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重庆医科大学举行建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重医的70年，既是一群西迁医生与几代学生的共同往事，也是一段中国医学教育扎根西部的历史。
一张编号001的研究生毕业证，连接着上海与重庆，也记录着西迁医者扎根巴渝、启教兴医的初心。
1958年，30岁的神经科医生沈鼎烈带着上海第一医学院（以下简称“上医”）001号研究生毕业证书，西迁重庆。这场西迁，要从3年前的一项迁建任务说起。1955年6月，陈同生履新上医党委书记兼院长，一项重任已摆在面前：把这所医学院整体迁往重庆。此时，新中国正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希望调整沿海与内地的高校布局，为内地建设培养更多人才。把成熟的医学教育力量引入西南，正是这项迁建任务的背景。但对一所创办近30年、拥有多家附属医院的医学院而言，迁校远不止搬走课堂。上医抗战期间曾辗转昆明、重庆办学，战后才迁回上海。如何保留已经建立的医疗与教学基础，又为重庆增加新的医学教育力量，成为各方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医创始人颜福庆与陈同生经过争取，最终获准的方案是：保留上医，抽调部分教学、医疗、科研力量，在重庆新建医学院及附属医院。此后，400余人陆续溯江而上，参与创建了重庆医学院，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医科大学（以下简称“重医”）。这场后来被称为“母鸡下蛋”的分迁，既为上海保留了成熟的医学教育力量，也为重庆和西部增加了新的医学人才培养基地。2026年10月，重医迎来建校70周年，它已为社会累计培养输送各类医学人才超过17万名。曾经由西迁专家建立的学科，有了自己培养的接班人，他们也开始带学生、做研究，把这所学校的医学教育继续向更远处延伸。沈鼎烈（右）与夫人刘有达在重医袁家岗校区“开拓者赋”碑前合影。图源：重医附一院。1955年，为适应经济与国防建设需要，高等教育部提出配合新工业基地的分布，扩建内地学校、提前新增学校。交通大学迁西安、上医赴重庆建院，都是这一时期高校布局调整的一部分。当时重庆工业、商业发展，人口稠密，医疗预防任务繁重，亟须建立一所高水准医学院。1955年4月，重庆有关部门研究建院时，已将学校与医院一起规划，兼顾人才培养和现实诊疗。承担筹建任务的上医，即今天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已有深厚积累。1927年，颜福庆等人创办其前身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到1956年，上医已有16名一级教授。中山医院、华山医院等附属医院，则是临床教学和科研的重要依托。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向西而歌》记录了教授们的考虑：医学院必须有学科门类齐全的附属医院，学生才能接触患者；医疗器材的生产与改进，也离不开工业配套。上海已有的基础需要保留，重庆的新院也要建设。实际上，分迁并不比整体搬迁省力。上医当时提交的意见指出，建立新院需要新制设备、抽调人员，困难反而更多。但若全部迁走，既会影响上海的医疗保健，又仍需另建一所医学院才能符合国家发展计划。保留原有学校、增加新的学校，因而成为上医提出分迁的重要理由。陈同生赴京汇报，提出抽调上医部分力量在重庆建院。方案最终获准，他也兼任重庆医学院首任院长。建院初期，重医三分之二的师资、三分之一的行政人员由上医配备。1955年4月至1960年7月，人员分批派往重庆，所需的图书、标本、教材、切片等也陆续运来。凡上医有两套的图书资料、教学科研仪器，便支援重医一套，仅1956年下半年，赠送的仪器设备就有1378件（台）。1956年10月27日，重庆医学院举行成立暨首届开学典礼。接下来，西迁者要做的，是让课堂、病房与实验室在这片土地上真正运转起来。新建医学院带来的人才与医疗服务，迅速满足了当地患者的就医需求。1956年筹建的附属儿科医院，结束了重庆没有儿科专科医院的历史。据《重庆日报》对筹建者郑惠连的采访，医院开诊后患者多、病种多，急诊和危重疑难患者也多。兼任主治医师与医疗秘书的郑惠连，还要处理门诊、病房及药剂、化验等事务。面对这些需求，西迁队伍中成名的专家与年轻医生，很快投入各自的建科工作。时任上医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的外科学家左景鉴，参与筹建重医附一院，担任首任院长。离开上海时，他把复兴中路180平方米的复式住房交还公家，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赴渝，仍在上海读书的大女儿则搬进学校宿舍。另一位西迁者傅雅各，带着家人坐船抵达朝天门。女儿多年后仍记得，父亲背着6岁的自己，一步步走上码头长长的石阶。医院宿舍尚未建好，一家人就住进新建的大楼。1958年，傅雅各等来自华山医院的医生参与建立神经科，001号研究生沈鼎烈也在这一年加入了建科队伍。1958年，沈鼎烈取得的上医001号研究生毕业证书。证书现藏于复旦大学档案馆。图源：原稿供图。1955年，卫生部批准上医招收25名研究生，名称暂定为“副博士研究生”，分在10个教研组，接受专业理论、技术与初步科研训练。已在神经科工作的沈鼎烈获免试入学资格，师从神经病理学家张沅昌。3年后，沈鼎烈临近毕业，当时西迁安排已经确定，他便赶着做完课题《流行性乙型脑炎后遗症的随访研究》，第一个答辩并顺利通过，取得编号为“研究生字第001号”的毕业证书。张沅昌将他送到码头。离开老师后，这位年轻医生也将参与建立一个新的科室。
在近400名西迁人员中，像沈鼎烈这样的“研究生”仅有三人（另两位是小儿传染病学专家陈季方、生物化学专家吕懿娟），他们不仅带着行囊和锅碗瓢盆，也带来了上医同款的图书资料、教学科研仪器。
最初的神经科，挤在外科大楼里，与皮肤科、眼科、中医科合用场地。医生们也参与搬砖、砌墙、清洗地板。1962年，神经科分为神经内科、神经外科，专业分工逐渐细化。重医附一院建院初期的神经科医生合影。左起前三位为沈鼎烈、朱祯卿、傅雅各沈鼎烈的工资由在上海时的100多元降到83元。困难时期饭菜少油水，他瘦了11斤。回上海探亲，看到同事从罐头里舀猪油拌饭，他惊叹：“吃猪油，了不得啊。”在重庆，他建立脑电图室，白天看门诊、查房，夜里编讲义、读文献，最长三天三夜不合眼，扛不住就给自己“违规”开点兴奋剂。
夫人刘有达记得，家里的樟木箱里塞满了他阅读国内外文献的摘要笔记，一沓沓手掌大小的读书卡片与毕业证书放在一起。那张001号证书，他几乎不提。当时缺少今天常见的影像检查，神经科诊断很依赖病史与查体，问诊耗时，门诊号也紧张。沈鼎烈担任主任后决定开放号源，自己带头接诊，上午60个、下午30个，常常下午两三点才吃饭。他说：“自己不带头，人家不会接受。”1974年，一名患感染性多发性神经根炎的环卫工人，自主呼吸停止。当时没有呼吸机，沈鼎烈和同事们使用简易气囊人工通气，全科46名医护轮班，24小时不间断。175天后，患者康复出院。设备不足，也始终制约着诊疗。进入20世纪80年代，医院面临新的选择：是否承担经济风险，引进昂贵的颅脑CT？《向西而歌》记载，傅雅各为此与院方反复沟通，并设法联系银行贷款。设备投入使用后，颅脑诊断能力得到改善，来诊患者增多，医院在3年内还清贷款。早期依靠上海支援的医院，开始主动争取条件，引进新的诊疗技术。诊疗条件之外，教学资料也需要自己积累。面对教材匮乏，沈鼎烈与徐越、傅雅各、董为伟等同事编写《神经系统疾病诊断学》，将临床所见整理成系统知识。病房里的经验被写进书中，后来也吸引了外地医生前来求学。一批西迁医生把科室建立起来，又不断改善它的诊疗条件。与此同时，支撑这些科室继续发展的下一代，也开始走进重医。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为中国高校带来新的发展机会。1978年，王学峰考入泸州医学院。他曾有个今天听来颇为特别的担忧：疫苗、抗生素逐渐普及，有些疾病被控制后，医生会不会没有患者可治？神经科学中大量尚未解决的问题吸引了他。毕业后，他决定继续深造，重医神经病学的基础与沈鼎烈的声望，让他选择留下，于1987年报考成为沈鼎烈的第四名研究生。1981年，重医成为国家首批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1985年更名为重庆医科大学。随着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逐步建立，西迁教师也开始培养学科的接班人。而教师怎样带教，决定着这套体系能留下什么样的医生。就沈鼎烈而言，他对病历书写十分重视。王学峰自知字不好看，便请夫人代笔填了报名表，入科不到一周便被识破。老师用红、绿、黑三色笔，把他手写的错别字圈出来，整理成“王学峰病历常见错别字表”。写好病历，成了每天必须补上的功课。一次门诊，王学峰记不清药品规格，听信同事的话，将0.5毫克写成5毫克。沈鼎烈严厉批评后，自费买来一本《神经病学常用药物手册》，要求他每天装在白大褂口袋里：“用药不清楚，就去翻书，一定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再给病人用药。”王学峰（左）早年在沈鼎烈（中）指导下开展实验。图源：王学峰。技术之外，学生也在诊室里理解医生的责任。沈鼎烈1984年招收的第一名研究生张和，天天跟着老师出门诊、查房、收集标本，看到年轻癫痫患者为了工作和生活与疾病抗争，强烈感受到“人生的不公和医生的伟大”。后来到美国洛马林达大学任教，张和仍记得老师的模样：“干净的西装，脚上的胶鞋，挺直的身板，高昂的头颅，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伴随了我的一生。”1985年，沈鼎烈外出开会，乘船途经三峡时留影。图源：张和。1987年，张和（左一）硕士毕业时与沈鼎烈（左二）等合影。图源：张和。晚年赴广东行医，沈鼎烈仍这样带教。一名难治性癫痫女患者将病历本重重摔在他面前，年轻助手为老师不平。沈鼎烈先安抚患者，再提醒助手，要体谅长期疾病给患者带来的煎熬。对病情稳定的老患者，他也会劝他们少挂专家号，等需要调整治疗时再来，平时挂普通医生的号即可。沈鼎烈晚年出诊，仍保持手写病历的习惯。图源：张佩琪。留在重庆的学生，逐渐承担起学科建设。2007年，重医神经病学入选国家重点学科。早年依靠西迁骨干建立的科室，已经拥有自己培养的临床、教学与研究队伍。2018年，一名23岁贵州籍小伙在广西百色出现癫痫持续状态，常规药物治疗效果不佳，家属包救护车将他送到重庆。王学峰决定尝试氯胺酮，却发现药品难寻。据他回忆，当时一支药只要2元，重庆主城多家医院却没有库存。王学峰在同行群、学生群求助，终于在四川合江县人民医院找到10支。药品调运需要协调，最终由当地医院派救护车和医护人员送来。等待期间，他同时联系其他备用药物，第二天，重庆潼南又找到10支。患者最终获救。早年老师带着同事轮班人工通气，如今学生组织跨地区救治。科室发展之后，临床判断与组织协作的经验也在一届届带教中延续。沈鼎烈先后培养了10名研究生。截至2023年，仅王学峰就已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230余名。当年由上海带来的教学力量，在本地培养出更大的医生与研究者队伍。2012年10月20日，纪念沈鼎烈行医60周年，其中8名研究生与沈鼎烈、刘有达夫妇合影。图源：王学峰。与此同时，随着专病诊疗的积累，越来越多患者得到长期随访。医生手中的病例，为研究疾病提供了新的条件，一些反复出现在诊室里的疑问，也开始成为实验室持续研究的问题。重医附一院神经内科的6个铁皮柜，保存着这段变化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