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岁那年，萨拉·希尔从父母那里得到了她的第一台iPad。无聊时，她就用它玩《愤怒的小鸟》和《我的世界》这类游戏。到了21岁，她已经深陷虚拟现实体验和电子游戏，甚至不再和朋友见面，也不洗澡、刷牙。她说：“如果把电子游戏成瘾和科技成瘾比作毒品，虚拟现实就是毒品里的冰毒。”
大学期间，她成天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停地用手机访问聊天机器人网站Character AI，结果挂科了。她回忆道：“那天晚上，我向父母坦白自己一直在撒谎，而且考试不及格。我父母沉默了许久，感觉就像是说：‘别让我们看到你。’我回到房间，最后看到的一幕是妈妈趴在厨房台面上哭。那是我见过最糟糕的画面。”
希尔是美国亚拉巴马州本地人，她的父母带着她从阿拉巴马州飞到西雅图郊外的一个小镇，把她送进了reSTART康复中心。reSTART是美国为数不多专门针对电子产品过度使用的住院治疗项目之一，它将科技成瘾视为与酒精或毒品成瘾同等严重的危害。患者需要戒除互联网、智能手机、游戏及其他科技产品，通常长达数月。在中心的第一天，由于没有电子屏幕的陪伴，希尔躺在床上哭了起来。
希尔和reSTART的其他患者的经历反映了当前正在激烈争辩的一个观点：现代科技成瘾的危害究竟有多大。这场争论一开始基本限于学术界和餐桌闲谈，如今已升级为法庭诉讼——针对Meta、YouTube、TikTok和Snap（后两家公司已于今年早些时候达成和解）的一系列标志性法律案件引发了广泛关注。上述首批“风向标”案件备受瞩目，因为它们的判决结果可能为数千起类似的诉讼提供判例，甚至迫使科技公司修改产品和商业模式。有人预测，这将是科技行业的“烟草危机时刻”（这一说法源于20世纪90年代针对烟草公司的诉讼。当时烟草公司被判支付巨额赔偿金，因为有证据显示它们知道尼古丁具有成瘾性且吸烟危害健康）。
在针对Meta和YouTube的诉讼中，现年20岁的原告KGM（化名）在今年2月作证称，这些平台的“成瘾式设计”——包括无限滚动、滤镜和自动播放功能——吸引她每天使用平台多达16小时，从而导致抑郁、焦虑、躯体变形障碍和自残行为。
科技巨头否认了这些指控，称其在保障用户安全的同时，尽最大努力保护了言论自由。它们质疑了“科技成瘾”的概念，指出没有科学证据证明其产品是导致KGM等人出现问题的根源。Meta旗下Instagram的负责人亚当·莫塞里在法庭上表示，社交媒体并不“具有临床成瘾性”。Meta的一位发言人指出，KGM生活中的其他因素才是导致她困境的根源，并补充道：“现有证据不足以将她一生的苦难归咎于单一因素，我们的案件也将继续强调这一点”
YouTube母公司谷歌的发言人何塞·卡斯塔涅达则称，有关该平台的指控“完全不实”。他说：“为年轻人提供更安全、更健康的体验一直是我们工作的核心。”他还提到了公司的“服务和政策旨在为年轻人提供符合其年龄的体验，并为家长提供完善的管控工具”。
然而，忧心忡忡的父母以及研究人员、健康机构，甚至科技行业的一些前任高管，都发出了警告。他们表示，人们赖以生活的现代科技系统，其设计方式可能从根本上与人类健康相悖。他们还称，心理学和神经科学领域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使用社交媒体带来的多巴胺刺激，与冰毒、海洛因等成瘾性药物带来的刺激相似。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很多人呼吁美国政府应该严格进行监管，并恳请科技巨头提供更强大的安全功能来限制算法、通知推送和无休止的滑动操作，因为正是这些手段让人们难以放下手机。
纽约大学教授、播客主持人斯科特·加洛韦指出：“不幸的是，（科技）正在夺走大多数年轻人生命中最为珍贵、对心理健康至关重要的东西——与他人的关系。”他说，对科技公司而言，核心就是牢牢抓住用户的注意力：“让全球年轻人陷入抑郁并非（科技巨头）商业计划的初衷。在我看来，它们的算法只是发现：愤怒、与自尊相关的内容以及搞笑的猫咪视频能够吸引人们始终在线。”
大多数人都会开玩笑地承认自己对手机有轻微的“上瘾”，比如起床前查看电子邮件、在杂货店排队刷TikTok，这些与那种罕见的、令人难以自拔的依赖有着本质区别，后者会让人们前往reSTART这样的机构寻求帮助，甚至成为诉讼原告。而每天花数小时使用科技产品的坏习惯与行为成瘾之间的界限可能很模糊，尤其对于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来说，他们的社交生活、作业和娱乐都依赖这些设备。
前科技投资人、《被扎克伯格绑架：直面Facebook的灾难》一书作者罗杰·麦克纳米认为，这种企业文化和商业模式注定会造成大量伤害。他说：“这些公司的业务就是争夺关注度，一旦掌握了关注度，它们就开始控制人们可用的选择权，并以此来影响他们的行为，从而为平台牟利。”
美国宪法和文化都强调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并未对科技公司与其用户的互动方式做出明确要求。麦克纳米表示，这种放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我们曾将科技视作赋能工具，如今却将其视为控制他人、榨取价值的工具。这就是硅谷的文化，由此引发的潜在行为正在破坏我们的民主、公共健康和经济。”
他说，在人工智能时代，这种不愿意对科技产品与用户的互动方式设限的态度，“会让所有人感到担忧”。
科技无处不在，患者无法完全摆脱
在西雅图东北约25英里（约40,233.6米）处，穿过高耸的道格拉斯冷杉林，坐落着一家外立面使用灰色护墙板的错层式reSTART诊所。公共区域摆放着励志海报和印有“治愈并非一蹴而就”等标语的抱枕。该中心最多可以容纳16名患者，他们合住不同的房间，并负责家务。他们每周都需要参与24至30小时的结构化团体和个人治疗。reSTART会教授患者多种基于实证的应对和康复策略，包括箱式呼吸法和身体基础练习等。治疗费用并不便宜。作为非医保网络内的医疗机构，reSTART的日均费用约为1,000美元，不过诊所会建议患者向保险公司咨询是否能够报销。平均住院时长为12周至16周，很多患者在出院后还会继续接受数周的门诊治疗。
大约二十年前，reSTART的联合创始人科塞特·雷与治疗师希拉里·卡什共同创办了这家中心。科塞特曾经是一名科技开发者，在意识到自己过度使用科技产品导致不良生活习惯后，她决定转行至社工培训领域。
她讲述了2009年的一个案例。当时她被叫来协助一名拒绝出门、拒绝上学的年轻人，他的状态很糟糕，甚至把卧室的床垫搬到客厅的中央，一刻不停地玩《魔兽世界》。医生诊断其患有广场恐惧症，但科塞特怀疑真正的问题是科技成瘾。她征求了卡什的意见，两人意识到没有专门治疗这类问题的机构，于是决定自己创办一家中心。
科塞特回忆说，在中心成立的初期，有人推崇，也有人反对。和现在一样，很多人认为科技成瘾并非真实存在的问题，患者却络绎不绝：中心成立近二十年来，她已经治疗了约1,000名患者，还与数千人进行过交流。
科塞特称，她的患者所面临的困境比戒除物质滥用更难，部分原因在于眼下这个时代，科技无处不在，根本无法摆脱。她说：“你时刻都要面对科技产品，还要不断对自己说‘不’。”科塞特指出，这更像是一种饮食失调，人们仍然需要进食，但与食物的关系却出现了问题。
受到困扰的不只是青少年。科塞特主要治疗青年与中年人，也见过四五十岁的患者。除了电子游戏之外，科塞特见过的最常见的成瘾行为还包括虚拟现实、色情内容，以及最近兴起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一名23岁的西雅图地区大学生描述了自己沉溺于电子游戏及社交媒体的经历。这名学生表示，希望如今的学校可以教孩子们如何有意识地使用科技，并警示成瘾行为：“科技的最佳用途是作为提升生活的工具，但我的困境是，科技成了我生活的全部。”
多巴胺之争：脑科学如何看待“科技成瘾”
斯坦福大学精神病学家、《成瘾：在放纵中寻找平衡》一书作者安娜·伦布克等科学家称，强制使用科技产品对大脑奖励回路的激活原理，与物质成瘾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当有人刷社交媒体或赢得一局游戏时，大脑会释放多巴胺，促使他们不断寻求这种“快感”。反复的刺激会让神经通路变得迟钝，削弱负责规划和自我控制的前额叶皮层，也会让人更加难以抗拒使用科技产品的冲动，哪怕这些习惯会引发问题，或影响学业、工作和人际关系。
有关网络游戏成瘾或社交媒体成瘾人群的脑成像研究发现，这些人的上述区域发生了结构和功能性变化，这一点与赌博等其他行为成瘾中看到的变化相吻合。
《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是美国精神医学协会发布的精神疾病诊断指南，其中并未将科技成瘾列为一种病症。然而，在最新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确实将“网络游戏成瘾”列为需要更多临床研究的病症。
科塞特对于这个分类的缺失并不在意。她说：“赌博成瘾花了40年才被纳入《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所以没有列入并不代表不存在。”
科学界对此尚无定论，一些研究表明科技并非导致用户不快乐的原因。2023年，牛津大学对全球200万人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联“微弱且不稳定”。
今年3月，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员伊恩·安德森与南加州大学的教授温迪·伍德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专栏文章称，将习惯性使用科技产品描述为“成瘾”具有误导性且有害。他们在调查中发现，当人们将频繁使用Instagram描述为成瘾时，“他们会感到束手无策，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做出改变”。他们写道，诚然，科技公司应该“改进平台，帮助用户重新掌控自己的习惯”，然而“事实是：重度使用并不等同于成瘾。”
科技产业投资人、《上瘾：让用户养成使用习惯的四大产品逻辑》一书作者尼尔·埃亚尔表示，人们的成瘾问题不能完全归咎于科技。他说：“每一代人都会对新科技产生道德恐慌，但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停止使用，而是让科技变得更好、更安全。”
埃亚尔认为，要求社交媒体公司降低产品的粘性并非解决之道。“任何优秀的产品，都会有人对其上瘾。难道要让产品变得无趣？这太愚蠢了。我们使用这款产品是因为它具有‘娱乐性和吸引力’。”他说道。
鉴于人工智能的快速普及和强大影响力，这场争论只会变得愈发白热化。科塞特担心人工智能会创造出新的科技成瘾方式，或是让人们将人工智能当作真实人际关系的“替代依恋对象”。科塞特称：“所有人都在关注人工智能是否会抢走工作岗位生存威胁，然而，它会不会夺走我们的人性？这才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作为一名治疗科技成瘾者的从业者，她说：“我眼睁睁地看着一场海啸即将袭来，而人们对他们的孩子将要面临的境况一无所知。它会如何改变他们，如何改变他们彼此的关系，如何改变他们的未来。”
现有手段能保护孩子免受科技成瘾的侵害吗？
如果科技成瘾被认定为真实存在，那么就会引出其他棘手且有争议的问题：我们能够做什么？又应该怎么做？包括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一些州已经颁布法律，要求社交媒体应用程序标注警示标签，强调其对年轻人的风险。2025年9月，纽约州的总检察长提出一项规定，要求社交媒体公司在获得家长同意之前，限制通过算法对18岁以下的用户进行个性化推送和夜间通知。加利福尼亚州去年也出台了立法，对人工智能的开发设置安全限制。
尽管很多立法者做出了尝试，但联邦层面的监管始终进展缓慢，甚至形同虚设。2019年，密苏里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乔希·霍利提出了一项法案，禁止社交媒体利用人类心理，但最终不了了之，两党支持度极低，从未走出委员会。
去年12月，澳大利亚成为首个禁止16岁以下的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希腊和英国也在考虑类似的法律。
社交媒体平台自身也设置了一些防护措施，主要通过用户自愿选择或家长管控的方式来实现。Meta在Instagram和Facebook上推出了青少年账户，提供了更多限制功能，并在夜间提醒用户关闭应用。Snap扩大了应用内警告、好友添加保护和位置共享管控功能。谷歌和YouTube宣布投入2,000万美元，用于改善青少年的数字健康。TikTok推出了每日使用时长限制，18岁以下用户使用一小时后会自动断开连接。今年2月，Meta、TikTok和Snap同意由一批倡导组织独立评估其保护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效果。
科塞特不想纠结于语义之争。她说，与其争论产品是否具有成瘾性，科技巨头应该拿出部分利润帮助那些“因沉迷于他们的产品而苦苦挣扎的人”。很多人无力承担reSTART这类项目的治疗费用，因为大多数健康险公司不会报销过度使用科技产品导致的问题，不过有时患者可以通过抑郁、焦虑等相关病症获得报销。
科塞特建议，企业也可以考虑在特定时间段关闭用户对产品的访问权限。埃亚尔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除了实施使用社交媒体的法定最低使用年龄外，他还建议科技公司制定“使用与滥用”政策。他说，当用户的使用时长达到一定限度后，科技公司应该向用户发送信息，提供预防或治疗成瘾的资源。
萨拉·希尔最近搬出了中心，住进了半小时车程外reSTART提供的一处公寓。她目前依然几乎每天都去中心接受治疗。不过，她打算在不去中心的时候，去一家杂货店的工作，为此她甚至还配备了一部手机。这是一部只有基础功能的“傻瓜式”手机，没有应用程序和游戏。即便如此，希尔发现自己还是会下意识地查看手机的新壁纸。“我感觉自己又要失控了，这让我很害怕。”她坐在reSTART诊所的一把超大号椅子上，说着说着把手机塞到腿下。
然而希尔表示，她对未来控制自己的成瘾问题充满希望，手机使用情况也有所改善。她说：“犯了这么多的错误之后，我终于下定决心，要摆脱这种无休止的循环。我得付诸行动，提升自我，过上更好的生活。”
关于科技使用的六个自我诊断问题
这些筛查问题由美国华盛顿的reSTART诊所归纳，旨在帮助潜在的患者判断自己在科技使用方面是否已经出现问题：
你多久会想起你当前、之前或即将进行的在线活动？
当无法进行线上活动时，你是否会感到焦躁、易怒、生气或焦虑？
你是否尝试过减少线上活动的时间，却发现太难了？
你对体育、爱好、家庭时光等非线上活动失去兴趣了吗？
你是否向家人、伴侣、雇主或治疗师隐瞒了自己的在线时长？
你是否因为线上活动而危及或失去了重要的人际关系、学业或工作机会？（财富中文网）
译者：Fe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