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担任联邦参议员的12年间,我始终致力于维护美国在全球生物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我之所以坚持推动这项工作,不仅因为行业领先优势能挽救美国人生命、拉动经济增长,更因为这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当美国企业在全球生物技术领域保持领先地位时,我们便能迅速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非受制于外部对手。我始终深感自豪的是,在担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监管小组委员会主席期间,我与两党同僚携手合作,推动该院经费增长近50%,加快科研步伐。这笔投入在新冠疫情期间收获成效:特朗普发起的“曲速行动”正是依托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前期科研项目,助力终结疫情,挽救无数美国人的生命。
正因如此,我对美国财政部一项可能适得其反的新提案感到担忧。该提案拟限制美国企业在华生物技术投资。
该提案虽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宗旨,但从具体条文来看,其适用范围过于宽泛,对美国生物技术企业的冲击可能远超对中国企业的影响。
该提案将阻碍美国企业高效、快速推进突破性新药的研发进程,不仅可能损害美国患者的利益,更将危及国家安全。
美国制药企业常通过收购、合资以及其他合作模式,将海外前景可观的研发成果纳入自身研发管线。中国企业贡献的全球创新候选药物越来越多,这类合作的战略价值也日益凸显。
依托此类合作,美国患者将获得更多参与临床试验的机会,有望获得救命药物;美国企业亦能更全面地掌握新药研发、生产方式与布局,保障药品供应稳定。
此类合作不仅不会使美国受制于中国,反而将进一步巩固美国企业在全球医药领域的领先地位,并强化中国在药品供应环节对美国的依赖。2025年,美国对华医药贸易顺差达37亿美元。
10月下旬,美国财政部提议扩大《全面对外投资国家安全法案》的适用范围,该法案原旨在限制美国对中国战略敏感行业的投资,此次拟将生物技术产业整体纳入监管。此举将大幅限制美国企业投资、收购中国生物科技公司,或与其开展合作。
这种“一刀切”式的限制措施,更可能削弱美国自身实力,而非遏制中国。若美国企业被禁止与中国生物科技企业开展合作,中方企业并不会因此终止前景可观的研发项目。相反,它们将转而寻求与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对手开展合作,或自主构建覆盖研发、生产及商业化环节的完整体系,从而摆脱对美合作伙伴的依赖。
长此以往,美国可能逐步丧失对下一代创新药物研发与供应链的掌控。患者等待前沿疗法的周期会拉长,参与临床试验的机会也会变少。
未来,美国获得创新药物更加依赖境外企业,恐构成严重国家安全隐患。
财政部官员明智的做法是收紧提案适用范围,只针对确实存在安全风险的生物技术交易——例如涉及生物武器技术的协议,而非一刀切地禁止常规科研合作。
财政部还需明确哪些合作模式属于禁令范畴。尽管提案本意允许常规授权许可协议,但条文表述宽泛,即便采用通用许可条款的合作,也有可能被认定为违规合资项目。这种政策不确定性,会迫使企业放弃有利的合作。
与此同时,政策制定者更应重视增强美国自身的科研实力:持续加大联邦科研投入、完善知识产权体系、保护科研机构免受外部干扰,并扩大本土研发与生产产能。
特朗普政府对中方发展目标保持警惕,但美国不能靠隔绝海外前沿科研成果,来维持自身在生物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
唯有精准管控真正的安全风险,同时维护富有成效的研究伙伴关系,才能确保美国患者持续受益于全球最具潜力的医学突破。(财富中文网)
罗伊·布伦特1997年至2011年担任美国众议员,2011年至2023年出任参议员,曾任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委员。他现任HB Strategies旗下领导力战略咨询服务集团主席,为制药和生物技术行业客户提供咨询,部分客户或受拟议中的《全面对外投资国家安全法案》相关规则影响。此外,他还担任Tenet Healthcare和Danforth Plant Science Center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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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中慧言-王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