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是一条内裤，一张卫生纸，都有它的用处。”

周星驰执导并主演的电影《国产凌凌漆》中有一段经典的对白，阐释了何谓有用。作为一个超级粉丝，我还是要很严肃地将这段对白摘录如下：

凌凌漆：十年了，已经十年了，我还以为国家根本把我忘记了。

司令：怎么会呢？就算是一条内裤，一张卫生纸，都有它的用处。

这两句对白总让我想起庄子在《知北游》中所提及的“道在屎溺”的“每下愈况”。虽然上述两个例子在主题上有很大的差异，但其表达形态却有微妙的共轭。从表述策略上来说，两者都是指向卑下的论证：无论是所谓内裤和卫生纸，还是屎溺，都是在以一种日常认知中的卑下与污秽来引起人们的注意，进而说明其意旨。

当然，二者的观点并不在一个层次上。“司令”的话中强调的是人的“用处”，即人的功能性或工具性的价值，其实现的方式就是物品与具体的使用场景及用途的匹配度。显然，卫生纸或者内裤之类的物项肯定是只有在特定场合指向特定用途才能得到功能性价值匹配的。这种指向用处的价值论证在电影的场景中精确地表达了“凌凌漆”的地位及其价值。

而《知北游》中“每下愈况”的具体的物是为了强调作为宇宙根本的道“周遍万物”的性质，也是为了说明自道观之，万物齐一的本质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道的载体的物，无一不具备展现和承载道的独特价值，而且从这个视角看，万物的价值是齐平的。

我们在这两个例子中看到了一个共同的关键词：价值。前者谈到的是基于功能或者用途的价值，这种价值需要在特定的使用场景中才能因其能完成某种目标的潜在能力而得到肯认。

例如，没有人会认为一个汤匙在写书法的时候有用，也没有人会认为一支毛笔在喝汤的时候有什么用处。换言之，这个价值的关键在于“用”，这种意义上的价值在于“有用处”，是基于功能的匹配而蕴藏在使用场景中的可衡量的交换价值；与之相对，在道“周遍万物”的前提下，万物因其自身的根本属性体现的道而获得内在的固有价值，无须通过其他事物或者场合以功能性的方式得到确证。由道与万物的关系来看，万物本身就具备齐平的内在价值。因此，从功能或者工具的意义上说，任何一个物品乃至人的价值都必须体现在“有用处”上，要不然就是“没用的（摆设）”。

进而言之，这一分辨事物价值的方式就严肃地提出了“无用”的问题。如今，越来越多的器物、知识，乃至职业都因为被判定为“无用”而遭到嘲讽和鄙夷。一个比较常见的例子是“文科无用论”，人文学科知识被认为是没有用的，因此学习人文学科的人也被认为是缺乏社会价值的。毕竟人文学科的知识既不能用来设计程序，也不能用来盖房子，更无法生产出可供消费的物品。总之，人文知识因其缺乏明确的功能匹配场景而缺乏“价值”。由此，学习人文学科的人似乎总是觉得矮人一头，在社会竞争中也处于劣势。

有趣的是，这一说法并非当代才有。古代中国就有“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说法，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的社会价值是被怀疑的。与之相对，我们也时常听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宣示，以及另一些人极力倡导“自由而无用”的教育理念，追求一种雅致且闲适的精神生活，以及独立完整的人格养成。似乎根本的问题出在对“用”的理解上，以及作为功能判断的“有用”与作为价值判断的“有用”之间的微妙差异上。

我们可以先从器物入手，厘清“用处”或“有用处”的意涵，尝试以多元复杂的“用处”以及“用处”的迁移和特殊化来说明其特征。在此基础上，区隔器物与人的“用处”，说明人在何种意义上是“无用”的，以及何以必须用某种方式保持去工具化和功能化指向的“无用”，以达“不器”之境。进而言之，围绕着人的社会价值与自我理解，说明让人的根本价值脱离“实用性”或“工具理性”的必要性。由此观之，构成人的精神存在与人格塑造的“无用”，并不是“ 有用处”的功能评判的对立面，而是人追求精神自由和人格完善不得不拥有的、超越了功利统摄的本质展开。

通过简单的层次性分梳，我们希望可以为“无用”一辩，清晰地指出如下论点：人生中不可或缺的“无用”之境是人格养成、品位塑造，乃至完善心灵的玄关一窍，盲目追求“有用”的人生往往无法逃脱无意义感与倦怠的折磨，在“有用处”的追寻中失去最宝贵的、成己不已的生命活力。

首先，“有用”和“有用处”有什么不同？这一问题要先区分物与人。实用的功能性作为一个价值标准，其主要用途应该是物品，而非活生生的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将人或某人进行功能性的价值评判，将在后文加以分析）。因此，我们就从物的“用处”和“有用”谈起。在我们去看望家里长辈的时候，往往都会不自觉地为他们“断舍离”，尝试将一些老旧和看似没有用处的东西处理掉，这个时候长辈们往往都会说，“这个是有用的”。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我们继续追问，长辈们就不太能清晰准确地指出其具体的用处和功能。与此相对，我们往往不会提议将长辈们保留下来的、具有独特纪念意义的物品处理掉，哪怕它们也没有实际的功能甚至严重破损了。

不妨说，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很多物品的价值并不来自具体的用处。特别典型的就是博物馆中陈设的那些文物，其用处显然不是其原初的功能，而是其展示的独特价值——已经消失却始终影响着参观者对历史的理解。换言之，随着岁月的沉淀，这些文物的价值从原初的功能转向了独特的历史价值，完成了价值的迁移。简言之，从物品的角度出发，“用处”的根本在于作为其功能实现载体或者对象的“处”——可以是一个场景、一种功能，抑或一个具体对象。而在不同的场景和语境中，“处”的迁移让任何一个物品都可能突破其原初的功能定位，而指向更具象征意义的价值。例如文物、艺术品和纪念品之类的物件，实际上都存在这一独特的迁移现象。

与之相对，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可以从“用处”的角度谈论一群人或者某个人？往往是在从职业劳作和社会竞争的现实出发，理解一群人或者某个人在社会运作、职业生产，以及社会竞争中的角色、职责及其完成情况时。人在这个意义上，是与社会角色或职业岗位进行匹配的。例如，一个不懂电焊技术的人在焊接的职业环境中就是“没有用处的”。同样地，一个人在上述场景中是否“有用处”的根本原因并非他成其为人的本性，也不是其人品好坏或品位高低，而是他拥有的某种独特技能。

由此推开，我们说一个人在社会竞争中没有“能力”或者“用处”的基本意涵，指的是其技能的实用性或者匹配度。

然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用生产性技能来评判一个人的价值是浅薄和短视的。姑且不论那些歌颂和扞卫人性的深刻反思，以及对人之为人的本质的尊重，单就近世以来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就不难看到如下情形：人从技术进步中获得的最大红利，就是从劳作中解放出来，越来越多的劳作技能随着技术进步都显得冗余了。

易言之，技术进步和新器物的产生，往往会带来基于技能的对应的人的“用处”的消失。任何技术进步和新设备的运用都意味着拥有特定技能的人被抛出了“有用处”的价值光谱，成为在独特场景下“没用”的人。在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时代，铁匠的技艺及其价值已经变得毫无竞争力，铁匠的技艺就是没用的，但我们不能说，原本是铁匠的那些人就都因此没有用了。同理，全自动数控机床的出现，往往意味着站在老式机床旁技艺精湛的老师傅变得“没用了”。

这种狭隘的看法不仅将人的价值错置为某种技能，更忽视了人与机器之间的根本差别——人是具备无限潜力的、能适应变化并能自我完善的生命。即便从职业环境中的技能出发，一种技能需求的消失，并不能否定任何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学习力的人的潜力和价值。将人的价值等同于他/ 她拥有的劳动技能或生产知识，就是对“有用”的人的最根本否定和价值错置。

当然，不能否认的是，人的日常生活总是在社会分工之中展开的，其与社会群体互动的基本方式，就是基于劳动的价值创造与交换。任何人都不能自外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体系，在一个社会分工极度细密的现代化社会之中尤其如此。然而，积极加入社会分工、参与社会竞争并且让自己适应不同的职业环境，并不意味着要将自己的价值简化为某种职业知识或生产技能，而是要以学习与适应能力为基石让自己成为可以在不同环境中获得肯认的、有价值的人。

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极具洞见地提出了上述辩证关系，他一方面强调，君子要始终重视自我修养、乐学不厌，在成己不已的道路上培养更加完善的人格，而非成为某种用具，或者别人眼中具备某种技能的工具，这就是孔子所谓的“君子不器”；另一方面，他在论及子贡的时候又称赞子贡具备成器之才，其价值就像宗庙里贵重的礼器瑚琏，认为子贡才识不凡、人品贵重、堪当大任。在提出“ 君子不器”的同时又称赞子贡是成器之才，以孔子的智慧，何以形成无法贯通的“自相矛盾”之说呢？

于我而言，孔子强调君子自重，以人格完善、德行完满为终极目标，必以立其大者为根本，所谓“本立而道生”。以圣人境界自许的君子之行显然要警惕以“成某器”为目标的自缚手脚、自累于物的态度。与之相对，要以勇毅精进的态度不拘一隅、不限一事，因为一旦成了“器”，这个“器”的功能和用途就会限制人格养成与德行完善的高度；与此同时，不断自修的君子以成己不已的态度不断完善自身的人格，在他人眼中便是堪担天下重任的人中魁首与家国柱石。因此，“君子不器”与“成器之才”，是分别从自修与事功两个不同视角来理解君子自修实践的两个侧面。

正是因为君子在日常实践中坚持积累成己不已的自修功夫，才能成为他人眼中不可限量的、无不可任的栋梁。只有从不以“用处”自限、以“成某器”为目标的人，才能“终成大器”而成为天下楷模。寒来暑往、日复一日的修养功夫是中国思想家提倡的、指向独立人格和超凡智识的生活方式。

当然，还需要强调的是，不以“有用处”为标准的人的价值的实现，不可能来自纯粹的空想或从不反思的习惯，而是要躬身入局，反躬自省。要言之，以自期自修的方式立凌云之志，一定要辅以一粥一饭、洒扫应对的具体实践。“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告诫，提醒所有以完满人格为目标的修养实践，回到粗糙的地面和日常的琐碎中来。修养实践绝不是耽于玄想的空疏，也不是拒绝反思的麻木。

成为有价值的人当然不等于成为“有用处”的人，换言之，人们不能将自己工具化或功能化。然而，任何生活场景都是人们在与人或事打交道，都是在磨炼某种具体的技能，积累特定的行动经验。这显然是一个通过反复实践，掌握技能并逐步达致熟练的过程。既然我们总是在这些实践中用特定的技巧“武装”自己，何以又说不能工具化或功能化呢？难不成我能熟练地操控飞机或轮船，却因为所谓“不器”或不成为工具的自我要求，就刻意不从事这些活动？显然不是的，任何具体的生活实践都是在以特定的方式重复某些行动，并且在这些行动的持续中，逐步确立生活的秩序与具体的技能。

我们需要警惕的，是用具体的“用处”来定义自己的价值，耽于这些“用处”并安于成为某一特定语境中的工具，以此限制持续自修、不断完善自我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拒绝生活实践本身，也不意味着要拒绝在实践中自然磨炼出来的技巧与能力。

更加准确地说，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完满的人格与熟练的技巧作为自修的两个方面存在着明确的主次关系：以自我塑造和完善为目标，投身于日常生活实践，但是这些具体实践不能以获得某种具体技能为最终目标，也不能自限于已经形成的某种竞争优势。

在庄子的眼中，这正是道与技的先后与主次关系。《养生主》中神乎其技的庖丁拥有令人惊叹的解牛之技，然而他自己对此的解释却是“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我们看到的是他游刃有余的技巧，他却说这种技巧的根本，是他对于天道的体悟，以及顺应事物之理而展开的行动。对于庖丁而言，无论是否专注于解牛（实际上，他也可以专注于承蜩或斫轮），他的根本目标都是天道；解牛或其他技艺，都是他贴近和体认天道的具体操练形态。

换言之，对于天道的体认是庖丁持续自修的根本目标和实际收获，而这一收获的表现形态是“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的解牛之技。所有技巧练习都是人格养成和精神修养的手段，技巧的熟练只是精神修养的副产品。所以，耽于熟练的技巧而忘记了持续的自我修养，便是本末倒置的自我戕害。

此外，人格的完善与精神世界的完满，并不限于在具体社会实践中的技能练习，还有心性的锻铸、品位的养成与德行的开展。生活世界的丰富性在于人总是在具体的事上磨炼心性、涵育品位、养成德行。然而，与精神品质有关的自我完善所关照的并不是具体的做事技能或某种职业化的知识，而是对世事与人心的洞察、对自我的期许与理解、对人与物的评判。这些都是心力塑造和自我完善：既离不开日常的鲜活，又不是可感可学的具体技巧。

这些独特的、面向自身的心灵实践都是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其特点在于无论做什么具体的事情，都要以念兹在兹的方式反躬自省，持续打磨和完善自己看世界的眼光与对自我的理解。因此，这样的心灵操练显然不会有具体的功利目标，也不会指向某种特定的技巧，而是看似没有用处，也没有立竿见影效果的“无用”之举。

然而，一定要强调的是，这种超越功利的“无用”性指向的是“开物成务”“成己达人”的人生境界：以人格完善和心性塑造的方式为所有的“用处”奠定坚实的基础，形成顺时而动、应势而行的柔性力量，以及刚毅从容、坚守道德的笃定。说到底，“无用”是所有“大用”的基石。如果没有看似“无用”的精神秩序的建构与人格修养形成的坚定内心，任何熟练的知识和圆熟的技巧，都不过是让人成为“器具”而已，“有用”也会在世易时移中，因“用处”的消失而化为乌有。没有笃定自我与持续自修能力的人，从根本上都是“无用”的——无法持守独立的人格，被困于随时可能被弃的“器具”之中。

只有始终保持“不器”的自我期许，才能有成为“大器”的可能；只有拒绝耽于“用处”的安逸，投身于“无用”的自我修养，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开放且充满无限可能的、不断自我成就的生命。

摘自《留白》，中信出版集团

时代变化太快，我们常常感到生活过于致密。但是，这种致密究竟是生活本来的样貌，还是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面对的许多问题，究竟是生活本身带来的，还是源于我们对确定性的执着？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程乐松《留白》一书，带领我们重新思考在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要却常被忽略的问题。留白是一种生活态度。生活的无限复杂，是相对于有限的我们而言的。积极入世，安然自处：平和而不消极，松弛而不废弛。

图源：摄图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