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呈现 | 施罗德资本彭煜宇：新能源投资进入运营时代，中国市场为何仍是重中之重

随着我国新能源行业从装机扩张、政策驱动逐步转向市场化和高质量发展，资产价值的决定因素也在改变。电力市场机制、消纳能力、系统灵活性和运营管理，正取代单纯的资源与规模，成为长期资本重新评估风电、光伏和储能项目的关键坐标。

在部分国际投资者降低中国市场配置的同时，施罗德资本作为施罗德投资集团的专业非公开市场投资部门，仍在持续关注并积极评估中国机会。施罗德资本中国新能源基础设施业务总经理彭煜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希望长期参与全球能源转型的资产管理平台而言，中国是不可忽视的核心市场。施罗德资本现阶段相对更关注靠近负荷中心、消纳条件较好的风电资产，同时对储能强调行业机会与项目纪律并重。

当规模扩张不再是新能源投资的唯一主线，项目能否被准确估值、有效运营并持续创造稳定收益，正变得更加重要。面对快速演进的中国电力市场，长期资本也需要在全球经验与本土实践之间找到新的平衡。

施罗德资本中国新能源基础设施业务总经理彭煜宇

问：部分国际投资者正在降低中国市场配置，施罗德资本为什么仍持续关注并积极评估中国新能源投资机会？支撑这一判断的长期因素是什么？

彭煜宇：首先，能源转型和新能源一直是施罗德资本基础设施业务聚焦的方向。中国无论从存量、过去几年的增量，还是预计未来的增量来看，均是全球重要的新能源市场之一。任何关注能源转型的国际化资产管理平台，若希望长期把握这一趋势并占有一席之地，都不可忽视中国市场，必须重点深耕。

具体到施罗德资本，我们有别于传统资管机构的一个特点，是“两条腿走路”。除了面向机构投资者的传统投资业务，我们进入中国市场的切入点之一，是设计产品以满足企业客户碳中和、减碳需求。

任何企业要实现碳中和，都需要厘清其碳足迹分布。特别是面向消费者的企业，在范围一、范围二、范围三的排放中，上游范围三排放往往占比较大。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已接近30%，且基本盘稳固。基于“哪里产生碳足迹，就在哪里减排”的方法论，若要帮助企业实现减排和碳中和，就必须在中国这一全球供应链聚集地开展工作。

问：2025年启动的第二期中国清洁能源策略，获得苹果公司1亿美元锚定投资承诺。这一合作反映了中国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怎样的价值？

彭煜宇：这些跨国企业，特别是链主企业，在推进减碳时都需要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其中一项重要理念是“哪里排放，哪里减排”。中国制造业和产业链高度集中，目前绝对排放总量较大，但减排空间同样很大。产业链在哪里用电，我们就在哪里推动减排。这既契合企业供应链布局，也符合国际标准。

第二，从资产管理和资产配置的角度看，我们需要大量可供投资的标的。中国在这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无论存量还是增量，体量都占全球很大一部分。对于施罗德资本这种规模的投资基金而言，可以在中国找到大量资产进行筛选。反之，在体量较小的国家，一只基金本身可能已占当地市场增量的很大比例，投资效率不如在中国这样的市场布局高。

因此，一方面是减排规则与产业链空间的匹配，另一方面是可投资产的规模。绿证（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正是连接两者的纽带：它用于确认和传递绿色电力的环境权益，明确绿色电力环境价值的归属，并将新能源项目与企业供应链减碳目标连接起来。

问：与英国、欧洲大陆等成熟市场及其他新兴市场相比，中国新能源基础设施投资有哪些独特之处？施罗德资本如何定位中国市场？

彭煜宇：坦率而言，没有其他国家的成型经验可以直接套用到中国，因为中国市场规模庞大，政策和市场规则演进速度很快。例如，新能源电价机制改革在中国一两年内发生的变化，其他市场可能需要五年、十年才能完成。投资机构必须保持市场敏感度，并能够灵活调整定价和运营方式。

与其他新兴市场相比，中国以大电网为主，电源项目主要依托统一电网运行；一些新兴市场则更多依靠离网项目或单一购售电协议，风险点完全不同。中国拥有更成熟的电网和产业基础，也有规模庞大的本土资本。若剔除汇率因素，均按本币计价，中国同类项目的风险和预期收益通常低于许多新兴市场，更符合长期配置型资金的投资特点。

对施罗德资本而言，除了英国、欧洲等成熟的母国市场，中国这种体量巨大、又有大量本土资金参与的单一市场，是我们的重中之重。中国不少实践已经走在前面，未来不仅要把海外经验应用到中国，也可以反过来把中国的管理实践“反哺”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问：截至2026年5月，施罗德资本在中国投资的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合计装机已达1.4 GW，涵盖50个风电和光伏项目。基于这些经验，为什么现阶段更关注运营期风电资产？

彭煜宇：我们的投资范围同时包括风电和光伏。过去并未刻意划分两者比例，项目组合更多是可投机会实际形成的结果。但从当前时点看，短期内我们确实会相对侧重风电。

一个重要原因是，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之后，不同技术路线的发电曲线与电价曲线出现更明显差异。光伏出力集中在中午阳光充足时段，而这些时段在许多地区恰好对应电价相对较低的水平。因此，在对资产估值时，我们对光伏未来电价的预期通常低于风电。

问：施罗德资本也在关注储能。储能是否已经从新能源配套设施转变为可以独立投资的基础设施资产？

彭煜宇：从总量角度看，储能未来仍有很大空间。电力很难大规模、长时间存储，随着风电和光伏装机比例不断提高，电网需要承担的波动性冲击也会越来越大。电力市场化通过价格信号引导合理消费和资产布局，峰谷价差拉大，也为储能通过“低储高放”创造了投资机会。

从系统需求看，在煤电灵活性改造和抽水蓄能之外，电化学储能在几十分钟到数小时的调节区间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也可以大规模部署。因此，在风光持续增长的背景下，储能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灵活调节资源。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储能资产都一定能盈利。储能高度依赖电网节点，同一省份内相距不远的两个项目，结果也可能差异显著。投资者需要理解电网拓扑、周边风光资产布局和未来规划，并以合适成本取得资产。

还需动态看待峰谷价差。储能不足时，价差可能扩大；随着储能规模增加，价差又可能被前期和后续新增的储能逐步消化。如果简单将当前价差外推十年、二十年，投资结果很可能偏离目标。对于长期配置型投资者而言，成熟的风光发电资产仍是现阶段优先选择，储能更适合择机挑选优质项目。

问：随着“消纳为王”和电价市场化成为新的投资逻辑，施罗德资本如何评估不同项目的消纳能力和系统价值？哪些区域更具吸引力？

彭煜宇：从投资机构的角度看，我们服务的是以长期资产配置为目标的客户。我们的资金体量虽然可观，但放在整个中国新能源市场中仍相对较小，因此需要选择符合自身策略的项目，优中选优。

我们更关注中东部、靠近负荷中心、消纳条件相对较好的区域。这些地区的需求更容易预测，也更符合长期资金对现金流稳定性的要求。但区域只是第一层判断，真正分析还需下沉到具体电网节点。

投前，我们会结合国内头部电力市场咨询机构、海外顾问及自身团队的经验，分析各类电源的边际成本、区域建设规划、未来用电负荷、产业发展和燃料成本等数据，形成未来电价曲线。同时，还会用已形成的交易价格对模型输出进行回测，并不断调整参数。

问：新能源行业进入“运营时代”后，资产管理能力具体体现在哪里？施罗德资本在中国如何建设相关能力？

彭煜宇：对新能源基础设施而言，投前准备工作非常重要。项目的合规情况、资源情况，尤其是当地电力市场情况，都会决定我们最终的估值和进入价格。不同于纯财务投资，我们投资完成后，不仅会持续参与基金管理，也会深度参与资产运营的管理工作，包括项目经营管理、运维协调，电力交易策略讨论及与专业机构协同管理等。

在市场化环境下，电力交易、电价预测、企业购电协议（PPA）、绿证管理和收入优化都会直接影响现金流。例如，各省机制电价的覆盖比例和水平会成为资产定价的重要锚点；长期PPA和不同售电安排，则有助于提高收入的可预测性。这些工作共同构成资产管理能力。

施罗德资本并非从零开始搭建这套体系。英国总部长期以类似方式管理新能源资产，既管理基金，也管理底层项目运营，为中国团队提供了可借鉴的框架。但中国有自己的电网规则、安全要求和市场差异，海外做法不能照搬。例如，部分海外场站可以无人值守，在中国则需要按照当地电网和安全规程配置现场人员。

从2018年至今，我们在中国经历了多年的磨合。如果发现原有管理体系存在问题，难以有效应对本地情况，就需要及时调整。过去几年，施罗德资本持续加强中国本地非公开资产团队及投前、投后管理能力建设。该团队会随着管理资产规模扩大，不断迭代管理方式。这是一个动态过程，也体现了我们对中国市场的长期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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