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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摇滚四十年」
摇滚乐是一种青年文化，带着新崛起的新质力量，对潮流具有引导性，歌唱者和倾听者主要是年轻人。不管唱什么，青春具有某种永恒性，伤逝也具有某种永恒性，爱情和像是爱情的时代之情永远给人以至深触动，尤其在巨变的年代。
1986年5月9日夜，北京工人体育馆，“让世界充满爱——献给国际和平年”演唱会临近尾声，崔健与乐队登台。他身穿一件藏蓝布的西装领宽松外套，外套与里面的白衬衫都没有系纽扣，衬衫里面有背心；下身着一条白布长裤，左脚裤管卷起，俩裤脚一高一低；脚蹬一双“老头鞋”……日后名满天下的《一无所有》，即以这身装扮，在今天看来无比简陋的几束舞台灯光中响起。
这一天被记为中国摇滚的诞生日，《一无所有》被记为中国摇滚的开篇曲。
一
如同新闻是对新事的报道，历史则是对史实的记录，二者都摆脱不了主观作为客观的必经通道，也注定了新闻和历史都是一种作者的作品。1986年这个“中国摇滚元年”以及《一无所有》这首“中国摇滚第一曲”，都并非天生事实，而是来自人们的后天塑造，是文化认同层层积累的结果。
像是注定有一种主客观的缠绕，而且就在这么一件简直近在咫尺的历史事实上，也掰扯不开。可以说，参与建构了这一史实的人，大部分都铁定与音乐关系不大。摇滚乐是什么？中国摇滚是什么？崔健之前，中国没有摇滚乐吗？《一无所有》之前，中国没有摇滚乐作品吗？这些看似必须回答的前置问题，却从不需要作答；不回答，也不影响人们对这首“中国摇滚第一曲”的史实认定。
1990 年，西安，崔健在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巡演现场开唱（视觉中国 供图）
然而，只消稍稍朝音乐的方向，向事实的底层探一下，我们的断言便变得或许不那么确定。
摇滚乐是一种音乐类型，谈论摇滚乐不能离开它的音乐体裁。作为音乐类型，摇滚乐必有它的形式，这是它得以确立自身、区别于其他音乐类型的依据。从摇滚乐形式的角度看，稍早一些时候，刘索拉在全原创专辑《生命就像一座房屋》（1985年）中，部分歌曲已采用片段化的摇滚乐演奏；臧天朔的作曲、演奏和演唱，早已进入美国黑人音乐领域，入境甚深，大陆听众连名字都没听说过的“funk”（放克乐），已被列入他的音乐追求梦想，稍晚形成全原创专辑《冲入禁区》（1987年）；就算是崔健自己，早在1985年的《当代欧美流行爵士DISCO——崔健独唱集》中，已全专辑采用摇滚乐队演奏以及中文填词，只不过还不是原创歌曲。此时崔健翻唱的对象，主要是美国血汗泪乐队（Blood，Sweat & Tears）的专辑《三岁看老》（Child Is Father to the Man，1968年），这张专辑从演奏形式看，主要是美国爵士摇滚。同一年，在与姜德贤、卫华合录的《外国乡村音乐（二）》（1985年）中，崔健更是翻唱了朝阳国际电子乐队（The Morning Sun）的《走遍天涯路》（Walking Through the World，1982年）和后来在全世界几乎家喻户晓的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的《走开》（Beat It，1982年），黄小茂将前者按原题填词，将后者改题填词为《忙碌》。
眼界再打开，广及中国摇滚理应涵盖的港、澳、台地区。
中国台湾地区，罗大佑此时已完成他不朽的三部曲《之乎者也》（1982年）、《未来的主人翁》（1983年）、《家》（1984年），以及演唱会专辑《青春舞曲》（1985年），其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歌曲（甚至更多），毫无疑义是摇滚歌曲。《鹿港小镇》《未来的主人翁》《亚细亚的孤儿》《现象七十二变》等不只是对台湾，对两岸都是震撼，此后这些歌曲绵绵40余年不绝的影响力，也证明了它们在现代歌曲启蒙和思想冲击上的力度。在摇滚乐形式上，即使带着今天挑剔的眼光，应该也能够看到：其中有些歌曲采用了摇滚乐队的编曲和演奏形式。
放眼台湾地区的摇滚乐，罗大佑并非独一无二。在校园民歌向城市歌曲疾进的道路上，至少还有罗纮武（红蚂蚁合唱团）、李恕权、李寿全和齐秦，他们都做出了各自不同的、显然属于摇滚乐的尝试。
2020 年 11 月 29 日，罗大佑在台北华山1914文创园区举行的“GUITAR MANIAC 因为爱琴吉他”音乐节上压轴献唱（高品图像 供图）
红蚂蚁合唱团于1983年成立。随之，这支乐队即以吉他、贝斯、鼓与键盘的摇滚乐队编制，以浓得化不开的少年忧郁风格，录制了中文布鲁斯摇滚专辑《红蚂蚁合唱团Ⅰ》（1985年）和《红蚂蚁Ⅱ：懒惰猫》（1985年）。1989年，罗纮武以个人名义出版的《坚固柔情》，在另一个维度具有与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一样的早熟和纯粹，并有一种历久弥新、令人久久不能释怀的魅力。
李恕权可被称为中文世界第一位现代城市歌手，他的早熟，缘于他旅居美国的青少年生活经历。至1986年，李恕权已有五张中文专辑面世，分别是1983年的《回》、1984年的《赤子》、1985年的《明天》《给你》，以及1986年的《抹去你的口红》。
李寿全毕生只有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却谁也绕不过去。《8又二分之一》展现了纯然的“作者歌曲”的独立性、完整性和深刻性，词、曲、唱、奏、编曲俱佳，只是结集稍晚一点（1986年8月）。
齐秦具有现代意义的《狼的专辑》（1985年）和《出没》（1986年），已逐渐响彻华人世界。
那时还没有“中国摇滚”的概念，自然这些作品不会被看作中国摇滚。但它们对城市人和城市的表现，早发而锐利，就算是今天听，也仍有蚀人骨髓的冷艳，回应了你可能是在昨夜街头突遇的、骤然不知从何处袭来的情感。
1969年8月7日，香港莲花乐队在录音室留影（视觉中国 供图）
香港的摇滚乐出现得更早。许冠杰组建莲花乐队是1967年，那时他唱英文歌，翻唱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的歌。当许冠杰1972年以粤语唱出《铁塔凌云》，1974年以粤语发行个人首张专辑《鬼马双星》时，应该说香港的摇滚乐就开始了——一个从披头士化来的声腔，唱出了香港的世俗百态和市井人生。
放眼香港的摇滚乐，许冠杰也并非独一无二。仅以摇滚乐队作为辨识摇滚乐的眼光，至1986年，在中文世界脍炙人口的，至少还有泰迪·罗宾与花花公子乐队（Teddy Robin & the Playboys）、Beyond、达明一派。
泰迪·罗宾原名关维鹏，其最知名的代表作《点指兵兵》出版于1979年。这张专辑是典型的乐队型摇滚，你想要的东西都有，你不想要的东西也有，或许可以说，这是香港这座电影之都的杂烩玩耍。
Beyond乐队此时刚出发，1986年3月出版《再见理想》，12月出版《永远等待》。苛刻的大陆摇滚乐迷从不把它当摇滚，却又绕不开它是一支摇滚乐队的事实，真是活活把自己拧巴死。对的，它有让无数“伪摇”和只是喜欢歌曲的人血脉偾张的旋律和声腔，还有关注中国乃至世界风云激荡、力求严肃的歌词视野。
上世纪90 年代初，Beyond 乐队后台合影
达明一派的摇滚理想模型是伦敦的合成器波普二人组（synth-pop duo），他们完美地活成了香港的合成器波普二人组。对，《天花乱坠》和《爱在瘟疫蔓延时》，就像这两个歌名，达明一派萃取和精炼了这个现代大都会的妖冶迷离之气，对中国更多即将从郊区向中心汇聚、从小城变成大城、从大城变成大都会的城市，具有证言和预言的双重性。
1986年3月，达明一派出版了首张EP《达明一派》。
2004 年 12 月 9 日，达明一派“为人民服务”演唱会在香港红磡体育馆开演（视觉中国 供图）
二
1986年5月9日，“让世界充满爱——献给国际和平年”演唱会上，崔健唱出《一无所有》。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共大舞台上演唱，演唱的是他的原创歌曲，歌曲的表演形式是吉他、贝斯、鼓、键盘以及管乐——一支齐全、完备、加强型的摇滚乐队的形式。
仅隔了两个月，该演唱会的歌曲以录音室合辑形式出版。《一无所有》上了标题，崔健上了封面，全称《全国百名歌星荟萃精选1：一无所有》，俗称“第一届全国百名歌星专辑”。
当时，对全国听众来说，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崔健为何人，《一无所有》为何物，但随着这盘磁带（3.5元）以及更廉价的塑料薄膜唱片（0.5元）的传播，伴随着像是一位陕北小伙儿土得掉坷垃的嗓音，这个人和这首歌很快被全国各地的许多人知晓。作为一个密切关注“歌坛”，恨不得听完每一张新出版的专辑、会唱其中每一首歌曲的人，我就是这全国听众中的一位。
《有罪之身》剧照
摇滚乐？不，这个词还没有。这个词开始有，开始被大家谈论，还要等到1989年，即三年之后。以具有较高公众知名度的标准观察，甚至还要更晚，要等到1994年“新音乐的春天”，“魔岩三杰”现身之后。
但潮流涌动，并不具名，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
今天，以后知后觉的眼光对摇滚乐“考古发掘”，“第一届全国百名歌星专辑”几乎整张都是中国摇滚歌曲，大部分是欧美知名歌曲填上中文词，被当时位于潮头浪尖的歌手翻唱。
此时北京的知识分子圈子里，李陀是中心人物之一。朋友聚会中，李陀会放崔健的磁带，放《一无所有》。
李陀和朋友们，把这首歌视为上世纪80年代“欲望与激情解放”的产物。旧的意识形态松动之后，个人的欲望、苦闷、荒诞感被释放出来。歌曲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来自歌词的思想冲击力，而非单纯的音乐上的技巧。歌曲以直白的语言，唱出一代人精神上的贫困、迷茫和个体的孤独，这是它震撼全社会的根本原因。《一无所有》首先是社会、精神层面的艺术，其次才是音乐。
王朔当时初获文名，已经发表了小说《空中小姐》《浮出海面》和《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十多年后，在他已成为全国最火的小说家之后，说起崔健，他称之为“我们国家最伟大的行吟诗人”（《我是王朔》，1992年），他说崔健反映当代的东西是最准的，比大而无当、泛泛的文化的那种东西更能被其理解。
2005年，崔健在北京CD咖啡酒吧留影（高鹏 摄）
王朔自称，由于特殊的成长经历，未成年时就已失去“心肝”，但自己不知道，崔健让他知道了。“他让我听到了一个人的心灵。原来人是有心灵的。”
“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我想、有需要让自己感到自己有心灵，就听崔健的歌，仿佛自己的心灵存在于他的音乐中，只有通过他的嗓子和他拨动琴弦的手指才能呈现出来，像烟只能通过火来点燃。”
那段时间王朔觉得，健康的心灵可靠地寄托在了一个地方，再也不会失去自己，他把崔健的录音带找出来，按一个键就可以自我证实。“我宁愿崔健和他的音乐代表我存在，代表我斗争，代表我信仰，我把重大的责任都交给他了。”“他的每一声歌唱都如同我自发的呐喊。”（《崔健印象》，2000年）
陈丹青当年人在美国。他站在大街上，听到了《一无所有》，听完热泪盈眶。他感到，这首歌把压抑的普通人的苦闷喊出来了。
美学家高尔泰有一个著名的观点：“美是自由的象征。”艺术的本质是人的精神解放。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他这样评价崔健：“也许崔健及其摇滚乐是中国目前唯一可以胜任启蒙的艺术形式了。因为理论界的范围太狭窄，起不了大面积的启蒙影响，而音乐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它能起到任何其他方式都达不到的作用。”“在书斋启蒙力量有限的时代，崔健的摇滚乐，用感性的歌声，完成了理论做不到的、面向广大青年的精神唤醒。”
1995年，北京一家唱片店（王文澜 摄 / 视觉中国 供图）
诗人伊沙当时还叫吴文健，在《一无所有》初次唱响的一刻，他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经历：“在我成为诗人的进程中，崔健的歌词对我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北岛的诗。崔健其实是中国最棒的诗人，看他的歌词，我们这些专门弄诗的都该感到脸红！将来真正的诗歌史，肯定有崔健一章。”他还充满象征性地说：“第八个铜像是崔健。”
1996年，北京大学教授、文艺评论家谢冕和钱理群主编《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将崔健《一无所有》歌词纳入，收录在“1980年代诗歌卷”中。
三
即使是不太在意音乐，或者不怎么懂音乐的人也注意到了：《一无所有》跳出了传统抒情歌曲的表达范式，直白、粗粝，是一种呐喊。
后来，这成为大部分人的共识，成为辨识一种音乐是不是摇滚乐的关键表征。
摇滚乐是外来的，这时候在美国它至少已有40年的历史。在美国，它是一种“传统抒情歌曲”。
然而，非常吊诡的是，摇滚乐是什么？第一首摇滚歌曲是哪一首？第一位摇滚歌手是谁？这在美国也是笔糊涂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1935～1977）众所周知，是公认的历史上第一位摇滚偶像，但他并不拥有摇滚乐的发明权。更早的摇滚乐开创者，音乐学者的目光，至少扫过了艾克·特纳（Ike Turner，1931～2007）、查克·贝里（Chuck Berry，1926～2017）、汉克·威廉姆斯（Hank Williams，1923～1953）、“浑水”穆迪·沃特斯（Muddy Waters，1915～1983），以及今天已绝少有人谈起的亚瑟·克留达普（Arthur Crudup）。至于第一首摇滚歌曲是哪一首，音乐学者的答案不仅中国听众闻所未闻，美国听众听了也一样晕乎，比如罗塞塔·撒普修女（Sister Rosetta Tharpe）的《每天都有怪事发生》（Strange Things Happening Every Day，1944），亚瑟·克留达普的《没关系》（That’s All Right，1946），埃拉·梅·莫尔斯和弗雷迪·斯莱克（Ella Mae Morse and Freddie Slack）的《蓝灯屋》（The House of Blue Lights，1946），威诺尼·哈里斯（Wynonie Harris）的《今晚好好摇啊》（Good Rocking Tonight，1948），戈里·卡特（Goree Carter）的《摇一会儿》（Rock Awhile，1949），艾克·特纳的《88号火箭》（Rocket 88，1951）。好吧，就算你是个摇滚铁粉，或一名摇滚歌手，这些你听过吗？听说过吗？这些歌曲，若给出最简单的特征，我会说——它们的创作者和表演者基本上是黑人，或刚踏入这种音乐的个别白人。就像“猫王”的突破性在于：他是第一个唱黑人布鲁斯的白人。
1957 年，电影《监狱摇滚》剧照。“猫王”埃尔维斯 ·普雷斯利本人出演。图中他身处唱片店，被一众女粉丝团团围住（视觉中国 供图）
那么摇滚乐是什么？——最早的音乐形式应该是可以辨认的，但定义一样说得云里雾里：摇滚乐是一种流行音乐类型，最初被称为“摇与滚”（rock and roll），该风格汲取了非裔美国人的布鲁斯、节奏布鲁斯，以及乡村音乐的元素，也深受电声布鲁斯和民谣等音乐类型的影响，并融合了爵士乐和其他音乐风格。——这等于啥都说了，又啥也没说，但相当周正——整个美国音乐史都是这么来的。
那么，这种音乐的体裁——曲式如何？把它说清楚了，岂不是就说清楚了？好吧，听好了——
“通常，摇滚乐（rock and roll）是歌曲，采用4/4拍、简单切分节奏，第二拍和第四拍重复出现小军鼓的后拍；旋律往往源于更古老的（欧陆）音乐调式；体裁常采用源自布鲁斯和民谣的主副歌结构；歌词常着重于浪漫爱情，但也涉及各种各样的其他主题，不乏社会或政治议题；通常由摇滚乐队演奏，以电吉他为核心，乐队包括主唱、主音吉他手、节奏吉他手、贝斯手、鼓手、键盘手或其他乐手。”（维基百科）
好吧，让我一句话直说吧。听歌半世纪，以我的直觉感受来说，电声布鲁斯就是“rock and roll”。乡村布鲁斯进入城市发生突变，通上了电，放大了声音，歌词也变成城市主题，这就成了摇滚乐。
（鉴于很多人未必知晓布鲁斯，这里我多插一句：电声布鲁斯，等于说“4/4拍，12小节，主副歌，带电”。）
但这样的一种界定，到1960年代末期即已过时，摇滚乐的称谓此时从“rock and roll”变成了“rock music”。“rock music”就不是只有“rock and roll”了，它这个大袋子越装越多，最后几乎装下了全部的现代流行音乐。“摇与滚”，或者说电声布鲁斯，成为摇滚乐的根，老派摇滚/经典摇滚的代称；而摇滚乐的外延一再外扩，终于变得不具有任何可指认的基本曲式和共同特征。
20 世纪 80 年代，摇滚传奇人物查克·贝里在美国圣路易斯拱门下演出（视觉中国 供图）
所以，按绝不会含糊的西方人的思维——摇滚乐是一种流行音乐类型，但是在今天看，它没有任何固有形式和类型特征！
“不可能将摇滚乐绑定在某个严格界定的音乐定义上，”美国著名乐评人罗伯特·克里斯戈（Robert Christgau）的这个观点经常会被引用，“最好的摇滚乐将民歌艺术的优点——直接、实用、自然受众——与现代技术结合，带入了当下。”
今天，人们常拿“摇滚乐”与“流行音乐”对比，尽管两者有很多共同点。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摇滚乐就约等于流行音乐。
1986年之后，崔健及其后继者引起的音乐现象，很快受到国际上的关注。但记者、观察家和音乐学者很快就认识到，中国摇滚与西方摇滚不是一码事。2003年，我在英国留学，浏览赫尔大学图书馆的外文期刊，见有一些音乐学术文章，谈及“中国摇滚”并不说“Chinese rock”，而称之为“yaogun”。这样做固然简单而准确，却将世界细分为一个个专业领域，最终只会走向彼此都不相通的牢笼。
历史事实许多时候不讲逻辑，也不在因果关系中，甚至不遵循时间线性先后。只有解说历史，才能形成和遵循因果关系、逻辑链条和时间线性。历史认识的形成，可能在事实上前后时间错置，因果颠倒，却并非全然误识，而可能是把握住了要害。在大变局的时代，新事物巨量涌现，汇聚、碰撞和激荡，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所有一切都在关联中，在一个关系场、信息场和能量场中各自崭露头角。
中国摇滚是大时代的歌声，在东西方碰撞中发出了声响。首先，摇滚乐是外来的，在一股来自外界的冲击和刺激下，本土文化内部发生应激反应，激荡而成为时代巨震。
1992 年，北京火车站平安音像批发部，唐朝乐队《梦回唐朝》专辑签售首发，大批乐迷慕名而至（高原 摄）
如果把此前的中国视为一个封闭系统，那么，这个封闭体系有两个对外的孔道。一个是“内部参考”的政治孔道：高级干部、旁及家庭以及周边社会关系，由此得以窥见外部世界的动态。另一个是经由专业艺术院校和文艺团体的艺术孔道：既有“内部书”“内部片”，也有海外同学和对外文化交流，得以形成窗口。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也不是完全封闭的。最早的中国摇滚乐手，最敏感者和得风气之先者，大都与这两个孔道有关联，由此得以较早、较多地获得国外的各种文化资源，在摇滚乐方面，包括外国的录音带、资讯、书籍、杂志、乐器、演出和录音设备，乃至来华的首批西方音乐人。发于无声之中，可称为“第一位中国流行爵士/爵士摇滚歌手”的李泉，说他在读中学、大学时，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一直在音乐附中——音乐学院的体系中，他听的外国音乐从少年起就是与国际同步的。
环顾诗歌、小说、绘画、雕塑、电影、哲学，20世纪80年代如滚雷一般爆发的一波波新潮，其领军人物都有这么两条通往世界的孔道。
还有一处孔道：出于地缘优势，广东和福建可就近收听到港台音乐广播。通过录音拷贝，有些人将香港音乐和台湾音乐向大陆扩散。与前两处孔道不同，这处孔道不是官方的和艺术专业的，而是民间自发的。在前中国摇滚时代，大陆音乐人发现、瞩目、学习和翻唱的外界作品，也包括港台两地的新锐之声，由中国人发出，发生于更早时期的东西方碰撞过程中。
四
1989年，崔健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出版。
1991年，崔健专辑《解决》出版。
1992年，侯牧人专辑《我爱你中国》、黑豹乐队同名专辑《黑豹》、唐朝乐队同名专辑《唐朝》，以及合辑《中国火Ⅰ：中国人世界的摇滚乐精选》出版。
1994年，“新音乐的春天”——张楚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窦唯专辑《黑梦》、何勇专辑《垃圾场》出版。
同样是1994年，郑钧专辑《赤裸裸？！》、崔健专辑《红旗下的蛋》出版……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这每一张专辑的出版都是一次事件，这每一张专辑都像投向听众的一枚震撼弹。不局限于音乐领域说事或许更为准确，也更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它们是对社会的一次次激荡，人们的内心因此被搅动，被重新审视。毫不夸张地说，每一个沉浸身心从那个年代走过的人，都被这些歌曲划伤过、刻写过，他的审美、情感、思想和观念，因此得以有机会被反思，被改写，被重新塑造。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这每一个人物出现时，对公众都是陌生的，又都极其新鲜，像是横空出世。时代在不断经历一个个惊讶，人们兴奋、激动、感动，奔走相告。
要描述此时的中国摇滚，完全适用那句俗语：出道即巅峰。
今天的人，已经无从追忆甚至想象：一个大院子弟何以忽有所悟，变成一位眼望远大前程，懂得把每首歌都锤炼成不朽真金的艺术家。同样，我们也再难以探索那条心灵的秘径：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一个时髦青年领悟到要用陕北农民的声腔唱歌。好像发生在一夜之间，崔健成为被他用《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断然分开的崔健，他把这张专辑称为“第一张专辑”，这张之后才是崔健，这张之前的所有作品全都一笔勾销。
当时许多人都觉得，这个崔健说出了自己想说而未说出的话。如同大梦已醒，人们完成了对自己、对时代的确认，一无所有，决心出走，却抱定了迎向开阔未来的信心，既充满悲剧感，又倍感光荣和鼓舞。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包括：舶来的摇滚乐像是中国土产的；无师自通的新手们，第一次唱片制作却是世界级水平的。
仅隔了两年，从《解决》中走来的崔健，仿佛换了一种音乐，仿佛变了一个人。当然，是一个人极速的、脱胎换骨般的成长造成了这个结果。对，这毕竟是1991年，专辑扑面而来的是1991年的时代气象。这个崔健滔滔不绝，又猛又冲，冲冲打打，与现实发生了疾速的恋爱，发狠要把一切问题解决，首先他要把自己解决。抒情和忧伤的美感完全消失了，冲到人们面前的是快节奏和冲击力，一扫那一片似乎要永久罩在人们头顶的沉闷空气。完全不同于《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抒情，《解决》立意要自由、锐利的行动——就从此刻、从这里开始，加入新世界的创生。
与崔健相比，侯牧人是个年岁更大的人，一位老知青。《我爱你中国》专辑中的许多歌曲，都是能让人哭的歌曲。这个人上天入地走了无数弯路，一门心思想要找到能被今天的老百姓热爱、鼓噪、大合唱的民歌。现在他发现了，他要找的东西是摇滚乐。一个上海知识青年，在生活的大熔炉里，硬生生把自己炼成了北方人。他的这些歌曲极俗又极美，带着逝去年代不可能抹掉的也不可能重来的感情；有的歌曲想做成群众性的广场大合唱，只等待机缘来临。
黑豹的出现真的来历不明，过了差不多一年，人们才从风言风语中确认这是一支北京乐队。这是人们从没有听到过的一种声音，它所传递过来的金属乐的城市冰冷意象是超前的，中国城市尚无这种现代体验。现在看来，《黑豹》只是一张流行金属乐专辑，大多数歌曲都采用了套式化的写作和演奏，但是窦唯高亢、激越、充满磁性和穿透力的嗓音，李彤如同号角的电吉他，使这些歌曲带有一股真气，充满了感染力。延续了许多年，它们都是霸气男生飙嗓子的试金曲目。虽然欠缺深度，却仍是时代之音。《黑豹》中的多首歌曲都有一种在现代城市中心理受到创伤的情绪，这是前一个时代没有的。简言之，它们有人性凉薄的冷酷，由此又形成了对真实、善良和爱的渴求与呼唤。
虽有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解决》在前，唐朝乐队首张专辑的出现，仍有如石破天惊。
1993年，唐朝乐队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奥运之光”公开演出现场（高原 摄）
这种音乐完全在中国人的想象之外。人们未料到这片土地上还有这种东西。它一朝被人瞧见，就已然是一个庞然大物。《唐朝》像造起了一个祭坛，专辑中全部是大歌，全部是祭坛上的图腾。《唐朝》身上有西方的酒神，也有东土的神灵；有大唐的浪漫，也有剧变期中国城市的迷乱。四位身怀绝技的现代骑士纵酒狂歌，崇拜并歌唱太阳、月亮、天堂、神鸟、大唐盛世。在这些宛如重金属赞美诗的神曲里，不只有天使的引领，也有魔鬼的引诱；有迷魂的痛哭，更有放纵欲望的狡辩。
像中国打开世界大门、盛世大门时的轰然一响，主唱丁武用仿佛要冲破人类极限的高音，用京剧唱腔的激昂幻影，在气势恢宏的雄伟音乐建构中，开启了一个浑然天成的历史时刻。迄今，它仍是那一刻开放中国的一个传神影像。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句话在这个时间点上说出来，具有准确地敲在时代大门和中国大门上的“砰砰”之响，最能表明这一刻中国人的表情。专辑中首次出现了对中国人吃饭问题初获解决的描述，出现了贫富差距出现时人群的分化及羞愧感；出现了大家兴高采烈投奔生活、声气相投时，不适者的羞耻感；出现了欲望膨胀的疯狂和对这疯狂的不祥预感；出现了人生被安于厕所和床这两个位置时，身体解放和心灵死去的矛盾恐慌感；出现了生活开启了全新模式，正在失去童贞的害臊感。这个表情如此丰富，充满了矛盾，又极为敏感、强烈。
1993年，25岁的张楚（中）在《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拍摄现场（高原 摄）
唱出这首歌的人是野路子的诗人、勉勉强强的作曲家和直嗓子的草根歌唱家。张楚的成长，一定有社会化的缓慢、艰难的过程，所以他对他所经历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过程、细节和程度都极其清晰、深刻的慢放，同时具有矛盾性和含混性。新的时期，每一个新选择，都具有两面性，都有冲突，都纠缠不清。他并不特别批判现实，比较而言，他反应最强烈、批判最尖锐、自感最难受的，是心灵本身。
张楚从台湾民谣中获得了简直可称之为“简陋”的资源，但就是凭这一点，却从一帮熟稔西方摇滚乐的中国高手那儿得到了强大扶持，因而成就了《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专辑杰出的音乐品质。张楚的演唱是直愣愣的，却直击人心，让人深感真实，可交托以内心完全的信任。
何勇《垃圾场——麒麟日记》是1992年完成录制的作品。多年来，它在我头脑中一直上升，直到今天也还在生长。我是在很晚近才意识到，《垃圾场》《聊天》《踏步》《冬眠》《非洲梦》根本就没有作曲，但是又天生有作曲，就从语言本身的音调看，这些歌曲就优美而富于张力。从基本面上看，歌手只是将歌词大声地喊出来，但从现场演出，从摇滚乐一再奉行的再阐释、再创作看，这些歌曲具有无比开阔的再创造空间。
何勇的成长也一定是缓慢的，他把童年状态拉伸到了成年状态。而他的艺术形式也是，具有儿童和青春期的双重性。他用这样的一种童音表达撕裂，表达无缘由的愤怒。这非常矛盾，又非常统一，也非常致命，让这摇滚的生命特别有说服力。
何勇是个天生的现场表演家，像个喜欢表现、装疯的孩子，只有这种气质，能成就他的歌曲。他的歌曲表现了彻头彻尾的生命的统一性。看起来那些最重的音乐表演是表现了摇滚乐的愤怒，其背后却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哭泣。这种音乐其实并无暴力，它是终极意义的脆弱。
可能是出于无意识地对生命真实的忠诚，虽然何勇明确意识到摇滚乐是外来的，他的歌曲却纯然是中国歌曲，有老北京的韵味。面对时代现实，何勇有独特的出自少年心灵的反讽式修辞，如“你的声音我听不见/现在太吵太乱”“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这一点像英国的史密斯乐队（The Smiths）主创莫里西（Morrissey），但可以肯定何勇没读过莫里西。他的诗才完全由心而发，并非出自任何教化。
1976 年 6 月，英国伦敦哈默史密斯奥德翁剧院，牙买加雷鬼乐（Reggae）传奇人物鲍勃·马利登台演出（视觉中国 供图）
“新音乐的春天”中，窦唯的《黑梦》是社会性最弱的，时代感也稀薄，但鬼使神差，由于外界加诸其上的力量，它成为三张专辑中流传时间最长，似乎也最能寄托青少年情感、最反映时代气息的专辑。
窦唯是一位心理型歌手，极其内向，大多时候内心都有不能言说、难以表达的问题。《黑梦》作为表象上的概念专辑，内在并无统一内容，将歌曲贯穿和统一起来的完全是他这个人，是这个人深刻的心理创伤和阴冷的个人气质。若说这张专辑有内核，这个内核可能是一个飘摇家庭投向那个备受伤害的敏感少年的内心阴影，但这一点也是表达不清的。
《黑梦》表现出的情绪、心理和个人形象都是黑色的，在中文流行音乐中十分罕见。很快，时代巨变加诸个体带来的重压，尤其是各种破碎感产生的灰暗心理，印证了这张专辑的乐境。十首歌曲是各种潜意识阴影——失落、担心、惊吓、可怜，不信任、无把握、无可奈何、无安全感，乞求、游离、逃避、沉默、出神、茫然，渴望温暖和安慰……这些情绪都不是很明确，却又都很强烈。
窦唯的歌词难以概括，有时语意含混，有时逻辑散乱，东一榔头西一棒子。音乐在意识底层浮动，是矛盾心理、不良思绪、受惊吓的白日梦，将人陷入心理抵触、失魂落魄的境地。基本上，这种状态本身就是对现实的否定。
《黑梦》歌词的文学水平低下，音乐却极其出色。歌曲结构不合常规，节奏、音色、乐境表现卓异，鼓的表现尤其突出。窦唯开始崭露他触类旁通的音乐天赋，对器乐指证心象、物象的领悟，超乎寻常。
并无多少商业力量推动，郑钧获得了比窦唯、张楚和何勇都更为广泛的流行度。《赤裸裸？！》中的歌曲有平庸、庸俗甚至恶俗的一面。可能正因为如此，在商品经济逐渐全面占领生活的时刻，这些歌与社会强烈共振——反映了在剧烈的历史变革中，社会心理进程却十分缓慢，大众观念庸常，认识水平低下。
郑钧（摄于2007年 / 高鹏 摄）
郑钧无所顾忌地唱出自己想法的姿态，非常迷人，极具感染力。《赤裸裸？！》是一张中文布鲁斯专辑，也像是“发于无声之中”，但它的中国化程度已如此之深，至今也罕有其匹。由此，郑钧树立起一个带点痞气的、率性自由的时代新人形象。他并不表现为好情人，一份爱总是摇摇摆摆，这里也埋藏着时代之变：世界确实不一样了，变得很不稳定，就像《赤裸裸？！》——这张专辑名称中的两个符号——反映了人们在价值观上的摇摆和颠覆。
五
1994年12月17日，香港红磡体育馆，“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举办。唐朝乐队与窦唯、张楚、何勇登上了香港的顶级舞台，感染、疯魔了现场近万名观众。
演唱会由台湾滚石唱片旗下的“魔岩唱片”策划，被制成现场录音和录像，向海内外发行，这一夜被许多人视为中国摇滚的巅峰之夜。
1994年12月17日，窦唯、张楚、何勇以及作为嘉宾演出的唐朝乐队参加香港“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高原 摄）
巅峰之后就是低谷。此后，中国摇滚进入漫长的失语期。
同年，崔健《红旗下的蛋》出版，伴随的并不是叫好声。与之前截然不同，听众的反应不再是兴奋和激动，而是困惑和失落。
伊沙此时不仅是诗坛名人，也像是“意见领袖”，对崔健的尊崇彻底幻灭。他说：
我对这最后一个偶像的怀疑和失望得于两盘带子：《红旗下的蛋》（录音带）与《北京杂种》（录像带）。《红旗下的蛋》是崔健继《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解决》之后所出的第三张专辑。坦率地说，崔健下的这三个蛋一个不如一个。《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堪称“中国摇滚音乐的经典之作”，无懈可击。《解决》也不算失败，而这颗《红旗下的蛋》则是一盘观众大于音乐的作品，令我失望地看到崔健的角色意识竟如此之强……音乐是如此苍白。崔健已经丧失了他想象的空间。
此后，窦唯、张楚的新作再无轰动效应；《中国火》一辑比一辑黯淡，至第三辑彻底熄火；滚石旗下“魔岩唱片”关闭大陆业务；“黑豹”“唐朝”的后半截生涯几乎成了笑话；郑钧的名声永远停留在《赤裸裸？！》。对于还在关心中国摇滚的听众来说，他们的一次次出现，换来的是一次比一次更小的关注，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失望，直至无感，直至被无视，大众和小众都看不见。
1994年，魔岩三杰在北京硬石（Hard Rock）餐厅留影（高原 摄）
至2026年9月1日，何勇至死也没做出第二张专辑，虽然他身负着必须连续推出专辑的出版合同。甚至我们都没看到他写出一首新歌，想出几句可以谱曲的新歌词。
何勇去世时，微信和微博上全是对他的悼念，那么多的人，忆念起、书写下他曾经给予自己的震动。但也有另外的声音——其实一直都有，只是此刻变得如此触目：
原文：http://weixin.sogou.com/weixin?type=2&query=%E4%B8%89%E8%81%94%E7%94%9F%E6%B4%BB%E5%91%A8%E5%88%8A+%E3%80%8A%E4%B8%80%E6%97%A0%E6%89%80%E6%9C%89%E3%80%8B%E7%88%86%E7%81%AB40%E5%B9%B4%E4%B9%8B%E5%90%8E%EF%BC%8C%E5%B9%B4%E8%BD%BB%E4%BA%BA%E8%BF%98%E5%90%AC%E6%91%87%E6%BB%9A%E4%B9%90%E5%90%97%EF%BC%9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