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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从旧书摊回来以后，收获了一摞发黄的《大众文艺》老杂志，自然就想到：郁达夫若活到今天，对整天刷手机的人会作怎样的评价？想必会苦笑一番。更重要的是，他当年所编的杂志名叫《大众文艺》，这其中所用的“大众”一词，和今日人们所谈的“大众”，实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大众文艺》创刊号


何为彼时的“大众”

首先要对这本杂志做个介绍：郁达夫、夏莱蒂合编的《大众文艺》于1928年9月创刊，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此时郁达夫已经是“名满天下”的作家，《沉沦》曾使他背负“颓废作家”的骂名多年，但实际上他为人极其认真，对文学有极大的热忱。郁达夫有一个弱点，就是不太会拒绝别人，故而现代书局的老板一请他出任主编，他便欣然应允。

创刊号上刊有郁达夫所写的《〈大众文艺〉释名》一文，解释了取此刊名的理由：“我们并没有政治上的野心，想利用文艺来做官，我们也没有名利上的虚荣，想转变无常地来欺骗青年而实收专卖的名声和利益。”那他们要什么？“我们只觉得文艺是大众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也须是关于大众的。”由此不难把握其根本主张：文艺要给大众看，但是绝不可低三下四地讨好大众。

这话现在听来，真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语言。

1928年中国识字的人不多，能读书看报的人极少，因此郁达夫所论的“大众”，实质上是指城市中的市民阶层，即小职员、学徒、店员以及部分学生，他们都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但没有太高深的学识积淀，想看点什么，却不知看什么。正因如此，郁达夫打算向他们推介“文艺”——既绝非鸳鸯蝴蝶派的才子佳人小说，也不是空洞的革命文学口号。

那么，现如今谁是“大众”？

由于现今人人刷短视频，人人写朋友圈，人人生产内容，故真正的“大众文艺”不再只是给大众看的，而是大众自己生产的。但由此也引出一个问题：这些东西还能叫“文艺”吗？

如果郁达夫看到如今的网络小说、短视频、公众号文章，想必会先沉默良久，再点一支烟，叹口气，之后或许会说出“这大概也是文艺，只是……”

彼时，郁达夫主编《大众文艺》时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文艺要让多数人看到，但首先要保证文艺作品本身优秀。刊物刊发过鲁迅的文章，也刊发过一些年轻作者的习作；还登载域外文学译作，比如淑雪兼珂（今通译为左琴科）、雅各武莱夫等人的作品，让读者知道世界上别的文学写法与活法。

1930年5月，刊物已改由陶晶孙主编，郁达夫仍为它写下《我希望于大众文艺的》，提出“文艺的大众化并不是文艺的卑劣化”。在他看来，不能迎合浅薄世情，把文艺当成谋求名利的阶梯；做官发财本无可厚非，但借新文艺充当旧时科举考卷、用来博取声名，这不是大众化，恰恰是文艺的卑劣化。

郁达夫他们那一代人，即使在做最“大众”的事情时，心里也绷着一根弦，不能把标准降得太低。

新媒介里的阅读困境

放到今天，人们的疑问直白得多：标准是什么？能当饭吃吗？几年前我刚用手机阅读时还有点仪式感，要坐下来，打开一本书的PDF，逐页翻阅；而今等地铁时刷几条，开会无聊时刷几条，故而我其实已经成了屏幕奴隶，每天吞食大量文字、图像、视频，可真正能记住的，少之又少。

这，大体就是属于新大众文艺时代的阅读。

我忽然记起郁达夫1928年发表在《奔流》第一卷第四期的随笔《灯蛾埋葬之夜》，标题本身就很奇特。文章先写深夜无眠的闲坐，之后由灯盘上那只烧死的灯蛾、埋葬蛾尸这件小事，引申到生与死、生命徒劳的思索，意脉自然流转。难得的是全篇节奏舒缓，带着深夜自语一般的闲适与怅然。

现在发表这样的文章，到底有谁愿意去读呢？大概三秒就被划走了。标题不够抓人，灯蛾？埋葬？什么鬼？全篇没有情绪爆点，没有金句，也没有适合截图传播的段落，故而新媒体小编要拿它怎么推？

郁达夫对商业上的成败全不在意，因为他写文章时本就有明确的目的：给自己看，也给愿意慢下来的人看，故而杂志印出来以后卖多卖少都无所谓，卖不掉便静静搁在书店角落。因此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是典型的商业意义上的失败。

郁达夫他们那一代人有十分鲜明而独特的自信：他们相信自己所做的事自有其价值，故而不怕暂时不被理解，不怕销量不佳，不怕遭受批评，其根本缘由，就在于他们心中都怀有一个明确、自觉的文艺标准——这个标准绝非来自市场，也绝非来自读者，而是来自对文学的理性判断。

彼时，他也面临着困境。杂志要赚钱，不然书局不干。但赚钱就要迎合读者，迎合读者就可能降低标准。郁达夫在这夹缝里挣扎了将近半年，刊物总共十二期，他只主持了前六期，最终选择辞去主编一职。

这就是《大众文艺》的使命：它诞生在一个动荡的时代，存续了一年多，留下了十二期刊物，然后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

但是，真的消失了吗？我翻着这些发黄的纸页，忽然意识到一个事实：我们今天讨论的很多问题，郁达夫他们早就讨论过了。大众与文艺的关系，雅与俗的界限，商业与艺术的冲突，政治与文学的交织——这些问题在一百年前就存在，今天依然存在，只是换了形式。

跨越时空的文艺追问

当年郁达夫担心的是：文艺要让更多人看到，又绝不可因此失掉自身的根本品质，那么怎样做才合适呢？他们追问的是：大众需要什么样的文艺？这是对大众文艺需求的一次十分清晰的梳理。

我在旧书摊见到这几本泛黄的《大众文艺》时，生出一种独特的感受，仿佛跨越百年的时光，看见有人在昏黄的灯光下一字一句地编排文稿，惦念着彼时的读者，思量着如何让所选之文真正抵达更多人心底。

虽然他是为大众办刊，但是他所面对的大众，和他之间有着十分微妙、细腻的关系，故而他不愿讨好、不愿迎合。

郁达夫想的是：我能给他们一些什么？一些好的东西，一些真的东西，一些值得的东西。我是一个写作者，我有一点才能，我可以写下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或许不完美，可能不被理解，可能卖不出去，但它们属于我，是我对这个世界的一点看法。故而我把东西拿出来让愿意看的人看，若你愿意看就十分自然，若你不愿意看，也绝不会强求。

郁达夫当年把《大众文艺》印出来，装订成册，送到书店等候读者前来购阅，而今我把文章发到纸媒、网媒上，顷刻之间便有很多人看到，但这也生出新的问题：看到文章的人是谁？他在想什么？他是否真的读完了？因此可以很认真地想：世间定然有与我一样的人，正在屏幕前思索着同样的问题。

新大众文艺时代的吊诡之处十分清晰：新媒介赋予人们空前的传播能力，但也使人们失去了真实的联结。故而人人都在言说，却无人真正倾听，所有人都成了彼此的背景噪声。

郁达夫编《大众文艺》时亦有十分明确的做法：留意并认真回应读者来信。来信大都简明朴实，或提问，或提意见，或只是单纯表达喜爱；他把这些来信都当正事看待，逐条阅读，逐条作答，故而也把其视为自己与读者之间真实的联结。

现在写作者与读者之间还有此种联结吗？有，但是已经变了模样：评论区交流、私信往来、粉丝群闲谈，沟通固然更直接，却也更表面化。故而也更值得警醒的是，当太多人发言，便容易让每一个人都显得可有可无。

简单来说，郁达夫他们那会儿争的，不是“大众爱看什么就写什么”，而是将好作品怎么送到大众眼前。今天人人能发微信朋友圈、人人能刷短视频，这问题反倒更尖锐：到底什么是值得看的，什么是值得写的？慢一点没关系，但别急着讨好。虽然旧杂志变黄了，但较真儿这点没有黄。

作者：谢华  作家、报刊史研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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