此列。
《晚报》指责她们损害国家声誉，Globus周刊更是发表题为《克罗地亚女权主义者强奸克罗地亚！》的文章，将五人称为“女巫”，并公布了她们的出生信息、教育程度、民族血统、职业、婚育状况、居住住址、就业情况、战争期间的海外居住情况等个人资料。杜布拉夫卡的电话号码更是连续三次被报纸公之于众。
在国家媒体机器对其公民发起粗暴的“开盒”之后，杜布拉夫卡不断接到陌生人的侮辱和威胁电话，以及匿名恐吓信。这种真空与喧嚣共存的诡异状态，在她试图理性回应的文章《晚安，克罗地亚作家们》发表后愈演愈烈。
于是，“女巫”选择抄起她的扫帚，永远地离开了这个国家。
02.
“一双局外人的眼睛”
多亏了那些被克罗地亚政府严格审查的“海外关系”，杜布拉夫卡的“流亡”生涯才不至于完全白手起家。
事实上，早在南斯拉夫时期，她就已经积累起微小的国际声誉：
她没有固定的经纪人或版权代理公司，但早在1984年，她的作品就已被译成德语，1988年凭《涉过意识之流》一举夺得南斯拉夫三大文学奖后，作品的英语、荷兰语、波兰语、丹麦语、斯洛文尼亚语译本也陆续出版。
她作为儿童剧编剧的声名不显，但作为原著作者和联合编剧改编的电影《生活利齿下》大获成功，风靡欧洲。
她没有固定的海外教职，但彼时的国际交流活动却远比今天我们想象中更加频繁。
早在1975年，她便获得奖学金，前往苏联莫斯科大学研修；1983年，参加了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1989年及1992年，又先后两度受邀到美国卫斯理安大学任教。与此同时，她还长年从事俄罗斯先锋派文学研究，与诸多海外作家、学者都保持着联系。
此外，她还在法国的《国际通讯》及英国文学杂志《格兰塔》《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持续发表文章，为荷兰《新鹿特丹商业报》撰写专栏。当时的她还不知道，这个千字小专栏将帮助她重新建立起生活的坐标。
“真正能够拯救一个人生活的，是日常的例行事务：把纸送进打字机，写一篇文章，把它寄往阿姆斯特丹，给萨格勒布打电话……”。
多年来的笔耕不辍，近乎严苛的自我训练，在过去，表现为学有余力以至于大量溢出的旺盛表达欲；在此刻，却意外地成了安身立命的救命稻草。
正是这样的尊重、珍视，且不惮于为之付出代价的勇气，为她赢得了一个模糊、不稳定、但的确存在的“共同体”的接纳。
在国际文学界拥有一席之地是一回事，在异国重新安顿生活又是另一回事。被迫离开克罗地亚后，收入只能勉强糊口，杜布拉夫卡靠着咖啡、香烟，以及各种访学基金维持着生计。
1993年萧瑟的秋天，杜布拉夫卡在德国南部度过。她已经争取到德国学术交流中心为期一年的驻留资助，将于第二年前往柏林，但这一年结束之后，去往哪里、做些什么，依然毫无头绪。
《不死鸟》
她也终于懂得，1989年初识时，布罗茨基为什么会送给她一个随身听。在他看来，对于居无定所的人来说，“音乐是最好的家具”。或许在那时，布罗茨基已经认出了她未来的命运？
这位流亡界的前辈，不仅分享了音乐，也敏锐地给出了对于同类的确认：“认出这个世界的黑暗需要一双局外人的眼睛，杜布拉夫卡就是那个局外人。”
1994年，在柏林，她还将遇到接受同一项目资助的雷沙德·卡普希钦斯基，留下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
卡普希钦斯基问杜布拉夫卡为什么离开克罗地亚。为了避免讲述自己的故事，杜布拉夫卡脱口而出：
“你还记得安杰伊·瓦伊达的《不求麻醉药》吗？就是讲记者的那个——你知道，有一天，外媒报纸就不再寄到他的办公室了，接着，他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妻子，失去了一切……”
其实话一出口，杜布拉夫卡就后悔了，因为她对那部电影的印象已经非常模糊，但卡普希钦斯基立即答道：
“我记得，我就是那个记者。”
03.
“无国之人”的对抗与自由
柏林，这座刚刚结束数十年的分裂、重新统一的城市，这座曾经被战争摧毁、又由废墟重建起来的城市，“如吸墨纸一般”，容留了这些“失去一切的人”。
同时，它也是“一个完美的背景，是作为隐喻的城市，连接着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意义”，为祖国正在经历相反历史过程的杜布拉夫卡，提供了一张“用于记忆蒙太奇的理想剪辑台”。
在以此为背景的《无条件投降博物馆》中，杜布拉夫卡将物品清单、菜谱、日记、相册、档案、引言、系列故事等多种形式，将背负着各自的废墟来到这座城市的人们和他们随身携带的纪念品，拼贴为一座巨大的博物馆，而“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不过是行走的博物馆展品而已”。
破碎的生活只能用破碎的语言来讲述。事物比人们更持久。相册比主人寿命长。漫长的生命隐藏在旧外套里，在毫无意义的物体里。当一个国家消失，集体记忆也会消失。身边的物体消失了，对日常生活的记忆也会消失。
但“我”记得一切。第一罐南斯拉夫洗衣粉，第一部南斯拉夫电视剧，加夫里洛维奇肉酱……
这样的记录，并不是为了对抗遗忘，因为那注定徒劳；很大程度上，它甚至是为了对抗记忆本身。
“天使在给她们羽毛的同时，也赠予她们遗忘，只把斑驳的记忆留给了我。就好像他不知道他这件事做反了：他应该把记忆留给她们，把羽毛和遗忘赠予我。这样有朝一日，我便能从这个遗忘中——踮起脚尖努力回忆——创造出现实。因为创造现实，正是真文学的本职工作。”
从1995年到2006年，杜布拉夫卡频繁辗转于美国、荷兰、匈牙利、德国各种大学、文学机构和驻留项目之间，这意味着她仍有机会自由出行、写作、交友，却也不得不一次次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
虽然始终漂泊不定，但自从1996年起，她便在名义上“定居”于阿姆斯特丹，并于2004年，取得荷兰国籍。
同年，以阿姆斯特丹为背景的《疼痛部》问世，小说的主人公塔尼娅是一位在阿姆斯特丹大学任教、任期即将结束并续约前景渺茫的前南斯拉夫语言文学讲师：
“来自一个已不存在的国家，教授一门四分五裂的语言，我像童话里的龙一样吐出舌头，然后它就分叉了：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波斯尼亚语、斯洛文尼亚语、马其顿语……”
《流浪者之歌》
塔尼娅试图借助共同记忆，让学生们搭建一座虚拟的“思南博物馆”，借此找到与过去之间、以及彼此之间的某种联系。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愿意重返过去。塔尼娅试图保存的记忆，对某些学生而言，恰恰是他们急于摆脱的东西。就连语言本身也面临着失效的危险，叙事本身也变得越发可疑。
“我们在讲着一门只有我们自己懂得的灭绝语言。我们怎么能够向任何人解释这些词语、概念和意象，以及——更重要的——这些词语、概念和意象在我们心中唤起的感觉呢？……我有时感觉自己在从零开始学习自己的母语……这是一场逐渐输掉的战斗。”
更令人难以承受的是，随着记忆的复苏，战争的阴影也卷土重来，同样的记忆在不同的人那里，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共同的过去已无法生产出共同的叙事，就连时间本身，也无法再按照原来的方式被理解：
“流亡者的叙事是没有日期的。短短的‘战后’发生了太多的事，他们的心理时钟在重压之下坏掉了。一切都坏掉了。地点和时间分成了‘以前’和“后来’，生活分成了‘这边’和‘那边’。他们突然间没有了证人、父母、家人、朋友，乃至借以重构生活的平常见到的人。没有了这些可靠的中介，他们被抛回了自身。”
“疼痛是无言的、无用的，却唯一真实的证人。”或许是同一种对“疼痛”的感受，让我们每个人都毫无障碍地进入了书中的情境。毕竟，如今有谁不是自己生活、自己土地上的移民呢？
十年来，以自身经验为源泉，杜布拉夫卡一直在书写战争、移民与流亡，但她不甘于只做时代的记录者和见证人，而是试图不断深入语言与叙事内部，探寻历史如何被记忆，记忆如何被讲述，以及那些已经无法诉诸语言的经验，还可能以怎样的面貌重新进入文学。
虽然出生于克罗地亚，后来取得荷兰国籍，但杜布拉夫卡却始终自视为“跨国界”或“后-国家”的写作者，以流浪者、移民的身份行走于世——她也拒绝以“流亡者”自居，因其自带受难者的光环，而她不屑于这样的顾影自怜。
与此同时，她坚持使用分裂之前的波克塞语写作，虽然在克罗地亚，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其他通用语言均已遭到排斥。多年以后，她承认自己“仍然处于一种错位的状态中，但已经习惯了。甚至学会了享受它所带来的不便之处”：
“我的自由充满风险，却也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愉悦。”
或许，真正的“自由”在于，她再也不必为自己寻找一个地理意义上的“祖国”。因为她早已不再相信，一位作家必须属于某个国家，或者某种民族文学传统，才能在文学空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2021年，被英国皇家文学学会选为国际作家之一时，她表达了自己的喜悦，因为除了文学，她已别无他乡。
04.
女巫及其所创造的
女巫在抄起扫帚飞走的15年后，以一部《芭芭雅嘎下了个蛋》宣告了她的归来，既非对当年媒体无耻猎巫行动的复仇，也非与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及其暴行的和解，而是一个成熟的写作者，决心重新清点自己的文学库存。
早在1983年出版的小说集《生活是个童话》中，杜布拉夫卡就将这句话用作《我是谁？》一篇的题辞。它出自俄国现代主义作家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雷米佐夫创作于1915年的童话《芭芭雅嘎的蛋》的开篇。
但“芭芭雅嘎”是何许人也？
她是女巫，但不属于女巫的团体；她既可以是善人，也可以是恶人；是母亲，也是杀死女儿的凶手；是女人，但没有、也从未有过丈夫；她伸出援手，也策划阴谋；被人类社会驱逐，也与人类沟通；是战士，但也操持家务；是“死人”，也是活生生的人。
她会飞，但同时也被束缚在地面上；她只是个“偶然出现的人物”，却也是主人公通往幸福之旅的关键一站：“礼貌的”和“粗鲁的”主人公在她的小屋前驻足，他们吃饱喝足，舒服地洗个澡，听取她的建议，带走她送的魔法礼物，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翻译成更现代的语言，她是异见者、流放者、失败者、隐居者、老处女、丑八怪。她的形象依赖于口述传统，是集体创作的成果，也是一面集体的镜子。
她的人生故事开始于更好的时代，那时她还是大地之母。后来，她成了被驱逐的稻草人，但依然用诡计统治着人们。如今，她缩在小屋中煎熬时日，像子宫中的胚胎，或棺材里的尸身。
没有一个人带着花和巧克力，再次敲响她的门。
《流浪者之歌》
另外一组“让彼此变得更丰富”的平行文本，来自2017年出版的《狐狸》。
这也是一部消弭了文体之间界限的独特文本，以其中皮利尼亚克的故事为例，一名日本男子田垣娶了俄国女子索菲亚，把两人的婚姻生活写成小说，大获成功。
得知真相的索菲亚离开丈夫，写下自己的经历。皮利尼亚克到日本后接触到相关材料，又把她的故事写进自己的作品。而皮利尼亚克的遭遇，也将被杜布拉夫卡一一揭开。
“说来说去，一个好故事的秘密究竟在哪里？在光与影、隐藏与袒露、言说与沉默的交错中？或是用形式主义者的话来说，在材料的组织中？更何况：是我选择了皮利尼亚克的故事，还是皮利尼亚克的故事选择了我？我讲述的是皮利尼亚克的故事，还是我自己的故事？”
如此这般的许多故事，共同构成一场拆解故事制动机制的精密实验，看似毫不相关的人物命运彼此互文，推演出“讲故事”这门古老技艺的核心秘密。
但为什么是“狐狸”？
狐狸不属于野兽，不属于我们人类，也不属于神灵。
她是一个永恒的偷渡者，一个在世界之间穿梭自如的移民，被抓到逃票时，就会用尾巴玩球，表演她廉价的小把戏，目光极为短浅地将观众转瞬即逝的赞叹当成了爱。那是她的荣耀时刻。
其他的一切都是恐惧的历史：逃避猎人的子弹、不停狂吠的猎犬、迫害、殴打、舔舐伤口、羞辱、孤独和廉价的安慰——一串鸡骨头做的手摇铃。
狐狸是作家的图腾。
05.
像蛇衔住了尾巴，回到了开头
2023年，中文版《狐狸》《疼痛部》出版在即，正在例行请版权方审核封面，却意外收到杜布拉夫卡去世的消息。一直到两年后一次偶然的检索，我们才了解到她最后几年的生活：
2017年夏末，她便被诊断患有癌症，随后接受了手术，但在2018年的例行检查中，医生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到骨骼。
之后的几年里，通过口服抗癌药物，病情得到了较好的控制，杜布拉夫卡的身体状况也相对良好，一直维持着独自生活和工作的状态。直到2023年2月中旬，病情急转直下，杜布拉夫卡最终选择于3月17日，按照自己的意愿，在亲友陪伴下接受了安乐死。
在杜布拉夫卡去世的九天前，和她有着长期合作的译者Ellen Elias-Bursać才从她口中得知，她生病了。“这些年来，我们在翻译上的合作如此密切，我对此却毫不知情。克罗地亚有句谚语：把某物藏起来，就像蛇藏起它的腿。这很杜布拉夫卡。”
《卫报》曾称杜布拉夫卡为“你从未听说过的十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这里的“从未听说过”，恐怕有一多半要“归功于”她自己。
仿佛从一开始，杜布拉夫卡就有意把私人生活深深地藏匿在作品背后，却又毫不吝惜地公开自己的观点与立场，无论是文学，还是政治。与此同时，她始终以无比的热情，观察着这个世界层出不穷的新事物，并迫不及待地向读者们更新自己的看法。
无论如何，她的死亡出于自主的选择，还是让人感到安慰。这或许是我最为她拥有荷兰国籍而感到庆幸的一刻。直到我看到西尼沙说：
“在去世一周前，她的病情不断恶化，先是一只眼睛的视力下降，然后是另一只，所以她不得不住院。好心的比勒医生曾多次告诉她：‘杜布拉夫卡，你最好住进临终关怀中心，那儿有专业的医护人员照顾你，亲朋好友也可以来看望你。’杜布拉夫卡根本不听！她说她这辈子还要再写两部小说，还要在74岁生日时喝香槟庆祝。”
一个写作者，已经可以如此自由地调用她的“经验”，在不同主题间穿梭，也正式进入写作的全盛时期。
《绝望写手》第五季
在杜布拉夫卡最早创作但中文版最晚出版的《拼凑小说》和《涉过意识之流》这两本书收录的四部作品中，每一部都有着对应的后记，有的还不止一篇。
其中，有的后记写于“抄起扫帚飞走”的一个月前，有的写于最初创作的将近五十年后；有写给美国版的，也有写给终究未能出版的后-南斯拉夫版的；而最新的增补，都是为2023年的英文新版所作。
西尼沙说：“她的精力充沛得惊人。即使肿瘤已经扩散到脑部，她也坚持工作。她会小睡一会儿，半小时或一小时，然后就回到办公桌前。”
让人无法不去想：杜布拉夫卡，你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下了这些如此切近、如此敏锐的时代观察吗？
第二版《生活是个童话》（收录于《拼凑小说》）的作者说明《论阅读的可怕危险》以这样一句话结尾：
“现在，在故事的结尾，就像蛇衔住了尾巴，回到了开头。”
这俨然是杜布拉夫卡写作生涯的绝佳注解。在生命的末年，杜布拉夫卡回到她最初的母题，关于文体，关于类型，关于故事何以成立。
如《伦敦书评》所言：“她的作品属于这样一种文学传统，在那里，讲故事是一种幻想，一种游戏，一种经验的变体，也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批判。她的小说尖刻、滑稽而富有人情，根植于怀疑主义的传统，体现了对寓言、格言、谚语、警句、传说等古早体裁的回归……”
尾声.
作为读者，我们天然以为，人到中年被迫离开祖国让杜布拉夫卡的写作变得成熟，并阴差阳错地获得了更广泛的国际影响力，一个“国家不幸诗家幸”的当代范例。
但在读过她最早的作品后发现，这些作品如此成熟、当代，从中已经可以看到她未来会有的几乎全部作品的雏形，只是更加“实验”，更加自由。
出版于1978年的《散文的姿势》，是杜布拉夫卡的第一部成人作品。这位以儿童文学作家身份出道的未来文体大师，第一次坐上大人桌，便旗帜鲜明地宣告：文学已死？既有文学的形式已经穷尽？不，文学将不断重生。
《芭芭拉》
杜布拉夫卡也曾自嘲：“以前，当我还在‘本土’时，总是试图写得更‘国际’。后来，我已经不在‘那里’了，写作的主题却似乎反而更加‘本土’了。”
但事实上，无论在哪里，她的视野与关切从未真正改变，无论是写行业黑幕还是写流亡经验，无论是单刀直入还是层层嵌套，她处理的始终是人的生存境况与文学的运作方式。
《涉过意识之流》是杜布拉夫卡最后一部在“南斯拉夫”文学语境中出版的作品，也是第一部被翻译成英文的作品。1988年，杜布拉夫卡凭借这本书成为首位获得NIN年度最佳小说奖的女性作家，然而仅仅三年之后，用母语写成的作品便成了“外语文学”，昔日的最高文学荣誉也成了来自“敌人”的奖项。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小说中那些本土角色，在数年后的现实中也获得了新的生命。1998年，杜布拉夫卡在《写给终究未能出版的后-南斯拉夫版》中感叹：
“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在过去十年间，瞬息万变，令人瞠目。别的不说，单说（小说中的）主要角色被弹射到了（文学及其他生活领域的）边缘地带，而次要角色却接管了权力，成了（现实中的）主要角色。比如，（小说中的）一个小角色——那个毛绒玩具诗人——竟然当上了（现实中的）克罗地亚作家协会主席。瞧，正在争取第二个任期呢。”
“有些作家像衔尾蛇一样吞噬自己，又从自身中重生。”
*文中事实性信息主要综合自公开媒体报道，未标明来源的直接引语则摘自杜布拉夫卡的访谈或书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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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不死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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