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大概是对的

你应该多么坚定地坚持自己的信念？你每周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好几次，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信念太松散，你会变得毫无立场；信念太固执，你就会变成那种谁都劝不动的人。我们大多数人都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却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来描述中间状态。然而，一位古罗马律师在承受着远比我们可能面临的更为严酷的压力之下，开辟出了这样一片中间地带，而这至今仍是我们可以找到的最好答案。

时间是公元前45年初，地点位于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西北部卢克里努斯湖（Lucrine Lake）附近的一座别墅中。西方历史上最具吸引力也最富争议的人物之一——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即将完成一部名为《论学园派》（Academica）的著作。在书中，他阐释了怀疑主义哲学的本质，以及为什么它不仅对人类知识的进步至关重要，更是过上美好生活的关键。

在这个节点隐居别墅撰写哲学著作，显得有些诡异。西塞罗深爱的罗马共和国正濒临被野心勃勃的独裁者摧毁：他的多年老友兼政治对手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已宣布自己为终身独裁官，这一举动很快便会导致他在公元前44年3月15日遇刺身亡。而在个人生活方面，西塞罗刚与结发30年的妻子特伦提亚（Terentia）离婚，几个月前，他深爱的女儿图莉娅（Tullia）又因分娩并发症离世。你可能会认为，一个私人生活与公共世界同时面临如此剧烈崩塌的人，很难有精力去思考和撰写哲学。但对西塞罗而言，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心理疗愈，而他创作的这些论著，日后将深刻影响中世纪基督教学者、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以及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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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之所以能做到这一切，得益于他所采纳的哲学流派——“学园派怀疑主义”（Academic Skepticism）。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它代表了公元前266年至前90年间柏拉图最初建立的学园（Academy）的思想特征。过去，人们常常将西塞罗视为一位通俗作家，只是在搬运和复述自己并未真正领悟的希腊思想；但几十年来，学者们早已摒弃了这种刻薄的定论，因为很明显，西塞罗是在对他的各种思想来源进行辩驳与甄别，而非机械地抄录。此外，他还从零开始构建了拉丁语哲学词汇体系，现代欧洲思想中大量的抽象术语正是源于他的创词。而在其所属学派最关切的核心问题上——即怀疑论者是否可以拥有观点，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拥有——西塞罗提出了独特的个人主张，与其导师们截然不同。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公共领域践行着哲学，并在法庭、元老院乃至最终面临死刑判决时，亲自检验了自己的哲学结论。这绝非浅尝辄止的普及，而是“在街头实践”的哲学。

这也是为什么他值得你花时间了解。接下来所展现的，一部分是一个人的故事，但更主要的是一套可供使用的实操方法：一种既不同于“职业怀疑者”做作的谦逊，也不同于那些声称“做过独立研究”者的盲目自信的信念持守方式。西塞罗称之为“概率论”（probabilia），我相信，当你需要评估某个观点的有效性并做出决定时，它都会非常有用。

“怀疑论者”（Sceptic）一词源自希腊语skeptikos，意为“探索者”，在哲学史上有着悠久而严肃的渊源。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词被科学否认主义运动所劫持，催生出了“气候怀疑论者”、“疫苗怀疑论者”和“进化论怀疑论者”等前后矛盾的怪异称谓。

这些运动敏锐地察觉到，“怀疑论者”一词带有崇高的文化声誉：它听起来严谨、独立且具有反建制的精神，因此他们霸占了这个词。这一策略高明却极具腐蚀性，因为它将“盲目否认”伪装成了“理性探索”。两者的区别在实践中一目了然：真正的怀疑论者在面对确凿的新证据时会更新自己的认知；而那些唱反調的人却不会——他们只会不断移动目标靶心、提出新的质疑，或者无视自己无法解释的事实，同时有选择性地引用研究，断章取义地拉拢少数持异见的专家。他们的怀疑并非那种能开启探索的富有成效的苏格拉底式怀疑，而是一种封死进一步探讨的修辞盾牌。这些自封的怀疑论者本质上是教条主义者，他们早已预设好了结论，随后不过是在进行辩解与合理化而已。

另一方面，某种唯科学主义（scientism）倾向又做出了过度矫正，要求将“绝对确定”作为接受任何值得信赖信念的先决条件，把“相信科学”当成终止对话的口号，而非探索的邀请。但这同样不是真正科学的运作方式。

这两种病态倾向犯了同一个错误：它们将“怀疑”和“确定”视为仅有的两个选项。两者都没有给人们真正需要的东西留出空间——那就是有根据的自信（calibrated confidence），即有能力说出：“这是目前最合理的解释，我会据此采取行动，但我随时准备接受自己是错的。”因此，我们所欠缺的，正是一套“既有暂定性又敢于履践”的信念哲学——而这正是西塞罗在2000年前就已用拉丁文阐明过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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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始于公元前87年，当时柏拉图学园的领袖拉里萨的费隆（Philo of Larissa）访问罗马。由于雅典陷入政治动荡（讽刺的是，这场动荡最终导致了罗马对雅典的洗劫），费隆不得不逃离家园。年仅19岁、已在演讲和法律领域崭露头角的西塞罗前去倾听费隆的讲学，并深深为之吸引。这位访客所传授的并非柏拉图那种抽象的形而上学，而是一种更为实用的方法：一种基于苏格拉底探索传统的思考方式，即智慧始于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知识的局限。

卡尔内阿德斯，昔兰尼人，哲学家，曾经在雅典学园从事研究工作，于公元前155年之前成为学园派领袖，于公元前137年离任。© Wikidata

学术派怀疑论者将自己的学派称为“新学园”（New Academy），以区别于柏拉图创立的“旧学园”。公元前3世纪至前2世纪伟大的怀疑论者阿塞西劳斯（Arcesilaus）和卡尔内阿德斯（Carneades）将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对话方法推向了一个彻底的结论：我们很难获得绝对的确定性，因为人类的知识来源于我们的感官与理性，而这两者都是可能犯错的。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并没有由此得出“我们应该什么都不信”的结论。卡尔内阿德斯引入了pithanon（希腊语）的概念——意为“具说服力的”、“切合情理的”——作为行动的恰当标准。西塞罗将其翻译为拉丁文probabile（复数形式为probabilia，即现代英语probable的词源），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他的整个认识论。

西塞罗自己的表述非常清晰。在《论学园派》中，他用一句话将自己的学派与教条主义者区分开来：别人宣称某些事物是固定且不可动摇的，而“我们则认为许多事物属于概率性的，对此我们可以轻松遵循，但极少断言。”轻松遵循，极少断言。整个方法论就凝结在这种不对称性之中。

“Probabilia”一词在现代统计学意义上并不等同于“概率”，而更接近于“值得认可”：即一个主张经过了审视、与现有证据相吻合，并且理性的人可以在保持随时修正态度的前提下予以赞同。这已足够作为行动的依据。

Probabilia也并非一个单一、无差别的概念，而这恰恰是人们常常忽略的最重要部分。卡尔内阿德斯根据印象（即初步判断）所经受住的检验程度对其进行了分级。在第一层级，某种印象仅仅是让你觉得它比不真实的可能性略高一些。在第二层级，它提升为具有说服力。在第三层级，它是“不偏不倚的”，意味着你所相信的其他任何事物都不与其相抵触。在第四层级即最高层级，它是经过“彻底审查的”，基本上相当于科学调查的结果。琐碎的小事只需第一或第二层级即可；而医疗决策或刑事判决则需要达到第三或第四层级。因此，西塞罗继承并应用的，并非一种泛泛的开放心态，而是一套可分级、可核验的操作程序。

这种分级也是学园派与古代另一大怀疑论流派——皮浪主义（Pyrrhonism）的分道扬镳之处。皮浪主义主张对大多数事物悬置判断，在行动上仅凭直观印象并遵循当地习俗。这两种方法存在三个核心差异：

1. 赞同的程度不同：学园派会给予某种弱化但真实的“赞同”——他们认可该主张、为其辩护，并在事实证明其错误时承担责任；而皮浪主义者则拒绝给予认可，仅仅是随波逐流。

   
   

2. 对印象的排序不同：学园派会对印象进行分级，按其经受住的检验程度来排序，有些印象确实比另一些更好；而对皮浪主义者来说，所有直观印象在呈现时都没有相对的权重差异——一个并不比另一个更好（或更坏）。

   
   

3. 终极追求不同：两者的目标不同。皮浪主义者追求的是ataraxia，即心灵的平静，悬置判断是他达成平静的手段。而学园派依然在追求真理，他们只是怀疑自己能否确定已经触及了真理。前者是一种缓解焦虑的心理疗法，后者则是由一种虽易犯错但仍须在现实世界中采取行动的理性存在所开展的探索计划。

   
   

西塞罗在《论学园派》中明确指出：明智的人会根据目前最合理的观点采取行动，这并非因为他们确定这是真理，而是因为彻底悬置一切判断会使生活无法继续。学园派并不是那种认为“世上无真理”的人；他们是认为“真理中夹杂着谬误，且两者极其相似，以至于我们缺乏绝不犯错的标准去裁决”，因此，我们只能做出暂定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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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离掉拉丁语和古罗马长袍，学园派的方法归结起来不过是几种可以从今天开始践行的习惯：

1. 表达观点时，说出你的确信度，而不只是说出你的想法。“我相信X”几乎毫无用处。而“我相信X，把握大约有七成，以下是让我保留另外三成的理由”，这就为你的对话者提供了讨论的基础，也为你根据新证据或更好的论点调整立场留出了空间。

   
   

2. 根据受检验的程度为你的信念分级。我们大多数人的信念都处于卡尔内阿德斯的第二层级：它只是听起来有说服力而已。请将充满自信的行动留给那些经受住了第三和第四层级考验的事物。

   
   

3. 将你的价值观与事实/经验认知区分开来。“儿童不应挨饿”是一种价值观，应当坚定持守；而“某项具体的免费学校午餐计划能够减少饥饿”则是一个经验性断言，其坚定程度只能与现有证据相匹配。将两者混为一谈，正是导致人们像捍卫个人尊严一样去捍卫失败政策的原因。

   
   

4. 预先说明什么情况会改变你的想法。如果没有任何条件能改变你的想法，那你拥有的就不是某种信念，而是一种身份认同。

   
   

5. 严谨地为对立面辩护。学术派最具代表性的训练是“两面辩论”（in utramque partem），即对同一个问题的正反两面进行辩论。公元前155年，卡尔内阿德斯在罗马一天的演讲中为正义辩护，第二天又彻底推翻了它，并因此名声大噪。此举的目的绝非玩世不恭，而是因为：在你亲自为对立观点构建出最强有力的论据之前，你并未真正理解自己所相信的东西。

   
   

6. 尽管存在不确定性，依然采取行动。将不确定性视为拖延行动的借口，这种怀疑论者完全搞错了重点。不确定性是人类永久的生存境况，如何在其中做出有效的决策，是一项我们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的技能。

   
   

7. 将“犯错”视为数据，而非耻辱。如果你遵循这些怀疑主义的法则，你有时必然会改变主意——或者至少应该改变。关键在于，你将这种改变视为一种羞辱，还是将其视为这种方法论在发挥作用。

   
   

对于西塞罗而言，这一切绝非停留在理论层面。它指引着他人生中的每一个重大决定，包括最具争议的那一个。

公元前63年，作为罗马共和国的最高执政官，西塞罗面临着由失意元老路奇乌斯·塞尔吉乌斯·喀提林（Lucius Sergius Catilina）发起的颠覆政府的阴谋，后者正率领军队在战场上威胁罗马。西塞罗尽其所能收集情报，并基于“概率”采取了行动。他向元老院提交了证据，元老院随后通过了《元老院紧急决定》（senatus consultum ultimum），这是一项授权执政官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安全的紧急法令。随后，西塞罗将已经被捕的阴谋参与者的命运交由元老院进行完整辩论。在这场辩论中，凯撒主张将他们监禁，而小加图则主张处死他们。按照西塞罗和元老院多数派所依据的宪政理解，随后执行的死刑是合法的。然而，这一理解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存在争议：罗马公民享有上诉权，而几年之后，西塞罗被迫流亡；一项具有追溯效力的法律正是以他违反这一权利为依据，推动了对他的放逐。

意大利画家切萨雷·马卡里（Cesare Maccari）于1882年至1888年创作的著名湿壁画《西塞罗声讨喀提林》（Cicero Denounces Catiline in the Roman Senate）。© Bridgeman Images

这里的讨论并不是为了裁决西塞罗当时是否正确，我也并非在为其辩护。真正具有启示意义的是他得出结论的方法：他在明知自己的判断可能出错的情况下采取了行动，没有假装拥有并不存在的绝对确定性，并在余生中选择捍卫这一决定，而非推卸责任。这就是炮火洗礼下的学园派怀疑主义——既非优柔寡断的瘫痪，亦非盲目冒进的确定，而是在承担相应代价的前提下，对当前最合理判断做出有分量的履践。

在被恺撒的独裁统治排挤出政治生活后，西塞罗隐居于自己的庄园，以惊人的速度创作哲学著作，包括《论神性》（De natura deorum）、《论卜筮》（De divinatione）、《论学园派》、《论至善与至恶》（De finibus bonorum et malorum）以及《图斯库鲁姆论辩集》（Tusculan Disputations）等。《论卜筮》将学园派怀疑主义应用于迷信和神秘主义研究，如今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关于科学与伪科学区别的专著。

他在书中的方法对于任何当代科学家来说都不陌生。他并没有全盘否定那些通过观察内脏和解读鸟的飞行姿态来占卜的预言师。而是对其进行审视：动物的肝脏究竟通过何种机制能预测战斗的胜负？这其中究竟存在真实的成功预测模式，还是仅仅是事后选择性记忆了少数凑巧言中的案例？经过逐一考量，证据均无法令人信服。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他并未彻底否定“神灵可能通过征兆进行沟通”的可能性，而只是得出结论：目前的证据未达到他在其他任何领域所要求的标准。早在卡尔·萨根（Carl Sagan）说出名言“非凡的断言需要非凡的证据”的两千年前，西塞罗就已经在践行这一准则，并将其应用于罗马人所尊崇的传统制度之中。这是智识上的勇气，而非学术上的两面讨好。

在临终前几个月里，西塞罗与好友阿提库斯（Atticus）往来的信件是他留下的最富启示性的文献。明知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想要自己的性命，他仍在权衡是否逃跑、是否返回罗马、是否信任年轻的屋大维（Octavian，即未来的皇帝奥古斯都）：在不确定性中理性推演，权衡各种概率，并依然做出决定。当他重返罗马，并在被称为《反腓力演说辞》（Philippics）的演讲中重新发起对安东尼的猛烈抨击时，他知道自己可能是在签署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但“可能的善”超出了“可能的代价”。公元前43年12月7日，他惨遭杀害。他对前来行刑的军官说的最后句话是：“我就到此为止。过来吧，士兵。你所做的事毫无正义可言，但至少确保把我的头干脆利落地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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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园派怀疑主义的方法在今天是否值得重新审视和应用？答案是：非常值得。至少在三个领域如此：

第一，与你可能听到的相反，科学并非靠“绝对确定”来运转。科学知识不是已确立事实的堆砌，而是一种经过最严格检验的理论所形成的暂定共识，每一种理论都随时准备接受修正。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表明，科学范式在历史上不断更迭；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则指出，科学家即使面对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也会理性地坚持研究计划，在放弃理论核心之前先修正外围假设。科学的实践在结构上与西塞罗的probabilia完全一致：抱持当前最好的观点，赋予其相称的信心，并保持开放修正的态度。现代贝叶斯概率理论（进一步完善了托马斯·贝叶斯在18世纪提出的定理）将这一洞察形式化了：先验概率根据证据进行更新，绝无绝对确定，始终保持相称性。数学形式是全新的，但其中的智慧古已有之。

这并非相对主义——即认为理论仅仅是社会构建产物的观点。恰恰相反：现代科学哲学描述了一个科学收敛于对现实做出越来越好解释的过程，这一过程并非靠从一个确定性迈向另一个确定性，而是靠排除更差的假设并完善更好的假设。科学家与学园派怀疑论者一样，从不宣称拥有最终真理，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怎么都行”。有趣的是，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Robert K. Merton）在1942年曾将科学描述为一种“有组织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cepticism）。

第二，民主需要人们具备被说服的意愿。只有当公民将自己的政治观点视为probabilia而非教条时，协商才有可能，而当前的政治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场认识论危机。当然，历史上从未有过由理性公民组成的黄金时代。但种种迹象表明，我们正朝着一个明确的方向发展：对美国国会表决记录的分析显示，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重叠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缩小，到2000年代已基本消失；而皮尤研究中心（Pew）等机构的调查表明，自90年代以来，抱持高度一致意识形态立场并认为对方威胁国家安全的党派人士比例急剧上升。此外，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是情绪性的，而非纲领性的：党派人士在具体政策上的分歧远没有他们彼此厌恶的程度加深得那么严重，而这种情绪化的认同是证据无法动摇的，社交媒体和假新闻更是加速了这一趋势。

一个真正具备概率论思维的公民会是什么样子？他们会拥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因为probabilia绝非优柔寡断，而是可以带着信念去履践的。但他们会将自己的价值观与关于世界如何运转的经验性认知区分开来。假设有人支持普遍无条件基本收入（UBI）。这背后的价值观——“在一个富裕的社会中，不应有人陷入绝境”——是他们可以坚定持守的。然而，基本收入是否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工具，则是一个经验性的赌注，目前在多个国家开展的试点可能会证明这个赌注缺乏根据。此时，具备概率论思维的公民能够毫无羞惭地承认：“我原本以为这行得通；但现在看来似乎不行；因此我要更新我的观点。”这并非“立场摇摆”，而恰恰是使民主说服成为可能的认知姿态。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更高维度的坚持：无论证据指向何方，都选择追随证据。

第三，在个人层面，西塞罗的认识论是对“固定身份/固化自我”这一诱惑的反驳。那种宣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真理”并停止质疑的人并非智者；他们沉溺于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在《生命的精髓》（The Prime of Life, 1960）中所说的“那种被称为‘哲学体系’的、清醒地迈向狂热的冒险”——其信徒从中产生一种偏执的心态，赋予他们暂定的模式以普适的洞察力和适用性。经过审视的人生是一个持续校准与修正的过程：保持足够坚定的承诺以体面地行动，同时保持足够松弛的姿态以便在证据改变时更新认知。

在一个将“拥有固定的自我”视为真诚、鼓励我们“掌控自我身份”的时代，这种观点反潮流而动。西塞罗会认为这种态度不过是自我迎合。他在朋友、盟友和战术判断上都曾改变过主意，并在信件中为此焦虑不已。但塑造一个绝不更新的僵化自我绝非正直，而是伪装成性格的固执。西塞罗式的人，其显著特征是愿意为自己过去的盲目确定而感到尴尬，并将这种尴尬不视为失败，而是视为探索仍在有效运转的证明。

西塞罗对罗马共和国的判断是错误的——共和国最终还是毁灭了。但他依然选择像共和国尚可救药那样去行动，因为根据他的分析，那是当时最合理的观点，值得为其付诸行动；而他的精神遗产，最终在他于安东尼复仇阴影下所撰写的著作中得以永恒。

真正的怀疑论者，既不是怀疑一切的人，也不是在相信任何事物之前都苛求绝对证明的人。而是学会了以恰到好处的分寸去持守自己最佳观点的人：坚定到足以据此采取行动，又松弛到当证据转变时随时可以放手。这就是probabilia的真正含义。这比教条主义更难，也比虚无主义式的怀疑更难，但西塞罗认为，这是有限的人类所能采取的唯一坦诚的姿态。

他大概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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