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麟阁,不要将自己所处的历史的片刻,错当成是永恒。

上古汉语本土的第一人称代词有七个:吾、我、卬、余(予)、陽、朕、台(yí)。它们的源流大致如下:

  • 吾 *ŋˤa 是第一人称代词最基础的形式,直接继承自原始汉藏语的第一人称代词 *ŋa(Matisoff 2003)。
  • 在原始汉藏语或原始汉语时期,*ŋa 与系词 *way 发生了合音,产生了强调式变体 *ŋa-y,对应上古汉语的 我 *ŋˤajʔ。
  • 在原始汉藏语或原始汉语时期,部分人称代词经历了鼻音增生。吾 *ŋˤa 产生了鼻音变体 卬 *ŋˤaŋ。同理的还有第二人称代词 汝 *naʔ > 戎 *nuŋ。
  • 在原始汉语时期,近指示词 *la 语法化为第一人称代词 余 *la / 予 *laʔ,后者通过鼻音增生产生了变体 陽 *laŋ。
  • 在原始汉语或者前上古时期,领语位置上的人称代词因为重音在后而发生了弱读和央化(Schuessler 2007)。这使得 余 *la / 予 *laʔ 产生了央化变体 台 *lə,陽 *laŋ 产生了央化变体 朕 *lrəŋ[-s]。同理的还有第二人称代词 汝 *naʔ > 而 *nˤəʔ / 乃 *nəʔ,远指示词 渠 *ga > 其 *gə。

上述代词、指示词及其变体如下表所示:

代词基式央化式
1 单 余 *la / 予 *laʔ 台 *lə
1 单 -ŋ 陽 *laŋ 朕 *lrəŋ[-s]
1 单 吾 *ŋˤa —
1 单 -ŋ 卬 *ŋˤaŋ —
2 单 汝 *naʔ 而 *nˤəʔ / 乃 *nəʔ
2 单 -ŋ 戎 *nuŋ —
远指 渠 *ga 其 *gə
远指 -ŋ — —

在如今大多数汉藏语中,*ŋa 都充当着主要的第一人称代词,如藏语拉萨话称 ŋa,缅语称 ŋà,彝语称 ŋa,独龙语称 ŋa。按照语言正常发展的轨迹,吾 *ŋˤa 本应成为现代汉语主流的第一人称代词,但事实上,一个形式略有不同的 我 *ŋˤajʔ 流传了下来。这背后的原因有三个:

  1. 晚商之前,新兴的第一人称单数代词“余”压缩了“吾”的生态位;
  2. 从晚商到西周,“我”作为“吾”的强调式在第一人称复数代词的生态位上得以存续;
  3. 东周以来,“我”通过“强调式更新”和“复数窄化为单数”两个机制战胜了其他第一人称代词,成为主流的第一人称代词。

一、“吾”的衰落

Sagart(1999)根据 Djamouri(1997)的分类与断代制作下表,显示上古汉语的代词存在单复数分工:

人称晚商西周东周
1 单 余 *la 余 *la 吾 *ŋˤa
1 复 我 *ŋˤajʔ 我 *ŋˤajʔ 我 *ŋˤajʔ
2 单 汝 *naʔ 汝 *naʔ 汝 *naʔ
2 复 — 爾 *ne[r]ʔ 爾 *ne[r]ʔ

从实际的语料来看,晚商甲骨文中的主流第一人称单数代词是 余 *la。商王用它来自指:

庚寅卜,王:余燎于其配?(《英藏》1864)——我要为他的配偶举行燎祭吗?
乙酉卜,王贞:〔某〕不余其见?二月。(《合》20391)——(他)不会来谒见我吗?
羌甲求(咎)余?(《合》1803[宾三])——(先王)羌甲会加害于我吗?

我 *ŋˤajʔ 则经常用于指代商朝本国,相当于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国家)”:

丙子卜,韦贞:我受年?二告。(《合》5611 正)——我们(国家)会丰收吗?
土方征于我东鄙,哉二邑。(《合》6057 正)——土方入侵我国东部边境。

卜问丰收的“受年”是针对邦国土地而言的,而“我东鄙”是“我”修饰“东部边境”的领属关系。两处的“我”都指“商朝”这个国家。这是“余”所没有的功能。

而后世写作 吾 *ŋˤa 的这个第一人称代词,不见于甲骨文,也没有被表记为其他字的用例。殷商时期书面与口语尚未分离,卜辞基本反映当时的语言(尹洁 2023),如“戊戌,永贞,今日其夕风?”,语气自然、口语意味极强。因此“吾”的缺席应当表明当时第一人称代词的生态位主要是由“余”承担的。那么它的来源是什么?又为什么能取代从原始汉藏语继承的“吾”?

关于“余”的词源,由于藏缅语中没有形式类似的人称代词,学界基本不认为它是直接从原始汉藏语继承来的。那么它从何而来?笔者个人认为,它是原始汉语时期由近指示词语法化而来的新兴人称代词。相同形式的近指示词在藏缅语的 Tani 语支、中部 Naga 语支、Karbi 语支和 Bodo-Garo 语支也存在。在 Bodo-Garo 语支的 Deori 语中,la 与 ba 分别为近指示词和远指示词,主要用作定语。ba 在音韵上和功能上都与上古汉语的远指示词 夫 *[b]a、彼 *pajʔ 极其相似,并且与它们一样引申出了第三人称代词的功能(Brown 1895):

ba jupo-yo chiti chu dui na?
那 树 -GEN 果子 好 COP Q
“那棵树的果子好不好?”
ba Tezpur-chápi khoi.
他 Tezpur-ABL 来
“他从 Tezpur 来。”

la 的语法化程度则不及 ba。不充当定语时,必须与名词化后缀 -shi 结合才能充当主语。“la-shi”相当于“这个”:

la mushu meba, ba lipedru ketenga.
这 牛 肥 那 羊 瘦
“这头牛肥,那头羊瘦。”
la-shi a-yyo nyá.
这 -NMLZ 1SG-GEN 房子
“这个是我家。”

这样的分工暗示 la 的本职是近指示词,而晚商的“余”是其语法化的结果。从跨语言的角度看,近指示词容易发展为第一人称代词。韩语提供了一套演变中的平行案例:现代韩语以指示词 i(이,近指)、ku(그,中指)、ce(저,远指)分别与处所名词 eki、kos 或方位名词 ccok(쪽)、phyen(편)结合,派生出跨全部人称的指称形式(Siriwittayakorn & Rhee 2025)。其中近指的 yeki 本义为“这个地方”,可直接指说话人:

Ney, yeki chengca twu kap-man cwu-sey-yo.
是,我(=这个地方) 青瓷 二 盒 -FOC 给 -HON-POL
“是的,请给我两盒青瓷烟。”

中指的 kuccok 指听话人或第三方,而凡带远指 ce 的形式则只能指第三人称。Siriwittayakorn 与 Rhee(2025)对此的解释是:近指示词的语义锚点是说话人自身,指称范围仅限于此,故指代第一人称。远指示词只能指称离说话人、听话人都远的实体,故指代第三人称。日语中 kochira/sochira/achira 本是近/中/远指的方位指示词,后用作第一/第二/第三人称代词,也是同理。Deori 语的 ba 已经演化出了第三人称代词的用法,la 则仍为近指示词。上古汉语的情况可能恰好相反,余 *la 先语法化为人称代词、将“吾”的地位边缘化,而远指的“夫”“彼”一支则较晚才发展出第三人称代词的用法。

那么为什么与“吾”同出一源的 我 *ŋˤajʔ 得以存续?

二、“我”的存续

从词源上看,“我”是“吾”的强调式。根据 Matisoff(2003),我 *ŋˤajʔ 的韵尾 *-jʔ 是一个语音上已经弱化的强调成分,其独立成词的同源词是上古汉语的焦点标记 唯 *ɢʷij(甲骨文中字形为“隹”“叀”“惠”),而这个 唯 *ɢʷij 又来自原始汉藏语的系词 *way。

在原始汉藏语或者原始汉语时期,由于基本语序为 SOV,系词 *way 总是位于句末或被强调成分的右侧。当这个系词作用于第一人称代词 *ŋa 时,会构成“ŋa+way”的强调结构,即“(正)是我……”。而后系词 *way 弱化为 *-y,与 *ŋa 合音,得到 *ŋa-y。至晚商时期,这个强调式演变为 我 *ŋˤajʔ。没有依附于人称代词的 *way 以焦点标记 唯 *ɢʷij 的形式继续存在,但是因为汉语语序 SVO 化的缘故,它被移到了被强调成分的左侧,如甲骨文中的“隹 + 施事”和“隹 + 受事”强调句:

隹王自征。(《合》7618)——是王亲自征伐,强调“王”
王叀龙方伐。(《合》06476)——王要征伐的是龙方,强调“龙方”

唯 *ɢʷij 的焦点标记用法一直沿用到战国时期。从战国开始,“唯”开始转变为范围副词“只有……”,也就是现代汉语“唯有”一词的前身。焦点标记的用法从口语中消失:

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父母担心的是子女的疾病,强调“其疾”
且曰:“吾已,无为为善矣,唯夫子知我。”(《左传·昭公十三年》)——只有夫子您了解我,范围副词

除了第一人称代词以外,强调成分 *-j(ʔ) 也见于其他功能词,包括上文提到的远指示词 彼 *pajʔ。从语气来看,这些功能词中,带 *-j(ʔ) 的变体都强于基式:

词类基式带 *-j(ʔ) 式
第一人称代词 吾 *ŋˤa 我 *ŋˤajʔ
远指示词 夫 *[b]a 彼 *pajʔ
指别疑问代词 胡 *[g]ˤa 何 *[g]ˤaj
否定词 無 *ma 靡 *m(r)ajʔ
推测 / 反诘语气副词 其 *gə 豈 *C.qʰəjʔ

而这种“基式 / 带 *-j(ʔ) 式”的对立不是上古汉语内部的孤立现象。据 Matisoff(2003),系词 *way 在许多藏缅语里都与人称代词、疑问词、体标记等功能成分融合,留下了成对的反映:

词类基式带 *-y 式
第一人称代词 *ŋa > 藏语 ŋa、Nung ŋa、缅语 ŋa、拉祜语 ŋà *ŋa-y > 景颇语 ŋāi “我”、Meithei ei “我”、Lushai ngei “自己”
疑问语气词 *la(yes / no 问句末,相当于“吗”)> 缅语 lâ、Newar lā *la-y(wh- 问句末)> 缅语 lê、Newar le
起始体标记 *sa(表第一人称的意图、将行)> 拉祜语 šā *sa-y(动作尚未发生、未进行到底,或有先决条件)> 拉祜语 šē
指别疑问代词 *ka > 拉祜语 qhà “哪个、什么” *ka-y > 拉祜语 qhe “像、如此”、qhà-qhe “怎样”
事物疑问代词 *ba ⪤ *ma > 缅语 bha、拉祜语 à-ma、Dimasa ba-ra “哪里”、ba-khali “何时?” *ba-y ⪤ *ma-y > 缅语 bhai-hma “哪里?”、bhai-lok “多少”、bhai-su “谁”、bhai-kui “往哪”

当强调式产生后,“吾”和“我”开始被视作两个不同的词干,并逐步通过异干互补分化为单数和复数的第一人称代词。所谓异干互补,是指一个词的不同语法形式,由两个或多个来源不同的词干分别承担,好比英语动词 go 的过去式 went 是来自古英语的另一个动词 wendan,跟 go 没有直接的屈折关系。在上古汉语的情况中则是第一人称复数用“我”、单数用“余”。关于人称代词的单复数互补,可参看笔者的另一篇文章:

原始汉语真是屈折语吗? - 陈麟阁的回答 - 知乎

原始汉语真是屈折语吗?

(此文更新于 8 月 29 日,增补了音韵学和比较语言学的内容。针对读者反馈的费解之处,添加了更加详细的论述。篇幅由 1.8 万字增加至 6.6 万字。)

一旦“我”被确立为第一人称复数,而单数的生态位先后由“余”占据,那么“余”和“我”就分属不同的数,形成了稳定的互补分布,不再像“吾”“我”那样构成竞争关系。所以在晚商到西周这段“余”主导单数的时期,“我”凭借复数的生态位稳定地保存了下来。这种现象在其他语言中也存在。比如日语的第一人称 ware “我”本来可以单指自己,如今单数用法已被 watashi、boku、ore 等新形式取代,只保留在庄重语体里。但是其复数形式 wareware 一直沿用至今,常见于演说和公文。旧形式在高频的单数位置上被排挤、却在复数位置上保留下来,正是“吾”“我”这两个代词所经历的。而这样的分工也为东周以后“我”重新进入单数、取代其他人称代词奠定了条件。

三、“我”的兴起

从类型学的角度看,一门语言人称代词的更替呈现出两个常见的趋势:其一是强调式取代基式,其二是复数形式取代单数形式。“我”既是“吾”的强调式,又充当第一人称复数,恰好同时满足了这两个条件。

其一,强调式取代基式。语气较重的强调式之所以会取代语气较轻的基本形式,Haspelmath(1999)给出的动因是“张扬准则”(Maxim of Extravagance),即说话人为了引人注意,偏好使用新兴的表述方式。当这类说法在群体中扩散、变得高频后,便失去当初的语用醒目性,降格为中性的常规形式,原有的常规形式则被取代。强调式正是这样一种“张扬”的说法:它原本带有额外的强调义,反复使用后强调义被磨蚀,于是蜕变为普通形式,顶替了原来的基式(Haspelmath 1999: 1062)。

英语反身代词 himself 的产生,就来自这个机制。现代英语的反身代词 himself 是古英语人称代词 him 与强调成分 self 融合的结果。在古英语中,self 是一个独立成词的强调性反身成分(emphatic reflexive element),相当于“(他)本人”,可独立充当主语:

Selfa ne dorste
本人.NOM NEG 敢.PST.3SG
“(他)本人不敢”(Beowulf 1468)

也可以紧跟人称代词构成同位结构,表示“他本人”:

swā hē selfa bæd
如 3SG.NOM 本人.NOM 嘱.PST.3SG
“正如他本人所嘱”(Beowulf 29)

而现代英语里反身代词 himself 的功能,在古英语中用光杆的 him 实现:

þonne bið on hreþre under helm drepen biteran stræle —— him bebeorgan ne con
于是 COP.3SG 上 胸.DAT 下 头盔.DAT 击中.PST.PTCP 利.DAT 箭.DAT —— 3SG.DAT 防护.INF NEG 能.PRS.3SG
“于是,在头盔之下,他的心口被一支利箭射中——他无法防护自己。”(Beowulf 1745–1746)

此后,self 作为强调成分的用法退出了口语。现代英语中 self 只能充当前缀(比如 self-aware “有自我意识的”)或者名词(inner self “内在的自我”),作为主语或宾语则不再合法(*Self dare not)。与此同时,与 him 结合而成的新兴形式 himself 为人们所偏好,顶替了原本的光杆形式 him,成为了常规的反身代词。现代英语要表达“他保护自己”时使用反身代词 himself,不能用 him:

He protects himself.
*He protects him.

这跟上古汉语的情况极其相似:作为独立强调成分的 唯 *ɢʷij 流变为范围副词后,它与第一人称代词 吾 *ŋˤa 的融合形式 我 *ŋˤajʔ 流传了下来;光杆形式 吾 *ŋˤa 被顶替,我 *ŋˤajʔ 成为了常规的第一人称代词。

除了人称代词以外,远指示词的强调式 彼 *pajʔ 取代了光杆形式 夫 *[b]a;疑问代词的强调式 何 *[g]ˤaj 取代了光杆形式 胡 *[g]ˤa。可见“强调式取代基式”在上古汉语的代词中经常发生。

其二,复数形式窄化为单数形式。这是代词更迭的又一常见走向。以印度 - 雅利安语为例:中古印度雅利安语的第一人称代词分为单数形式 ahaṃ(主格)/mae(斜格)和复数形式 amhe。其后代之一标准印地语继承了第一人称单数的斜格形式 maĩ(< mae)和第一人称复数 ham(< hama < amhe),属于规则的保留。印地语的近亲博杰普里语本来也应该如此,但是它却把 ham 挪作了第一人称单数形式。真正要表达第一人称复数时使用的是“我 + 人”的分析形式 ham log(Verma 2003: 576–577):

语言第一人称单数第一人称复数
古印度 - 雅利安语(梵语) ahám(主格)/mayā(斜格) asmán
中古印度 - 雅利安语 ahaṃ(主格)/mae(斜格) amhe
标准印地语 maĩ(< mae) ham(< hama < amhe)
博杰普里语 ham(< hama < amhe) ham log(< ham + log “人”)

这就是复数窄化为单数的趋势。并且我们可以看出,当第一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被挪作单数时,原本的第一人称复数位置产生了空缺。在博杰普里语的案例中,填补它的是分析形式 ham log。一些博学的读者会联想到中古汉语的“我门”:当上古汉语的“我”窄化为单数后,中古时期由“宗派、家庭”义虚化而来的“门”与“我”结合,产生了“我门”的表达,填补了复数的空缺。最迟到南宋时期,“我门”的表达已经出现。下面四例正可见“门”从“宗派、家庭”义逐步虚化的轨迹:

孔门教人。(《朱子语类·卷四十三》)
如何聘向他门。(《敦煌变文·丑女缘起》)
他门取了富贵,做了好官。(《道山清话》)
(末)我门不认得你。(净)不认得我?(《张协状元》)

“孔门”指“孔氏学派”,“聘向他门”的“门”指“他们家”。随后“他门取了富贵”中“门”转而指代“那群人”。最后“我们”也意为“我们这群人”。这个“我门”就是现代汉语的“我们”的前身。ham log 之于 ham,正如“我们”之于“我”。

以上两个趋势是“我”成为主流人称代词的主要动因。那么除了“我”以外的其他人称代词是什么时候被“我”取代的?

王力认为“我”“吾”在同一文献中共现是书面语的仿古用法,中古时期口语中“吾”已经消失(王力 1958)。向熹(2010)认为大约东晋以后“吾”在口语里已经被“我”排斥(向熹 2010)。朱庆之(2012)进一步指出,由于书面语的滞古(缘于汉代的言文分离),大量口语中早已弃置不用的表达仍会长期留存于文言文,因此要判断“我”何时真正取代“吾”,必须考察语体偏向口语的文献。他将传世文献分为本土文献与翻译佛经两类。翻译佛经出自西域译师之手,面向广大信众,浅白易懂、多用口语,因此比文言色彩浓厚的本土文献更接近口语语料。之后,他将第一人称代词分为两组:“我”单独为一组,“吾”“卬”“余”“予”“朕”“台”等古奥形式合并为“吾组”,再按两组代词的出现次数,把汉代文献分为四型:A 型只用“我”、不用“吾组”;B 型只用“吾组”、不用“我”;AB 型两者混用,而“我”多于“吾组”;BA 型也两者混用,而“吾组”多于“我”。基于这种分类,对汉代文献人称代词使用情况的统计结果如下:

汉代语料有效篇数AB 型(“我”多于“吾组”)BA 型(“吾组”多于“我”)A 型(只用“我”)B 型(只用“吾组”)
本土文献(文言) 26 6 部(23.1%) 19 部(73.1%) 1 部(3.8%) 0 部(0%)
翻译佛经(口语) 34 8 部(23.5%) 1 部(2.9%) 23 部(67.6%) 2 部(5.9%)

在翻译佛经中,通篇只用“我”的 A 型篇目占三分之二(67.6%),在文言本土文献中则极少(3.8%);反过来“吾组”多于“我”的 BA 型篇目,本土文献中占近四分之三(73.1%),佛经几乎没有(2.9%)。两类语料的分布几乎相反,说明“吾组”的优势只存在于文言、属仿古,口语里“我”其实早已独用。据此,朱庆之判定“吾”“卬”“余(予)”“朕”“台”等古奥形式基本退出口语、第一人称代词由“我”主导的格局,最晚在东汉(25–220)已经成型。

综上,“我”之所以能从一众人称代词中脱颖而出,前后经历了三步:其一,晚商之前,新兴的“余”挤占了基式“吾”的单数生态位;其二,晚商到西周,“余”主导单数,“我”退守第一人称复数。两者按数分工、稳定互补,“我”因而躲过了单数上的词干更替;其三,东周以后,两条趋势同时推动“我”的流行:一是以强调式顶替基式,二是复数形式窄化、并吞单数,导致“我”取代了其他所有第一人称代词形式。到东汉时期,这一更替在口语中已经完成。其他所有人称代词都退守为文言文中的仿古形式,而“我”最终成为汉语主流的第一人称代词。


主要文献

[1] Brown W B. An Outline Grammar of the Deori Chutiya Language Spoken in Upper Assam: With an Introduction, Illustrative Sentences, and Short Vocabulary[M]. Shillong: Assam Secretariat Printing Office, 1895.

[2] Verma M K. Bhojpuri[M]//Cardona G, Jain D (eds.). The Indo-Aryan Languages. London: Routledge, 2003: 566–589.

[3] Haspelmath M. Why is grammaticalization irreversible?[J]. Linguistics, 1999, 37(6): 1043–1068.

[4] Matisoff J A. Handbook of Proto-Tibeto-Burman[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5] Sagart L. The Roots of Old Chinese[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9.

[6] Siriwittayakorn T, Rhee S. Functional extension of demonstratives: the case of person reference in Thai and Korean[J]. Austral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025, 45(2): 143–168.

[7] Djamouri R. Evolution of the personal pronoun system in Archaic Chinese (14th–3rd c. BC)[C]. Symposium on Morphosyntactic Changes in Chinese. Santa Barbar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7.

[8] 吕秋岩. 从甲骨文看第一人称代词“余”“朕”“我”的谦敬功能[J]. 语言与文化研究, 2023(2): 32–38.

[9] 王力. 汉语史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268.

[10] 向熹. 简明汉语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下册 355–356.

[11] 尹洁. 书面语与口语的源与流——文与言判 雅俗殊形[N]. 光明日报, 2023-04-09(05).

[12] 朱庆之. 上古汉语“吾”“予 / 余”等第一人称代词在口语中消失的时代[J]. 中国语文, 2012(3): 195–210.


例句标注缩写

文中例句注解依照 Leipzig Glossing Rules。连字符 - 标记词缀边界,句点 . 连接融合在一起的多项语法范畴(如 敢.PST.3SG)。其他所用缩写如下:

缩写英文中文
1 / 2 / 3 first / second / third person 第一 / 二 / 三人称
SG singular 单数
ABL ablative 离格
COP copula 系词
DAT dative 与格
FOC focus 焦点
GEN genitive 属格
HON honorific 敬称
INF infinitive 不定式
NEG negation 否定
NMLZ nominalizer 名物化
NOM nominative 主格
POL polite 礼貌
PRS present 现在时
PST past 过去时
PTCP participle 分词
Q interrogative 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