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萨特和波伏娃的关系，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开放式关系”。这两位哲学巨擘相伴了半个世纪，却始终没有结婚。他们不想把爱情理解为对另一个人的占有，把彼此之间的感情称作“必要的爱”，同时允许各自的生命中出现其他“偶然的爱”。

今天，公众通常把这样的关系叫作“开放式关系”。有人认为波伏娃和萨特在进行实验性的爱情，相信他们提前几十年活出了现代人向往的自由关系；也有人把这段关系看成一场自私的游戏，认为他们只是在用哲学包装欲望。

但是，在学者黄竞欧看来，上述两种判断都太简单了。萨特和波伏娃真正试图解决的，并不是怎样同时拥有更多爱人，而是一个更难的问题：爱一个人，是否就意味着有权占有对方？如果不占有，我们又该怎样对爱人的感受负责？

属于两个人的透明的、敞开的约定可以宣布两个人都是自由的，这种宣布却不能让嫉妒消失；可以要求彼此坦诚，但这种坦诚不能保证双方拥有完全相同的权力；可以拒绝婚姻，可以选择以自己的方式相处，却不能把伤害也一起拒之门外。

这离今天的我们并不遥远。 


来源｜看理想音频节目《存在主义15讲》

讲述｜黄竞欧


01.

重新发明爱情


“开放式关系”真正要发明的，不是一个更时髦的称呼，而是让双方都知道，自己正在进入什么样的关系。这像是一场爱情实验。 

在波伏娃和萨特的爱情实验里，并不只有两个人。他们允许对方的生命里出现其他“偶然的爱”，还有那些被称作“偶然”的爱人，那些跟他们两人相比，更年轻、也更低位的爱人。对萨特和波伏娃来说，这些关系也许只是漫长人生中的一个阶段，一次“偶然”的情感，对身处这段关系的其他人来说，他们交出的却可能是全部的爱情。

萨特和波伏娃留下了一份持续半个世纪的爱情实验记录，里面有亲密关系，有友谊，有思想上的相互成就，也有嫉妒、隐瞒、亏欠和伤害。  

1980年4月，巴黎，萨特已经死了。房间里很安静，这个一生靠语言生活的人，此刻再也不能为自己留下最后一种解释。波伏娃坐在床边。《现代》杂志的秘书杰尔曼娜·索尔贝后来回忆，她走进停放萨特遗体的房间时，波伏娃站起来，对她说：“亲亲他！”

这个画面非常意味深长，因为波伏娃不是萨特法律意义上的妻子，却是他最长期的伴侣、最重要的读者、思想上的同盟，以及晚年的照护者，也是他死后最有力量的讲述者。五十一年前，他们拒绝了现成的关系名称；五十一年后，人们仍然不知道该用哪个现成的名称来称呼她。

他们的爱情实验至少成功了一半：他们确实创造了一种不按当时主流规范组织的生活，或对他们而言，新的生活。剩下另一半问题则是：他们发明的生活，究竟由谁来买单？

1929年，波伏娃二十一岁，萨特二十四岁。他们在法国哲学教师资格考试的准备过程中真正走近彼此。

那年，波伏娃还在服丧，穿着黑衣服，帽子上罩着黑纱。她第一次到萨特的房间参加备考讨论时，甚至有些发怵，那个房间乱七八糟，到处都是书和纸，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烟雾。萨特抽着烟斗，客客气气地接待她。后来，波伏娃每天都来，很快就不再感到拘束，也开始和他们争论起来。

波伏娃后来回忆，萨特不是她生命中遇到的第一个聪明人，却是第一个让她感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可以与之共同思考世界的人。

今天的读者很容易把他们对彼此的选择讲成两个天才青年在巴黎花园里签署的一份浪漫宣言：不结婚，不共同置业，不生孩子，彼此保留其他关系，同时把重要的事情如实相告。萨特把彼此的关系称为“必要的爱”，把其他感情称为“偶然的爱”。这套说法太出名了，以至于它像一个注册商标，遮住了当时的现实处境。

对二十岁出头的波伏娃来说，拒绝婚姻并不只是追求新潮。她从小看见的婚姻，是女性把经济独立、行动自由和思想生活交出去的制度。在她的观念里，一个女人结婚以后，往往先成为谁的妻子，再成为孩子的母亲，最后才轮到成为她自己。她想写作，想教书，想旅行，想保留一间可以关上门的房间。

所以，她害怕婚姻。她害怕的不是爱情，而是爱情一旦获得法律形式，便会替她规定该怎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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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同样厌恶固定身份，他不愿成为谁的丈夫、谁的家长、业主，不愿让家具、房产和家族秩序把一个仍在生成中的人钉在某个位置。无论是波伏娃还是萨特，他们反对的，归根结底不是某一场婚礼，而是人生必须照着既有脚本上演的观念。

这和存在主义后来最核心的判断相互呼应：人没有一份出生时便写好的说明书。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说人的存在先于本质，人先来到世界上，然后通过行动成为某种人。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先具有“丈夫”“妻子”“忠贞者”或“浪子”的本质，再按照它行动；恰恰是一次次选择，让这些称呼获得内容。

如果人生没有现成剧本，那么爱情似乎也不该例外。婚姻不是天命，排他不必被视为唯一自然的关系形式，家庭也不必是唯一的结局。两个人可以自己写规则。

这是萨特和波伏娃关系中真正激动人心的部分，它提醒大家：我们没有义务把前人的生活复制一遍。两个人可以拒绝那些令他们窒息的安排，可以把亲密关系从财产、血缘、社会许可中解放出来。

萨特和波伏娃没有住进同一套房子，却长期阅读彼此最初的手稿；没有在证件上成为家人，在战争、政治冲突、疾病与衰老中成为彼此最稳定的联系人。他们证明了一件事：外在的形式并不能作为忠诚的保证。

不过现在，这份自由宣言中，藏着很多没有解释的问题。首先，“必要的爱”和“偶然的爱”是由谁命名的？所谓偶然的人，是否知道自己在另两个人的故事里只占据偶然的位置？如果后来进入关系的人没有参与规则的制定，那么这究竟是一份自由协议，还是处在核心位置的两个人对外围人作出的独断的安排？

1939年前后，萨特正在追求一位名叫万达的年轻女子。他在经济上帮助她，帮她搬到巴黎，安排她学习绘画。万达对他与波伏娃的关系心存疑问，萨特给她的解释却是：他和波伏娃只是朋友。

在萨特和波伏娃自己的约定里，他们把彼此放在“必要的爱”的位置上。但万达在判断要不要接受萨特时，萨特并没有如实告知，他与波伏娃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承诺。一个人当然可以接受恋人还有其他重要的关系，但首先，她得知道那些关系确实存在，才能决定自己愿不愿意。

他们发明爱情的勇气是真的，可这项发明后来暴露出的缺陷，也是真的。

02.

波伏娃和萨特的彼此透明


一段没有婚姻、共同住房和孩子的关系，为什么能维持半个世纪？波伏娃和萨特的关系并不是因为要求少才持久。恰恰相反，它要求一种强度极高的日常劳动。

他们分开居住，却尽可能频繁见面，他们几乎每天都会去同一家咖啡馆写作；如果遇到因为长期旅行或战争而造成的分离时，他们就写长信。两个人互相阅读对方的手稿，讨论人物、句子、哲学概念和政治立场。一个刚刚发生的经验，往往在成为文章以前，先讲给另一个人听。

1937年，萨特写给波伏娃：“我不断地感到与您心灵相通，融为一体，觉得在跟您说话，觉得把我想的一切都告诉您，或更确切地说您在跟我一起思考。”

萨特说的不是“我想念您”，而是“您在跟我一起思考”。波伏娃不是他结束一天生活以后才想起的收信人；她被安置在经验内部。萨特走进一间餐馆，看见一个人，读完一本书，甚至经历一场新的迷恋时，他已经预设这些事情将被讲给波伏娃。波伏娃像一个不在场的共同意识，参与他理解世界的过程。

1939年，他又写：“我身边发生的所有事我都想第一个告诉您。我的札记本，也是为日后给您看而预备的。”这里“第一个”很重要。亲密关系的核心有时不是唯一，而是优先。萨特可能同时爱着其他人，但他希望波伏娃最先获得叙述。两人的稳定，不主要来自身体上的排他，而来自解释权上的优先：对于世界上新发生的事情，他们先在彼此那里完成理解。

波伏娃同样把大量时间投入这种共同生活。她读萨特的作品，批评、修改、讨论；会在萨特的视力衰退以后，读报纸和文件给他听；在他身体恶化以后，她安排医生、住院与探视。思想伙伴的关系听起来轻盈，实际上却包含着大量具体的照护，总要有人记住约会时间，有人联系朋友，有人处理现实的琐碎。

因此，不能把他们的关系简化成“彼此允许出轨”。允许不是它的核心，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几十年里，他们不断把另一个人当作第一位读者、第一位谈话者和最重要的见证者。 

可是，新的问题随之出现。把一个人当作第一位听众，是否就等于真正向他透明？把所有事情都写进信里，是否就意味着没有隐瞒？更麻烦的是当两个人通过交换其他伴侣的秘密来巩固彼此的亲密，这种透明对第三个人意味着什么？
 他们最珍贵的纽带，和他们关系中最尖锐的权力问题，恰好长在同一个地方。 

要理解萨特和波伏娃之间的透明，至少必须区分三层。第一层，是他们彼此之间的透明。书信确实证明萨特向波伏娃报告了大量生活细节，甚至包括其他感情的进展。他们也确实把这种告知当作维持核心关系的方式。

第二层，是他们与其他伴侣之间的透明。萨特告诉波伏娃很多，不等于其他人也获得同样充分的信息。处于核心位置的两个人可能共享第三者的秘密，第三者却未必知道自己正被怎样讨论。于是，一方的透明，恰好建立在另一方隐私被穿透的基础上。

第三层，是私人材料公开以后对读者的透明。《寄语海狸》由波伏娃整理出版。她说明，涉及她与萨特关系的部分尽量保留，同时为避免影响第三者，她删减了一些段落、改动了一些名字。这当然有合理的伦理考虑，却也说明：今天大家读到的“全部坦白”，仍然经过幸存者的选择。透明在这里已经不只是爱情原则，也成了档案的编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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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这段关系最耐人寻味的悖论：越强调透明，越需要有人决定透明的范围；而决定范围的人，也就拥有了权力。波伏娃与萨特彼此尊重、彼此透明，但对于他们各自生活中的其他伴侣，则并非如此，他们两人才是有权决定的人。

萨特和波伏娃的故事经常被讲成两个人的故事，这是一个大误会。  因为那些进入他们生活的人，有自己的名字、期待，也有自己承受不起的失望。有人还是学生，有人在经济上依赖他们，有人知道萨特和波伏娃彼此重要，却未必知道，自己说过的话会被转述给另一个人。

比如波伏娃在鲁昂任教时认识的学生奥尔加。1935年前后，奥尔加十九岁，波伏娃二十七岁。奥尔加面色白皙，留着金色长发。她聪明，有吸引力，对学校安排给她的生活却缺乏热情。父亲希望她学医，可她并不愿意；波伏娃则觉得，这个年轻女孩值得认真培养。

后来，萨特和波伏娃与奥尔加的父母商量，让她在波伏娃的指导下继续学习。他们帮助她支付房租，安排课程、阅读和翻译练习。在鲁昂的宾馆，他们给奥尔加租了一间离波伏娃不远的房间。

这里已经能看到一种复杂的关系：波伏娃既是老师，也是生活上的照顾者，同时又对奥尔加怀有强烈的感情。萨特也迷恋上了她。从1935年春天到1937年春天，他持续追求奥尔加，但奥尔加始终没有答应与他发生性关系。

后来，雅克—洛朗·博斯特进入了故事。他是萨特从前的学生。刚进入这个朋友圈时，他才十九岁。他有着“灿烂的笑容”，举止悠然，总有一些不自觉的滑稽动作。奥尔加与博斯特发展出恋爱关系。但到了1938年7月，波伏娃也与博斯特成为了恋人。

这一年夏天，波伏娃到达安纳西时，安纳西是法国东部的一座城市，位于阿尔卑斯山麓，靠近瑞士，博斯特已经在车站等她。她在信中写，他晒得黑黑的，穿着一件黄色的套头衫。两人一起远足，晚上喝酒、吃饭，在这次旅行中走得越来越近。波伏娃随后写信，把新恋情告诉了萨特，却和博斯特一起向奥尔加保密。

关于波伏娃和博斯特的恋情，波伏娃知道，萨特知道，博斯特当然也知道。被蒙在鼓里的只有奥尔加。

博斯特甚至会在写给波伏娃的信上附几句给萨特的玩笑话。他与萨特之间的交往，并没有因为这段恋情而停止。奥尔加却仍然按照自己所知道的关系，理解身边这几个人。

这就是“彼此透明”的边界：萨特和波伏娃可以讨论这段恋情会带来什么麻烦，而直接受到影响的奥尔加，连参与这场讨论的机会都没有。

博斯特也知道，他们正在隐瞒什么。他在当时写给波伏娃的信中说：“不管从哪个层面来看，我们都欺骗了自己的伴侣。”这句话出现在秘密仍被维持的时候。知道自己正在欺骗，却并没有让隐瞒就此结束。

后来，奥尔加与博斯特结婚。他们仍然留在这个朋友圈里，博斯特与波伏娃也保持了长久的亲密联系。奥尔加还成了他们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原型：波伏娃《女宾》中的泽维尔、萨特《自由之路》中的伊维奇，都与她有关。但据波伏娃的妹妹回忆，奥尔加并不喜欢他们在小说中对自己的描写。

奥尔加自己后来怎样看待这段经历？传记《成为波伏瓦》引述了她回顾当年时说过的话：“波伏瓦和萨特对我们的关注，让我们兴奋不已，我们觉得非常荣幸，因此被冲昏了头脑。他们想要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

《成为波伏瓦》还记述，直到1983年奥尔加去世，她也不知道波伏娃和博斯特之间的秘密恋情。

新规则取消了性忠诚，却没有取消中心与边缘，更没有让每个人获得同等的知情权。奥尔加不是简单地“加入了他们的关系”；她进入的是一套由别人设计、也由别人掌握解释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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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复杂的四角关系中，波伏娃才不是那个站在规则之外受到伤害的人，恰恰相反，她具有强大的能动性，或者说，她极度清醒且聪明，她太清楚跟萨特的这种开放关系给自己带来了什么，比如写作的时间，旅行的自由，不必扮演妻子和母亲的空间等等，她才不是一位因为仰慕一个男人而奉献自己的傻姑娘。

奥尔加有选择吗？想要判断这一点，至少要问四个问题：第一，她最初知道多少？第二，她是否知道处在核心位置的两人会相互转述各种关系的细节？第三，她是否可以拒绝某种安排，而不同时失去住所、经济帮助、教师资源或精神共同体？第四，多年以后，她是否有权阻止自己的经历被别人写进自传、书信集或传记？

奥尔加知道萨特和波伏娃关系密切，却不知道所有与自己有关的事情。由于她一直不知道博斯特与波伏娃的秘密恋情。这直接影响了她对自己爱情的理解：她在维持这段关系时，掌握的信息与另外三个人并不相同。

第二个问题，我会保留判断。书信能证明萨特和波伏娃会交换其他人的消息，却不能仅凭这些书信，就认定奥尔加事先知道他们会转述到什么程度，更不能认定她同意自己的私事被这样分享。

第三个问题，需要把她的抵抗和她的依赖放在一起看。奥尔加拒绝过萨特要求发生性关系的请求，所以，她确实能够说不。但她的房租、学习安排，以及她十分珍惜的关注和友谊，也与这个圈子紧密相连。她甚至说过“他们想要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奥尔加不是没有意志的人，但也不能因为她拒绝过某个要求，就认定她有轻松退出整个系统的权利。

至于第四个问题，据波伏娃的妹妹回忆，奥尔加并不喜欢他们在小说中对自己的描写。但她是否在出版前看过有关内容，有没有机会要求修改，材料没有交代。

奥尔加的故事让“她自己愿意的”这句话变得需要加以解释。她愿意接受他们的关心，不等于她知道全部秘密；她珍惜这段友谊，也不等于她认可自己被描写的方式。判断她是否拥有选择，就得把这些具体的事情一件件问清楚。否则，我们很容易把一个人留下来的事实，解释成她同意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

“开放关系”在今天，常常被理解成一种比传统婚姻更诚实的选择。但诚实不是关系形式附赠的品质。排他关系可能充满欺骗，开放关系也可能有信息差。关键从来不是同时有几位伴侣，而是谁掌握信息，谁制定规则，谁能够说不，谁承担离开的成本。

03.

规则对称，为什么仍然不平等？


回到哲学上，存在主义强调选择，却从未承诺每个选项的代价都是相同的。波伏娃后来提出的一个重要伦理洞见正是：我的自由总是在他人的自由之间实现的。一个人的超越，可能成为另一个人的处境。如果只说“这是她自己的选择”，便会把构成选择的权力条件全部抹掉。

所以，第三者不是八卦附录，而是检验这项爱情实验是否真正自由的试纸。处在核心位置的两个人相互给予的自由，只有在不剥夺外围人物知情、拒绝和退出的能力时，才可能称得上伦理意义上的自由。

萨特和波伏娃常被视为平等伴侣。与当时的许多婚姻相比，这个判断有充分理由。波伏娃拥有自己的职业、收入和作品，她不是萨特的助手，也不是躲在伟大男性背后的无名女人。她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有自己的位置，而且这个位置不是萨特赐予的。

然而，权力在文字上对称，不等于权力在生活中对称。

一套规则允许双方拥有其他关系，看起来完全公平；但男性和女性面对的名誉的风险并不相同。他们两个人都可以旅行，都可以照护彼此，都可以联络和维护日常的朋友圈，但是他们往往做的事情并不是平均分配的。两个人都可以写自传，但谁的叙述更早出版、谁掌握更多信件、谁活得更久，都会影响后人理解关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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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师生身份、经济资源和文化声望，都会改变一个人说“我愿意”时的处境。导师、上司或行业前辈对一个刚入行的年轻人说“你完全可以拒绝”，听起来把决定权交了回去；可推荐信、项目名额、转正机会和下一份工作，仍握在说话者手里。

没有命令，并不意味着没有压力。判断一份同意是否自由，要看拒绝以后，这个人还能不能继续拥有自己的生活。

萨特晚年在与波伏娃的谈话中，罕见地承认了这种矛盾。波伏娃问他，在与女性的关系里，他究竟是平等主义者，还是一位“护花使者”甚至专制者。萨特回答：“我觉得自己是很护花的。因此也是专制的。”

他继续承认，自己在理论上不认为聪明可以构成支配伴侣的理由，“但在实践中我又是这样做的……我是这些关系中的主人，我应该引导她们。”他还说：“重要的是，我必须是第一位的。”

这几句话比任何外部控诉都更有力量，因为它们揭示了一个人如何同时相信两件相互冲突的事：他真诚地反对占有，又真诚地希望自己保持中心位置；他赞美女性的自由，也习惯把自己理解为引导者。

“护花”听起来温柔。可一旦有人自认知道什么是对另一个人更好，温柔就可能变成家长制。保护和支配之间只有很薄的一层隔膜。萨特不愿成为传统的丈夫，却未必因此就摆脱了传统男性的特权，他取消了婚姻的名分，却保留了自己作为第一位、解释者和引导者的位置。

这也迫使公众重新理解他所谓的“不占有”。不要求一个女人只属于自己，当然是一种反占有；但要求自己在所有关系中都最重要，仍然是一种中心化的欲望。

波伏娃也不能从这个结构中被轻易摘出去。她既受到性别秩序限制，也可能与萨特共同构成一个信息和叙事上的核心同盟。两个人彼此之间或许达到罕见的平等，但他们作为一个共同分享秘密、资源与解释权的小单位，对其他人未必同样平等。

这正是存在主义伦理最难的地方。萨特说，人在为自己作出选择时，也同时为人选择；人一旦被投入世界，就必须对自己的行动负责。自由因此不是一句“我有权这样生活”，而是一个更沉重的起点：我的选择会改造他人的处境，我必须对这种改造承担责任。

把关系打开并不困难，真正困难的是，关系一旦打开以后仍然把每一个卷入者当作主体，而不是情节、材料、学生、被保护者或“偶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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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伦理，落到生活里，是要求大家做一些未必体面的事：在行动之前把难听的话说清楚，听完别人的不满，承认有些后果确实由我们造成，然后把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处理好。说“没错，这确实就是我的选择”之后，事情才刚刚开始。

04.

以保护之名，可以隐瞒吗？


年轻时，波伏娃和萨特相信自由需要真相。到了晚年，这项原则在医院里遭遇了最困难的考验。

萨特的身体逐渐衰败，视力恶化，行动和工作越来越依赖身边的人。此时，“谁来代表萨特”就成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围绕他最后的谈话和文章，波伏娃与本尼·列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本尼·列维是法国哲学家、政治活动家，也是萨特生命最后六年的私人秘书。波伏娃担心一个衰老、失明、依赖协助的人受到操纵；而本尼·列维则坚持，那仍然是萨特自己的思想与选择。

这个争议很难由后人轻松判决。把一切都归为操纵，会磨灭萨特晚年仍可能改变思想的能力；如果把一切都归为自由选择，又会忽略身体依赖和信息控制怎样影响表达。真正的问题是：当一个人的身体不再支持过去那种独立工作方式时，谁有资格判断Ta的声音是否仍属于自己？

更私人、也更刺痛的一次考验发生在病房里。萨特曾告诉波伏娃，如果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希望能够“知情”。可在最后的治疗阶段，波伏娃决定隐瞒病情的严重程度。

她在《告别的仪式》中写：“我当时一心考虑的就是对他隐瞒病情的严重性。”她解释，萨特的情况仍有不确定性，而过早让他意识到死亡逼近，只会在最后的日子里罩上一层阴影。她最后写道：“我的沉默没有把我们分开。”

原文：http://weixin.sogou.com/weixin?type=2&query=%E7%9C%8B%E7%90%86%E6%83%B3+%E8%AF%A5%E6%BE%84%E6%B8%85%E4%B8%8B%E8%BF%99%E6%AE%B5%E4%BA%89%E8%AE%AE%E5%B7%A8%E5%A4%A7%E7%9A%84%E2%80%9C%E5%BC%80%E6%94%BE%E6%80%A7%E5%85%B3%E7%B3%BB%E2%80%9D%E4%BA%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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