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在深夜遇到“叶老师”，千万别回头

01

我是什么时候知道叶老师的呢？

等知道它的时候——我拿不准，该叫他、她，还是它——同时，又油然而生一种熟悉的感觉，像一片微茫的雾气，拨不开，缭绕在人的身前身后，有点潮，有点闷，有点像故乡梅雨季快要来临的那种季候，把时间和空间都洇得潮润润的，软化了，直线炀成曲线，可以弯曲着，返绕回来，拗成一圈一圈的环。时间和空间都变得无尽了，好像一天里多出无数个一天在重复着，反复着，周而复始地重现着；空间也是这样，一扇门，推上去软绵绵的，不能被推开，但会被你推得向内里凹进去，就好像人或者动物的肚皮被一股力道推搡时那样。故乡的梅雨季快要来临时，就总有这种无尽又旋绕的感觉。

我想我以前并不知道叶老师。但是当我听说叶老师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名字好像已经跟我很熟悉了。可能我跟它还不熟悉，还没有想起它来，可它已经贴近了我，像一张从背后依偎上来的，冷冰冰、汗津津、苍白的脸，从它的角度攀缘过来了。

叶老师下班很晚——我听说是这样子的——叶老师下班很晚了，它从一扇门里走出来，这扇门——你暂时把它想象成一间办公室的门，或者一所学校的大门好了，不需要太确定，不用想得特别清楚，想得太清楚反而——总之，是叶老师从门里走出来，在亮起一盏一盏街灯的寂寞的街道上行走。

这时叶老师看见路上有一个人，就是你，你也在这条路上走着。

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据说是这样的——因为遇到叶老师以后，第一件事情是说，告诉一个跟你五服以内的人，最好是三代以内的血亲，最好就是你的父母、子女，当父母或者子女不在身边，或者没有父母子女的人，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跟你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我是告诉了我的哥哥。

告诉完以后，人就去睡觉。

不要洗澡，不要吃饭，直接把被子蒙上头去睡觉。不用担心睡不着的问题，据说每个人都会在上床以后感到一种沉沉的疲倦，像躺进了流沙，顺从地往下沉。

我哥叫张华，比我大十一个月，从小到大我都直呼其名。尤其在半大不小的时候，我对于这个只大我一岁的哥哥是很不服气的，我们兄弟俩老是打架，老是抢玩具，老是互相起最最难听甚至下流的绰号，在所有的公开场合互相揭短，气得父母爷奶外公外婆一声声地叫着“孽障啊”“真是作孽”“一对祸害”。

我们兄弟的感情似乎就是遇到叶老师的那一天发生了仓促的转折。

张华说那天的天很怪。

夜晚八点多，忽然刮起大风，接着便响雷，隆隆的雷声过后，闪电的紫光数次劈裂黑色的夜幕，几秒钟里，世界在极亮与极暗中快切。

张华说，他正在抄作业，因为暑假快结束了，他的暑假作业本还是崭新的，连名字和班级都没填。他抄得全情投入，几乎达到一种禅修般的无外无我的境界，窗外，人们匆匆往家赶的跑动声，拖鞋啪啪地抽打水泥地的脚步声，还有互相喊着“要下雨了，快回去收衣服”的声音，都是后来回想，才从即时的听觉转入意识，形成明确的认知。

张华一直在台灯底下抄作业，没注意到我什么时候出门，更没注意到我什么时候回来。那个时候我们这对兄弟的感情就是这样，不是在打仗——肢体冲突、嘴皮子高低，就是干脆忽略掉对方，饭桌上一个没回来，多出一副碗筷，父母问“那谁呢？”另一个就撇嘴，做鬼脸：“死了。”“淹死了。”“犯贱被人打死了。”然后父亲的筷子“啪”抽在那嘴欠的头上，那个就干号：“你抽我干吗！又不是我死在外面不回来吃饭！”

所以紫色闪电数次掠过窗台，浓艳雪亮的光芒映入田字形的窗格，在三个格子里稍暗，在左上角的格子里却亮得惊人，张华一下醒神，从他那堆横躺竖靠的狗爬字里猛然抬起头，狐疑地朝天上张望过去，他也只想到，亮的那个窗格是新安的，旧的被王膏药试弹弓给试穿了。王膏药被他奶奶揪着耳朵到我们家来赔礼道歉，虽说是道歉，这位奶奶也不免要提到王膏药得了乳腺癌撒手人寰的母亲，他乱轧姘头不顾家不养儿的父亲，一边把一小兜贡橘跃跃欲试地往前塞。那一塑料袋有点皱皮缩水的小贡橘肯定赔不上一格窗玻璃，但张华和我的母亲——盛原子女士两朵苹果肌僵了软，软了僵，最后还是半僵不软，搭配那对人工文过色的眉毛，眉毛也是半皱半舒。父亲说，谁叫她文眉的时候要搞什么古典美的式样，要西子捧心，最后搞了个东施效颦——母亲听不得这种窝心脚的话，那喉咙立马飞升，飞出窗户，飞遍水滨新村几十幢六层高的新公房，像南归的燕群一样，在天空中绕一个又靓丽又顺滑的大弧线，再穿回窗格子，俯冲进父亲的耳朵：“张良新！你有个屁的良心！”母亲的燕群一旦瞄准了父亲，起手式总是这句话——“张良新！你有个屁的（或者‘狗屁的’）良心！”

关于眉毛的回复，母亲是这样下发给父亲的：“我他妈花你钱了吗？我他妈文个眉毛叫你陪了吗？没花你钱，没叫你陪，你在这里独逞张狗嘴，眉毛长眉毛短，你怎么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那两根瘟眉毛，是西子是东子，是古典是鼓槌？！”

父亲除了精气神特别足的时候，比如他人生中仅有的一次升迁后的那一个月，或者哪里搞来一瓶好酒，母亲心情好特别多买两样卤菜来配那样一瓶好酒的饭后，除此以外的大部分时候，父亲总是先愤怒：“操你家的鬼了我真是——”燕群呼啦啦从他的脑子里飞过，扑簌簌从另一边耳朵眼穿出，颉颃于天，绕寰宇一周，眼看着又是一轮瞄准和俯冲，父亲就立刻感到，天那么高，云那么白，都不值当的，他的声音就快快地和缓下来，小声嘀咕：“我他娘的说什么了？我他娘的——我也没说什么嘛……”

过一阵，父亲拿捏着问母亲：“那晚上吃什么？我要不要喝酒呢？”

母亲乜斜过去，冷笑着从鼻孔里哼一声。

于是燕过无痕，草长莺飞。

王膏药奶奶的小贡橘，母亲终究是脸色不大痛快地收了下来，当天父亲拿一卷软尺量好了玻璃尺寸，第二天找人定做，等到周末那装窗玻璃的师傅带着个瘦伶伶的徒弟来家里，嘴里斜翘着根烟，两人撅着屁股都蹲在张华的写字桌上，不等香烟烧到烟屁股，窗户就装好了，张华贴在桌子上的足球明星“小贝”贝克汉姆，被不知谁的脚尖碾歪了脸，看起来有点像历史书上的朱元璋。

那个天上划下紫色闪电的时间，是在暑假快结束的某一天的夜晚，人们早都已经吃好晚饭，乘凉的乘凉，散步的散步，跳广场舞的跳广场舞，搓麻将的搓麻将。张华本来在狂赶作业，被闪电隔着窗户叫了一声，他便抬头，看到了闪电那种骇人的形状，像只大爪子抓破整片夜空，不禁令人头皮发麻地想到，一只爪子就这么大，那连在后面的身躯又该有多大，整个地球在它手里怕不是像粒薄皮葡萄，《奥特曼》里的大怪兽比起它都成了个小跳虱。

闪电又闪了一下。张华于是听到，人们跑动和喊“下雨收衣服”的声音更响更急了，世界好像都被这接连两道巨猛无比的轰闪打得摇摇欲裂。

“结果居然没下雨，嘿！这真是见了鬼了！奇了怪了！”张华在事后这样回忆，那几天海量的暑假作业复制活动显然让他增长了一点文化水平，短短一句话里，竟被他塞进两个四字短语，“见了鬼了”，“奇了怪了”，这在当时给了我一点小小的震撼。

是没有下雨。

那样大、那样耀眼夺目的忽闪，那样震天动地轰隆隆的雷声，大家赶忙扔下了麻将、广场舞和凉椅边脸盆里没吃完的西瓜瓣，把衣服都收了，窗户都关好，各回各家，在枯燥的电灯光下坐着等，结果天空恢复了宁静，地面停止悚颤，黑夜在被震裂、被撕碎后重新聚拢，重新恢复浑厚的质地，燠热的空气一团团互相挤挨着，一滴雨也没有。

坐在家里灯光底下的人们面面相觑，那一番心情真是无从说起：想想被丢在盆里的西瓜，这时该被叮上了好几只苍蝇；棋牌麻将，空留一摊摊狼藉；搂搂抱抱的广场交谊舞意兴阑珊；匆忙收回来的衣服在床上沙发上乱摊着，半干不干的，还要不要再一件件晾出去呢？

这真是一件怪事。

比倾盆大雨淹塞住街道还叫人不安。

人仿佛有一种本能，无论年龄大小、阅历多少，都感觉到任何东西都是看得见要比看不见强，那雨还不如就痛痛快快地瓢泼下来，而不是掖进黑夜的背面。

大二那年，我去了一趟内蒙古的巴丹吉林大沙漠，回来以后张华说我又黑又瘦，像根风干牦牛肉，我问他“你还记不记得叶老师的事”。

张华问我：“叶老师怎么了？”

我说我在巴丹吉林的沙漠里想起了叶老师。

我观察张华的表情，而张华也在观察我的表情，我们两个太熟了，年龄只差一岁的亲兄弟，时不常一照面就心底油然而生一股厌弃和烦躁，就像你踢球的时候有个蠢货没自己的主张，老跟着你跑位和跟球，你余光老是瞥见背后左边是你的影子，右边是他在喘气，你真想用脚上的钉鞋狠狠踹他，但你不想给自己惹麻烦，至少不想总给自己惹麻烦，就只好忍着，嘴歪眼斜，心里骂骂咧咧。

只差一岁的亲兄弟，就是这种感觉，我跟张华彼此互为球场上的那个蠢货，所以从小到大我俩很少伙到一起玩。即便如此，我俩也还是太了解对方，就算从初中开始不同班，高中开始不同校，在我大二从内蒙古回到家的那个傍晚，我们两个人还是一瞬间就从对方脸上看出一种竭力装得若无其事的试探，非常的一本正经，非常蠢相。

在这种干巴巴的气氛下，我们的对话是这样进行的——

张华：“你想起叶老师什么？”

我：“那天下午我跟你说什么了？”

张华：“我又不知道你想起来多少，这你让我怎么说？”

我：“我就想知道我说了些什么。”

张华：“你晓得规矩的。”

张华：“除非你不想按规矩来。”

张华的眼睛里划过近似轻蔑的神情，但又不完全是轻蔑，他也许想掩盖自己的恐惧，也许连他自己也不能承认那是恐惧，否则就落了下风。

我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听说叶老师的故事了。

在我的印象里，盛原子和张良新——也就是我和张华的母亲和父亲，是从来不会像电视里面演的那样，在小孩想要、需要听故事的时候安稳地靠到床头，从“很久很久以前”讲起的。我甚至完全可以肯定，假如我和张华中的任意一个提出这种要求，都会遭到嗤笑。张良新心情好的话，会从裤兜里摸出五块钱，让我们去买汽水或者儿童杂志，随便你自己，只要你拿着钱高高兴兴滚蛋就行。盛原子会直接让你滚，有时候一团纸币会跟在“滚”后面丢出门槛，有时候是一只拖鞋。小时候我和张华都习以为常，直到初中以后，我的交际圈扩大，同学不再局限于居住地附近，有时休息天到同学家打游戏，亲眼目睹到另一种面目的家长，我才会稍微回想几秒钟，领悟到我的父母也许过早地对我和张华平等相待，他们跟我们说话的口气和他们跟牌友、工友的语气完全没有差别，好像他们不是生了两个孩子，而是给自己生了两个平辈，生完了发现不是自己最欣赏的那一款，却也没有别的办法。

在巴丹吉林沙漠，牧民宝力高大叔的石头房子外面，夜色下，我跟另外两个大学同学说起叶老师的事。在短暂的静默后，史维奇——我那位家住内蒙古阿拉善右旗的大学室友，用一种有些茫然、也有些纳罕的语气说：“你说的故事，我也听说过。只不过我们不叫叶老师，我们管‘那个’叫阿塔乌兰。但实际上‘阿塔乌兰’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名字，‘阿塔乌兰’是指掌管夜晚的几十个恶神，具体几十个我忘记了，好像是十九个，或者四十九个？而‘那个’就是其中的一个。”

史维奇挠了挠他剃成板寸的后脑勺，因为在使劲地回忆，显现出一种近乎懊恼的神色。他是一个长脸、小眼睛的胖壮青年，在学校的时候我们老窝囊他那副身材是赶羊赶得——赶羊群吃羊肉穿皮袍子——充满了自认为成年的二十岁男性那种连空气都要招惹的恶意，分不清幽默、亲近、低俗和恶毒的界限，如果这股青春洋溢的劲头没在踏上社会之前散尽，那么就会有不少苦头等着你，直到有一天你在一间只有你的房间——出租屋、办公室、酒店客房——想给自己一百个大嘴巴，扇完如果还有力气，就再来一百个。当然最后你什么也不会做，你就只是坐着，直到不得不接起一个工作电话，或者赶在迟到前出门。

比起我讲的“叶老师”的故事，史维奇讲述的“阿塔乌兰”的故事要逊色得多，几乎是对“叶老师”中主要元素的简陋提取，比如找血亲讲述经历，比如睡觉和遗忘。只不过史维奇的步骤里多了一个“点火”，在“阿塔乌兰” 的故事里，假如一个人遇到了“阿塔乌兰”，他在顺利回家后，找一个血亲述说他的经历，然后什么也不要多干，立刻去睡觉，而他的这位血亲则应当尽快用烟熏过自己全身，用以点燃并制造烟熏效果的植物最好是胡杨树皮，不过其他的植物像松枝、芦苇也可以。之后的步骤就和“叶老师”的故事一致，这位血亲要一直睁着眼，直到遇到“叶老师”或“阿塔乌兰”的人睡醒，并且经过确认，这个醒来的人意识清醒、认知能力正常，血亲才可以睡觉——当然不睡也可以，重点是当事人睡着的时候，这个血亲得醒着，似乎是起到一个看护的作用。

我向史维奇追问“阿塔乌兰”的故事细节。史维奇在沙漠的星光下面如苦瓜，他吭哧吭哧挠了半天头皮，不仅没有想出更多细节，还引得我和另一位同学老黄也痒了起来，我们两个人，一个挠胳膊，一个挠腿肚子。那是巴丹吉林沙漠完全未经旅游开发的年份，头顶的夜幕真是醇纯如丝绒，星群璀璨，如钻石瀑布当空流挂。我们三个跑出这么远，离家千里，才见到如此奇景，此刻眼睛却全向下，低着头龇牙咧嘴猛挠不止。沙漠蚊虫平时都是叮牛马羊的，在这个夜里偶遇三只无毛裸猿，一瞬间喜极而吸，它们整齐有序、低调果决，一点动静都不发出。等人察觉到第一丝痒意，察觉到皮肤下仿佛有许多草芽儿要生长，伸出手，不大确定地挠上一下，一串大包就迫不及待地涌现，再挠，又爆出一串，钻心的剧痒铺天盖地，鬼哭狼嚎。

我仍然感谢那些蚊虫。它们不仅叮得我想死，还引发皮肤过敏，我的手上、腿上和脖子上除了层层叠叠的蚊子包，还冒出水泡，一抠就烂，黄水一片，水泡之外，还有丘疹，像雨后地里出蘑菇，眨眼冒起一片，眨眼又冒起一片。我感谢它们。感谢奇痒无比，感谢皮肤红肿热胀痛。正是这样的崩溃使人无计可施、无暇分心。

否则——

在这样陌生和荒凉的沙漠里，就该是叶老师被我难明的心绪唤动，从某种绝对的静止中起身，与我贴面重逢。

那是真正人迹罕至的广袤沙漠。

牧民宝力高大叔的家在有淡水泉眼的庙海子附近，庙海子周围加上他总共只有四户牧民，宝力高大叔有一辆摩托车，他说开车到最近的那一户得十分钟。子夜时分，四下仿佛压根就没有活物，只看得到远处沙山那高高的沙脊，在银蓝色的天空下方划出蜿蜒的曲线。

那个晚上，我、史维奇和老黄一开始只是出于那种没见过世面的旅行性兴奋，睡不着，胡聊，把浅薄的人生和人生感想都添油加醋地说过了，实在没话，就轮番讲故事。我们都讲得既真实又离奇。如果在学校，我们往往会讲凶杀案，讲哪栋哪层哪间宿舍死过人，讲尸体的血溅在窗外树干上，学校掩人耳目，把一切处理干净，新生住进去，听到异响，目睹古怪的影子投映到窗框，物品失窃，门缝底下的动静一闪而逝，最后在考试周的熬夜复习中撞上举着刀、故地重游的杀人魔。人生的某段年纪，过剩的生命力让人对刺激有种毒瘾般的欲求，身体内部渴望得青筋毕露。

于是，我讲起叶老师。

“叶老师”是我家乡的一个本地传说。如果在家里，我肯定不会讲它，倒不是因为谁都听过，而是本地人都知道，这事情忌讳，人们几乎不在任何情况下谈起它，就像没有人会疯狂到去墓地看恐怖片。

但巴丹吉林距离我家直线距离超过一千五百公里，陌生地方的陌生夜晚营造出一种很逼真的安全感，使得我把“叶老师”的传说讲了出来。

然后史维奇把“阿塔乌兰”的故事讲出来。我注意到原来星光可以令人眩晕。

也感觉到沙漠的风声跟此前二十年里我在其他任何地方听到的都不同。

我想是因为风中携带数不清的细沙，所以听起来好像有一缕缕喑哑的叹息，即便有三个人在这种复调的叹息声中使劲刮搔自己的皮肤，短促的嗤嗤声也无论如何不能抵挡悠长苍白、回旋缭绕的叹息。

我追问史维奇“阿塔乌兰”的更多细节；而老黄追问我“叶老师”的更多细节。

我追问史维奇是想要证明两个故事的雷同可能只是概率所允许的巧合，就像两个人也许眼睛非常相似，但当你把鼻子耳朵、嘴巴眉毛都添全了，他们还是两个相当不同的人。

而老黄追问我，是因为故事本身给他带来趣味，激发他年轻的追求刺激的渴望。

我讲的比史维奇讲的要引人入胜得多。

我是一个很招听众喜爱的讲述者，我讲起“叶老师”来可谓有血有肉，有滋有味，就像把一块牛排烤得恰到好处，老黄吹着沙漠的夜风听到这个故事，就如同把一块滋滋冒油的嫩牛肉浸满调味汁，香喷喷地送入口中，吃完一块还想再来一块，牙齿没嚼够，舌头还在咂摸，喉咙刚咽下这一口就感觉到空虚。

史维奇讲得干巴无趣。他住在内蒙古，但他是汉人。他也没遇到过阿塔乌兰。

我讲得动听，因为我遇到过叶老师。

我亲身经历过叶老师的出现。

我还记得一瞬间被掖进世界内里的感觉。如同一场车祸，你在一秒钟里暴死，但这一秒钟忽然开始延展，抻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