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作者：Dan Restrepo（美国进步中心，奥巴马任期西半球事务高级主任），Ricardo Zuniga（奥巴马任期美洲事务顾问），Monica de Bolle（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编译：李俊霖、魏嘉怡，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10月25日，巴西总统大选迎来戏剧性逆转。现任总统卢拉以51.79%的得票率击败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成功赢得第四个总统任期。然而，选举结束并未给巴西带来平静。落败的弗拉维奥·博索纳罗拒绝承认结果，并于三天后携家人抵达美国迈阿密，声称自己遭到政治迫害。一场总统选举，就此演变为新的政治风波。
但比选举结果更值得关注的是，卢拉虽然赢得了执政权，却没有赢得解决经济困境的充足空间。过去几年，巴西公共债务不断攀升，利率长期处于高位，财政调整举步维艰。右翼虽然输掉总统选举，却进一步巩固了在国会的影响力。摆在卢拉面前的，不仅是如何兑现竞选承诺，更是如何在政治分裂和财政紧约束之下维持经济增长。
与此同时，整个拉丁美洲正遭遇两场几乎同时到来的外部冲击。一场来自中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严重受阻，能源和化肥价格上涨不断推高生产生活成本；另一场来自太平洋，强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可能在未来数月进一步加剧农业、能源和基础设施风险。两场危机相互叠加，使拉美地区长期积累的经济脆弱性再次暴露。
近期，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发的两篇文章，从不同层面揭示了拉美面临的发展困境。一篇着眼整个地区，分析能源与气候双重冲击如何加剧经济脆弱性，并推动民众政治诉求从公共安全进一步向经济民生延伸；另一篇聚焦巴西，指出这个拉美最大经济体深陷高债务、高利率与财政调整困难相互交织的困局，无论左右翼何者执政，都难以在短期内找到破解之道。
两篇文章共同揭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实：拉美政治的左右钟摆仍在摆动，但真正决定各国未来的，已不只是由谁掌握权力，而是谁有能力解决长期积累的发展难题。选票可以决定谁来执政，却无法替下一届政府偿还上一轮危机留下的债。
（本文编译自《外交事务》2026年9月30日与10月22日两篇文章，原标题分别为“The Two Shocks Upending Latin America”和“Brazil’s Economic Impasse”，仅代表原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两次冲击同时抵达
先看第一记。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实质关闭引发的能源与化肥市场动荡，已然重塑拉美的政治格局。
今年3月，智利总统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José Antonio Kast）因拒绝发放消费补贴以缓解能源涨价冲击，支持率下跌14个百分点，4月，秘鲁民众遭遇该国30多年来最剧烈的单月通胀飙升，不满情绪集中爆发，充分显现出经济焦虑足以颠覆政局、为民粹主义者打开上升通道。左翼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Roberto Sánchez）在总统选举首轮意外异军突起，但最终在第二轮决选中以微弱劣势惜败于右翼候选人藤森庆子（Keiko Fujimori）。在阿根廷，尽管油气产业正蓬勃发展，能源成本攀升仍再度引发通胀担忧，成为米莱（Javier Milei）政府的棘手难题，其民众反对率从年初的49%一路飙升至4月末的63%。
拉美地区高度依赖汽油与柴油进口，油价持续高位运行造成的经济损失正不断扩大。多米尼加共和国、尼加拉瓜以及多个加勒比小国政府已出台能源价格补贴，但在油价长期居高不下的背景下，这一举措的财政成本愈发高昂。其他国家政府无力承担这类纾困政策，普通消费者直接承受价格上涨的猛烈冲击。玉米是中美洲的重要主粮，2025至2026年间，洪都拉斯玉米价格涨幅超过60%；危地马拉则因汽油价格飞涨爆发了民众抗议。
第二记冲击紧随其后，而且可能是有记录以来最强的一场厄尔尼诺事件。未来数月，厄尔尼诺大概率会给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巴拉圭和秘鲁带去洪涝灾害，在中美洲与亚马逊雨林引发干旱，并扰乱太平洋核心渔业生产。为应对海湾冲突引发的市场冲击，多国财政预算已被消耗殆尽，面对新一轮灾害挑战时将国库空虚、捉襟见肘。
目前该地区已显现出灾害影响。秘鲁持续遭遇暴雨、山体滑坡与洪涝，数十万民众受灾，由此引发的经济混乱大概率会在年内进一步加剧。哥伦比亚8月刚遭受7.4级地震，如今又面临厄尔尼诺对水电站与咖啡产量的双重压力，而咖啡仍是该国核心出口收入来源。两国新任领导人竞选时均以安全议题为核心主张，如今却不得不应对经济脆弱性问题，救灾工作正持续考验其财政能力与施政水平。
中美洲可能面临重度干旱、粮食安全风险以及燃料、化肥成本高企的多重困境，各国政府大概率将暂停征收燃油税、放弃巨额财政收入，以防范社会抗议爆发。十年前，一场强厄尔尼诺曾重创萨尔瓦多、危地马拉与洪都拉斯的农业生产，催生了一波涌向美国的移民潮。如今美墨边境管控大幅收紧，移民这一传统“泄压阀”基本失效，上述国家国内社会动荡的风险持续上升。降水减少还导致巴拿马运河水位下降、航运效率放缓，进一步加剧本已受阻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压力。
巴西的气候跨度最大，暴露面也最广。南部大豆与玉米收成面临减产风险，稀树草原与雨林区域则陷入干旱、野火频发。供应巴西全国大部分电力的水电系统大概率将承压，迫使北部与东北部地区更多依赖成本更高的燃气、柴油与燃煤发电。能源结构的这一转变可能需要政府出台消费价格补贴，同时会拖累该国数据中心产业的快速扩张。阿根廷则把赌注押在收成上：米莱的经济计划依赖强劲的谷物产量重建美元储备。此前长期干旱已导致连续减产，阿根廷本寄望于厄尔尼诺带来的超量降水恢复产能，但降水过量反而可能损毁基础设施、降低作物产量，直接冲击出口收入。
两记冲击落地的时候，拉美刚从疫情里站直身子。正当地区经济逐步企稳复苏之际，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与历史性厄尔尼诺事件接踵而至。该地区成功避免了又一个“失去的十年”，本是积极信号，但如今外部冲击频发，各国政府将缺乏足够的财政与政治空间，难以破解制约增长与发展的结构性难题。若拉美各国不能形成区域协同合力，抓住全球经济格局调整中的发展机遇，地区经济长期低迷的态势将难以改变。
谁在冲击里赚到钱
冲击并不均匀。有输家，也有赢家，而且赢家的名单值得细看。
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是圭亚那，今年以来该国石油收入增幅已超50%。委内瑞拉也从中获利，但在缺乏实质性民主转型的前提下，其油气产业的长期发展能力仍存疑问。特朗普政府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Delcy Rodríguez）达成的协议已面临国会审查，若美国中期选举后参众两院任一院控制权落入反对党民主党手中，审查力度只会进一步收紧。在阿根廷，页岩油气产能持续扩张，推动该国从能源净进口国转变为出口国，美元出口收入显著提升。巴西油气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已成为拉美第一、全球前十的石油生产国，后续仍有充足增长空间。秘鲁与智利则通过出口铜、金等矿产抵消了能源成本上涨压力，当前这类矿产价格已攀升至历史新高。
巴西：一道解不开的方程
把镜头推到巴西，问题会看得更清楚。
10月5日，也就是巴西大选第一轮投票次日，该国金融市场情绪高涨。巴西正深陷高债务、低增长的困境，投资者迫切期待执政者削减预算赤字、放宽市场监管、降低税率，甚至推动国有资产私有化。左翼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执政近四年来，此类改革举措推进缓慢，因此投资者普遍希望右翼政府上台能为大刀阔斧的改革创造空间。
巴西大概率将迎来右翼执政。极右翼自由党在议会席位大幅增加，成为参议院和众议院的第一大党。该党总统候选人的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Flávio Bolsonaro），在第一轮投票中以近两个百分点的优势领先于年事已高的现任总统卢拉。卢拉过往曾上演过令人瞩目的政治翻盘，但在定于10月25日举行的第二轮决选中，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仍是更被看好的一方。
然而，即便博索纳罗胜选，巴西经济前景依旧黯淡。他提出的政策，与降低债务、刺激私人投资所需的大规模财政整顿方案相去甚远；而他执意削弱巴西政治体制的主张，也会制造不确定性，进一步吓跑投资者。卢拉执政期间，巴西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本届政府始终难以缓解公共部门与家庭部门背负的高额债务压力。但真正可能将该国拖入经济危机的，是博索纳罗政府可能推行的政治路线。
巴西正面临严峻的经济困境。该国主权债务率已飙升至GDP的83%，财政赤字居高不下，政府已无额外支出空间；高利率同时冲击着消费者与投资者。与此同时，伊朗战争推高了燃油及其他商品价格，让本就因高负债承压的家庭资产负债表雪上加霜，也让众多巴西民众迫切期待能有领导者改善他们的日常生计。
这一困境是多年积累的结果。2018年雅伊尔·博索纳罗当选前，其前任米歇尔·特梅尔（Michel Temer）总统为遏制巴西失控的财政问题，出台了公共支出上限政策。特梅尔将这一上限写入宪法修正案，以防后续政府为自身需求随意调整支出上限。但雅伊尔·博索纳罗任内仍多次推动上调上限，为此必须说服国会修改宪法。作为交换，行政部门实际上将预算流程的控制权拱手让给了立法机构。
因此卢拉接手的是一个财政调整空间极为有限的体制，而他在任内也鲜有举措破解这一难题。其结果就是预算赤字高企、通胀持续不退，迫使央行大幅加息。而高利率反过来又恶化了家庭资产负债状况，拖累整体投资与经济增长。
两个候选人，同一本账
即便卢拉成功连任，推行新的财政改革及其他促增长措施也将困难重重。他承诺削减支出，并提议对巴西税制进行全面改革，此举本有助于扩大预算盈余、降低公共债务。但如今博索纳罗领导的自由党及其盟友已掌控参众两院多数席位，足以否决卢拉推动的任何立法。
但指望博索纳罗做得更好，即便不算完全不切实际，也过于乐观。两位候选人在竞选期间都未详细说明修复经济的具体方案。博索纳罗反而频繁提及“体制改革”，称其内容包括修改巴西已施行38年的宪法，放宽现行劳动与环保法规等；干预联邦最高法院；以及为其父特赦——雅伊尔·博索纳罗因主导2023年政变未遂正在服刑。这些举措很可能会吓跑投资者，因为稳定的制度是经济良性运行的必要前提。一个破坏司法体系与宪法的政府，无论其经济政策内容如何、制定官员声望多高，政策的公信力都会大打折扣。
此外，要为这种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争取支持，就必须做出诸多妥协，而这反而可能加剧巴西的经济困境。要在国会获得足够票数推进博索纳罗的核心议程——例如罢免最高法院大法官需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宪法修正案需参众两院五分之三多数通过——政府必须争取联盟外议员的支持。这些政客几乎必然会要求为各自选区争取大量资金作为交换，进一步推高预算赤字。
博索纳罗的极右翼阵营还将着力维系其新近组建的、由州长、市长与选民构成的联盟。该阵营的支持者多为巴西中下层民众，他们在二十年前卢拉首个两届任期的经济繁荣期摆脱了贫困。此后多年收入增长陷入停滞，这些选民转而支持自由党，但这份忠诚度并不稳固。他们大多是个体经营者，经济处境脆弱。博索纳罗与卢拉目前都在争取这部分选民，承诺推出增收举措与家庭债务纾困方案，但即便这些方案能够落地，也只会让巴西的经济困境雪上加霜。
博索纳罗披露的经济政策也难以让人信服。其政党称将削减400亿美元政府开支（约占GDP 的1.5%），实现基本预算盈余——即不含利息支出的预算平衡指标。但该党并未说明具体实现路径，博索纳罗也未详细阐释其控制公共债务增长的模糊计划。归根结底，博索纳罗很难兑现这些承诺，尤其是如果他信守不削减养老金与核心社会福利项目的承诺，就更难实现。
问题的一部分在于，自由党的经济方案缺乏可行的降本计划。方案提议裁撤至少十个政府部门，但并未估算由此节省的开支规模。2019年雅伊尔·博索纳罗上任后也曾采取类似举措，撤并内阁岗位、裁减公职人员，但对财政状况几乎没有改善。其他承诺的举措还包括下调巴西增值税、逐步取消金融交易税、降低电力与燃油税、四年内投入1800亿美元用于基建，以及新建250万套住房。这些举措无一能解决巴西的财政问题，反而会让问题进一步恶化。
博索纳罗的其余税收计划同样如此。其经济顾问称，计划全面撤销卢拉政府财政部长费尔南多·阿达德（Fernando Haddad）任内新增或上调的所有税种。阿达德的增税举措旨在将税负向高收入群体转移，增加政府收入，缓解税制不公。这些税收政策确实带动了财政收入小幅增长，但仍不足以实现预算盈余。博索纳罗称这些举措因加重高收入群体税负而阻碍了投资，但这一说法并无证据支撑。相反，全面取消这些增税政策只会恶化巴西的财政状况。简单测算显示，巴西需要通过增收、减支或二者结合，将基本预算收支差额改善约6个百分点的GDP，才能遏制债务进一步攀升。这一调整至少需分三年推进，让负债家庭与企业有时间调整消费和投资行为，避免经济陷入衰退。而大规模减税会减少政府收入，推高债务水平。
巴西的高利率是另一重制约。央行当前基准利率为13.75%，以拉美标准来看处于极高水平，决定了整个经济体的利率走势。仅公共债务利息支出就约占GDP的8.7%。博索纳罗若大幅降息，势必引发经济衰退，因此他将面临与卢拉本届任期相同的困境——遏制债务快速增长的可行选项寥寥无几。
前车之鉴
无论是卢拉还是博索纳罗，都难以破解巴西的经济难题。但如果博索纳罗上台后大幅转向非自由主义路线，巴西几乎注定会陷入经济灾难。
博索纳罗从未否定其父对巴西1964至1985年独裁统治的推崇，他所在的自由党也与当年支撑军政权的政党一脉相承。此外，他已承诺将释放因2023年煽动暴乱与政变未遂而入狱的父亲及其同僚。弗拉维奥的弟弟、前国会议员爱德华多·博索纳罗（Eduardo Bolsonaro）大概率会在其兄政府中扮演重要角色，他曾公开表示欣赏匈牙利总理欧尔班（Viktor Orbán）政权，称希望学习该阵营的“先进经验”——而这一阵营正是通过修改宪法、改组司法、压制媒体等一系列掌控了匈牙利。巴西国会中规模庞大的极右翼阵营也支持削弱体制的政策，包括弹劾最高法院大法官——早在多名大法官曝出腐败指控之前，这些政党就已鼓吹这一举措。
尽管巴西暂无重回军政府统治的风险，但过往政权足以敲响警钟：如果博索纳罗政府将其非自由主义倾向推行到底，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在长达二十年的执政期间，其为维持政权统治，以不可持续的规模大肆开支，资金大多流向国有企业。最终该国出现公共债务违约，恶性通胀持续侵蚀经济，收入不平等急剧恶化。六套经济稳定计划相继失败，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巴西并非个例。过去一个世纪里，拉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从类似转变中获得经济收益。
巴西的右翼转向并非孤例，而是契合了区域整体趋势。巴西与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的极右翼运动，有着共同的思想内核——粗糙的自由意志主义世界观。这些势力都宣扬让民众摆脱国家束缚、成为自主创业者，向就业不稳定、缺乏经济保障的选民承诺其政策将带来繁荣。但这类民粹主义主张很难获得投资者的信任。与其他国家的同类势力一样，巴西极右翼声称靠拆解体制、搭配单薄的经济议程就能解决国家的深重难题，本质上不过是空头承诺。
区域自救的可能
回到整个地区。拉美国家既无力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通航，也无法缓解太平洋海域的气候异常。若要平稳渡过这场多重危机，各国必须摒弃过往的分歧疏离，走上联合自强之路。
在全球各区域中，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内部贸易占比处于最低水平。各国政府必须拿出政治意愿，深化区域经济互联互通，实现增长红利惠及普通民众的目标。与此同时，各国还需强化法治建设，执行更严格的财政纪律。该地区的多边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开发银行，以及众多次区域银行——可在多方面发挥作用：既可为灾害应对提供紧急融资与规划支持，也能吸引更多私人投资落地。
除拉美各国自身之外，欧盟与美国两大外部力量，能够帮助该地区规避危机引发的最严重后果。欧盟已将自身定位为有别于中美的可靠、可预期的合作选项。若欧盟法院明年批准各方推动已久的《欧盟- 南方共同市场伙伴关系协定》，欧盟将与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四国确立稳定的自由贸易关系。此外，欧盟还通过“全球门户”倡议，以超500亿美元的公共与私人投资为该地区经济提供支持。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执政下的美国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路径：以关税与武力手段推行胁迫政策。美国或许能通过施压委内瑞拉等国实现短期资源掠夺，但这种做法从长期来看，会持续损耗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一个稳定繁荣的拉美符合美国利益，将关键供应链（尤其是关键矿产与先进技术领域）布局在本土周边同样符合美国利益。各方可共同为拉美国家提供所需的融资与灾害应对支持，助力该地区走出危机、实现更强劲的发展。
结语
两场冲击来自外部，但能否有效应对，最终取决于拉美自身。
拉美并不缺少发展的有利条件。丰富的矿产、能源和粮食资源，使其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重要位置；部分国家油气产能持续扩张，庞大的区域市场也蕴含着可观的发展潜力。然而，资源禀赋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发展优势。真正的问题在于，拉美能否建立起将短期外部机遇转化为长期增长动力的制度安排：在财政上保留必要的政策空间，在制度上稳定市场预期，在区域合作中打破市场壁垒，为长期投资和产业发展创造条件。
这三个方面相互关联，也相互制约。财政空间不足，政府便难以兼顾公共投资与社会保障，经济调整容易引发新的社会矛盾；政策缺乏连续性，外部资本便更倾向于追逐短期收益，而非投入回报周期较长的产业项目；区域市场分割，则使单个国家难以形成支撑完整产业链的规模优势。任何一个环节的薄弱，都可能进一步放大其他方面的结构性矛盾，使外部冲击不断转化为内部发展困境。
过去五年，拉美经济在接连不断的冲击中展现出一定韧性，却始终未能摆脱低增长、低投资和生产率增长乏力的结构性困境。如果这些深层次问题得不到解决，未来几年，拉美恐怕仍将面临经济波动与政治更替相互交织的局面。更值得警惕的是，政治轮替或许能够改变政策方向，却未必能够解决长期积累的发展难题。一次次危机过后，留给结构性改革的空间反而可能愈发有限。
归根结底，外部冲击考验的不仅是一个国家的经济韧性，更是其在利益分化与政治对立中凝聚改革共识的能力。如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将短期应对转化为长期改革，将政治竞争转化为治理共识，才是拉美这一轮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作者：Dan Restrepo（美国进步中心， 奥巴马任期西半球事务高级主任），Ricardo Zuniga（奥巴马任期美洲事务顾问），Monica de Boll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编译：李俊霖、魏嘉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