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岁的陆勇在健身房的拉力器前，发力、挺胸，双臂肱二头肌线条清晰可见。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将眼前这位精力充沛、身材精干的人，与24年前那个脸色苍白、一走路就喘的白血病患者联系在一起。
从2002年确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至今，陆勇已经吞下3.5万多片药。这些药片挽救了他的生命，也给他带来长达二十多年的身体损伤。目前，在医生的指导下，他已经开始减半服药，如果后续指标稳定，预计将于明年1月彻底停药。
面对人生的重要转变，陆勇直言：“24年前，确实没想过会有今天。”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曾是“绝症”。靶向药格列卫的问世，打破了魔咒，但一盒2.35万元，让绝大多数患者望“药”兴叹。陆勇吃了2年格列卫，家底被掏空。为了自救，他发现了印度平价仿制药，并无偿帮病友购买，不幸被诉“销售假药罪”，在看守所待了135天，上千名病友联名为他求情，起诉最终被撤回。
这起案件落幕后，他和病友的故事被拍成电影《我不是药神》，如同一枚石子投入湖中，荡开一圈圈涟漪。随着医疗水平不断提升、医保体系逐步完善，如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可以像慢性病一样治疗，且多数治疗药物已纳入医保。
“现在很少再有人找我买药了。”陆勇正在告别“药神”光环，告别“药罐子”，重启新的生活。
24年来，每天中午吃药是陆勇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电影《我不是药神》剧照
陆勇曾去印度和药商谈价格，帮病友买药
陆勇先后在看守所待了135天
“我也想做正常人”
陆勇瘦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的体重减轻了18斤。
前不久，在无锡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解释说，“以前总觉得自己是个病人，吃得多一点、好一点，其实营养过剩了。”
从去年起，陆勇开始健康管理。一日三餐吃什么、怎么吃，有严格的计划表，“热量不能超。”每天不管多忙，他都会抽一个小时运动，游泳、快走或者去健身房做几组抗阻训练。
在健身房，58岁的陆勇是年龄最大的一位，但他自信“身体状态还不错”。和记者闲聊时，他情不自禁地弯起左臂，右手捏着左臂的肱二头肌，“你看，肌肉已经练出来了。”
练身体是为停药做准备。
2002年8月，陆勇持续发烧十多天，一开始只当是寻常感冒，吃了药却迟迟不见好。到当地医院检查，医生发现他的血液指标异常，白细胞高达21万，怀疑他得了白血病。
一向身体健康的陆勇不愿相信，辗转去上海瑞金医院、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做了全面检查。最终，他的确诊书上写着：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以下简称“慢粒白血病”）。
慢粒白血病是一种源于骨髓造血干细胞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病几乎是不治之症，绝大多数患者的生存期只有3年至5年。
陆勇至今记得，“拿到确诊书的那一刻，我整个人愣了足足有一分钟。”他回过神来问医生的第一句话是：“我还能活多久？”
医生建议他做骨髓移植。这是国内治疗慢粒白血病的主流方案。然而，无论是父母还是妹妹，配型都与陆勇不吻合。在找到合适的配型前，他只能先吃药稳定病情。
当时国内常见的药，有口服化疗片和羟基脲干扰素，效果微弱且副作用大。陆勇“运气好”，赶上人类首个抗癌小分子靶向药——甲磺酸伊马替尼（以下简称“伊马替尼”）在中国上市。
“那时候，这个药刚上市没多长时间，连医生也不太确定这种药是否有效。”陆勇坚持吃了一年半，致病融合基因成功转阴。此后22年里，他规律服药，“融合基因一直是阴性”。
陆勇自己也没想到，伊马替尼真的让他重获新生。2007年，他和同学在杭州聚会，顺道去灵隐寺烧香，心愿是再活10年。“谁能想到，我的心愿达成后，一晃又过去9年了。”
病情得到控制后，他的工作、生活“基本不受影响”。唯一让他觉得麻烦的是，走到哪里都必须带上“药罐子”，“午饭一定要吃饱、吃好，才能服药。”
24年来，他吃下去3.5万多片药。这些药救了他的命，也带来各种各样的副作用：水肿、缺钙、脸色苍白、肌肉容易疲劳。他深受其扰。
最近几年，他身边的几位病友，已经过上了没有伊马替尼的日子。“有一位江苏南通的病友，停药三年多没有复发，整个人看起来状态很好，脸色也没有那么苍白。”陆勇非常羡慕。
他被病友拉进几个停药的微信群，“最大的一个群有400多人。”大家在群里交流停药的经验和心得，“前10个月，可能会有戒断反应，身体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熬过去就守得云开见月明。”
当然，也有停药失败的病友。陆勇告诉记者，“陕西的一位病友，停药后身体反应特别大，浑身肌肉疼，甚至不能下床走路，坚持了一段时间后，融合基因又转阳了，只能恢复吃药。”
考虑了很久，陆勇决定也试一试停药，原因很简单：“我想做正常人。”
停药，在医学上叫“无治疗缓解”，是指慢粒白血病患者不吃药、病情依然保持缓解的状态。这不等同于彻底痊愈，不能想停就停，必须经过专业医生的综合评估。
10月7日一大早，记者随陆勇到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做停药前检查。他挂的是血液科主任医师陈苏宁的专家号。“陈主任是东南大学的校友，国内治疗白血病的权威专家，平时号特别难挂。”
面诊时，陈苏宁评估了陆勇身体的各项指标，认为他“可以尝试停药”。有两种方案：一是直接停药，二是逐步停药，即先减半服药三个月，再做融合基因检查，结果理想的话完全停药。
陆勇比较“小心”，选择逐步停药。10月15日至今，他已减半服药12天，没有预想中的戒断剧痛，“反而身体更轻松了，副作用小了很多，早晨起来脸也不肿了。”后期如果融合基因保持阴性，他预计明年1月彻底停药。
万一复发，陆勇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复发也没关系，那就继续吃药，病情一定能控制住。”但对他而言，“哪怕停个半年、一年，至少这段时间，我不会把自己当病人。”
“一年吃掉一套房”
对于吃药，陆勇的心态和24年前截然不同。那时候，他的想法是，“只要有药吃，我就能活下去。”
陆勇最早吃的伊马替尼，是瑞士诺华公司的原研药，商品名叫“格列卫”，价格极高，一盒2.35万元，全部自费。他算了算，每天吃4粒，一天800元，一年28万元，“能在无锡最好的地段买一套房子”。
格列卫为什么这么贵？
医药界有一个著名的“双十定律”，即每研发一种新药都需要投入至少10年时间、10亿美元。药企研发格列卫下了血本，而新药的专利保护期只有20年，到期后便向全人类开放仿制。所以，药企要在专利保护期内收回研发成本并赚取合理利润，这就使新药上市初期价格高昂。
此外，“中国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专门的部门负责和药企进行定价谈判。国外生产商报了高价，到中国再加上关税、增值税，还有层层经销商的加价等，最终落到患者头上就变成了‘天价’。”陆勇解释道。
“那时候，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才一千多元钱。”陆勇生病后建了一个病友QQ群，里面有100多人，很多群友都因为吃不起药，只能等死。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头像变灰，再也没有亮起。
所幸，陆勇的家境比较殷实。他的父亲在当地经营一家五金加工厂，是改革开放早期先富起来的那批乡镇企业家，家里不缺吃穿。1986年，陆勇考上了东南大学材料工程专业，是那个年代屈指可数的大学生。
大学期间，陆勇练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语，也接触了不少对外贸易的门道。毕业后，他在国营的外贸公司工作了10年。2000年，32岁的他注册了自己的针织品外贸公司，主营礼仪白手套，绕开中间商直接找海外客户，“生意还不错”。
可即便如此，连续吃了两年格列卫，陆勇花了56万多元，再把各项检查、治疗费算进去，逼近70万元，“家里的钱几乎被花光了。”
照这么吃下去，还能吃多久？
他开始陷入恐惧和焦虑，“觉得自己成了家里的累赘，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希望。”有时候半夜醒来，他浑身冷汗，“不知道明年这个时候，自己还在不在这里。”
更大的打击，是父亲的猝然离世。
父亲那家五金工厂，一直是家里的底气。陆勇生病后，这个中产家庭日子开始吃紧，父亲为了拉业务、拉订单，没日没夜地到处奔走，只想多挣一点钱，抵住疾病对这个家的消耗。
2005年，一次外出谈业务的路上，父亲不幸遭遇车祸，在医院抢救了7天，“一句话没说就走了。”陆勇至今愧疚不已：“如果我不生这个病，他本可以享受退休时光……”
为父亲下完葬，回家的路上，陆勇接到一个盼望已久的电话：中华骨髓库有和他配型成功的骨髓，“白细胞表面抗原HLA六个位点完全契合，从医学上说，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骨髓供者，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可这个好消息，却偏偏来得很不凑巧。
父亲突然遇难，让陆勇的心情跌至谷底。如果这时候再做骨髓移植，“家里的两个小工厂就没有人管，没有经济来源了，后续治疗的医药费更是无从谈起。”
另外，陆勇有一位山西的病友，和他患病情况类似，等了几年，好不容易找到匹配的骨髓，2004年做了移植，第二年就复发了。这让他意识到，“骨髓移植不是一劳永逸的治疗办法，有很大风险。”
纠结了几天，陆勇最终决定：放弃骨髓移植。
“医生觉得非常可惜，告诉我，这个骨髓捐献者是北京的一个女大学生，马上就要去美国读书了，错过这一次，也许就再也没机会了。”陆勇经过反复权衡，没有动摇。
时隔20多年，再谈起这件事，陆勇不禁感慨，“也许我当时的选择是最适合我的。”如果做骨髓移植，后果会怎样，他并不知道，“就像走独木桥，过去了就是重生，过不去就彻底垮了。”
放弃骨髓移植，想要继续活下去，陆勇只剩一条路：继续吃药。
其实，从确诊那天起，陆勇一直在琢磨：国外是怎么治慢粒白血病的？世界上还有没有比格列卫便宜的药？
2004年6月，陆勇在一个国外的白血病论坛上，看到一篇文章，里面提到韩国的慢粒患者从印度买到了格列卫的仿制药，价格只有正版的八分之一，折合人民币三四千元。
这篇文章让陆勇“欣喜若狂”。他立刻委托韩国的朋友帮忙打听，并搜集相关资料，其中有一份韩国方面做的检测报告显示，“印度仿制药和正版药的主要成分，相似度达99.9%。”
半信半疑间，陆勇在网上搜到日本一家药店正在销售这款仿制药，于是通过手套厂的一位日本客户买了一盒。药寄到的那天，他端详着手里的白色塑料瓶，犹豫了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