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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英剧《伦敦生活》首播，引爆中文社交媒体。而后的续订季高开高走，豆瓣评分高达9.5分，与前作的高口碑和当年中国女性主义公共讨论热度显著飙升有关。
十年后回看《伦敦生活》全两季，竟然可以看到与当下切近的新内容。
受到社交媒体女性主义洗礼的中国观众，在几年的沉淀中渐渐发现，单靠女性主义理论无法指导生活。而疫情过后爆发的集体性精神危机，更让观众与女主角Fleabag感同身受。
01.
精神受困的女主角，经济下行的“美”
以《伦敦生活》打头的这十年，影视领域涌现了一批像《伦敦生活》Fleabag一样丧丧的精神受困的女主角们，包括爱尔兰作家萨利·鲁尼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正常人》《聊天记录》，还有北欧导演约阿希姆·提尔的电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这些女主角们都属于千禧一代的都市女性，或隐或现地立足于一张欧洲数百年功业集成的社会安全网，但她们的精神困境依然持续地受到中国都市年轻人的共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环球同此凉热。
最近中文社交媒体流传一张推特截图，法国年轻人在抱怨这代人要完蛋了：文凭不再保证任何东西，第一份工作被卡三年经验，房租占到工资的一半，买房更是年薪的20倍，还要随时担心被AI取代。
结果就是25岁喜提心理崩溃，还被老一辈问你为什么这么焦虑。帖子下面世界各地的年轻人都在评论“俺也一样”，都以为在说自己国家的情况。
这代年轻人尤其容易感到幻灭，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经历过从经济发展到精神风貌都积极向上的时代，没想到刚进社会或者还没进社会就赶上了180度大翻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很多经济上行期的影视剧，女主角们都有种气血很足的美。
拿著名的《欲望都市》对标，这部剧首播于1998年，是最早一批在聚光灯下呈现女性性生活的电视剧。剧中最有影响力的女主角萨曼莎，在性事上与她的后继者，《伦敦生活》的Fleabag们一样开放。但性之于她而言是欢愉的蜜糖，而非Fleabag们的临时避难所。
到头来，只有萨曼莎真正地享受了性，也没有像Fleabag们在不理想的两性关系里打转，越渴望被爱离爱越远。她的人生版图怎么会那么宽广，在谈情说爱之外，她怎么有那么多可以追求的事物和可以实践的目标，让她不至于厌恶世界也厌恶自己。
Fleabag们最典型的场景，是花了妆，衣衫和发型凌乱，可能喝了酒，可能刚哭过，麻木地在深夜龋龋独行。这可不是诗人波德莱尔笔下对街头好奇的“现代生活英雄”，而是流行文化中最新的“人生灾难”叙事主人公，英文或曰“Hot Mess”，有魅力但一团糟。
《伦敦生活》第一季
是的，女主角们在“搞砸人生”这件事上，终于获得了逼近史上无数废柴男主角们的宽容度，前提是她们本身时尚、美丽、有魅力，而且是个白人。Fleabag的风趣幽默，让她的姐姐在自己事业成功的高峰时刻都忍不住嫉羡。
《欲望都市》的萨曼莎绝对想不到，她的后继者以精神受困为代价，取得了女性主义叙事的长足胜利。啼笑皆非的背景语境则是，当女性成为最适合呈现一种普适性困境的载体，实为社会危机加剧的信号，进一步印证了以《伦敦生活》为代表的影视剧的当下性。
当下的人不流行谈论宏大和远方，新闻上的恐怖灾难事件不断复写着历史，曾经带来过希望的所谓“进步主义”议题，反战、反核、女性主义等，对现实政治的干预能力进一步减弱。人们退守回日常生活和私人关系领域，在起起伏伏又不断创造新低的大势下，彻底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
为数不多的富足感很可能来自商业消费，既包括物质消费，也包括精神文化消费，但富足感并不真的带来富足。哪怕是最深度的精神文化消费者，也即意见领袖或者创作者，也不见得拥有富足的精神世界。萎缩的想象力，是当下的另一个副产品。
《动物世界》说，“当环境不再适合生存，动物首先会停止繁衍”。放在当下的人类世界，这句话可以变成“当物质条件前所未有的丰厚，人们却在精神层面挣扎求生”。我们怀揣着每一天都是世界末日的心情，小心翼翼又急切地捱过每一天。
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拉什，很早就为这种精神状态找到了贴切的语言。他说：“在遭到围困时，自我意识就会被承包给一个武装到牙齿的防御性核心，想要维持心理平衡，需要压缩的自我，而非往昔横行霸道的自我。”
难怪现在的人动不动就容易应激，不惜寻求各种“身心灵”的力量，为的也是通过最短的路径抵达最遥不可及的平静。关于日常生活的混乱，有段采访佳话。记者问摇滚明星玛丽莲·曼森，“你觉得你控制好自己的混乱了吗？”。他回答说，“这是我每日要打的仗”。
压缩的自我在不断积累混乱的势能，所以我们经常想要突然不明原由地尖叫，或者赶紧从当下逃离。是的，虽然我们磨破了嘴皮说“活在当下”，但我们根本无法活在当下，鸡汤是反写的现实。每个人都有过想要世界毁灭的时刻，实质上想要的是自我毁灭。只是“世界毁灭”说出口，道德负担更轻一点罢了。
以《伦敦生活》为代表的影视剧，承担的也是这样的功能。Fleabag们掌握搞砸的艺术，这种艺术的精髓是“本可以却偏不”，有点自讨苦吃的意味，放在东亚社会简直不敢想象。我们宁愿受苦也不敢搞砸人生，就像韩剧《我的解放日志》，女主角廉美贞内耗了16集都没有辞职。
《我的解放日志》
在一场酣畅淋漓的搞砸中获得替代性的满足，又在故事的最后一幕看到希望，Fleabag们对东亚观众来说，就不是警示，而是纾解。
不过，作为疫情时代的幸存者，回看十年前的《伦敦生活》第一季，我重新注意到了最后一幕前的凶险一刻。Fleabag差点在车流中走向自我毁灭，因为她刚刚遭遇了孤独的绝境，幸好那个几面之缘的面试官看到了她，和她搭话。
人人压缩自我的环境，人人自顾不暇的环境，难保不会出现这种极端情况。也许每个人都有在悬崖边的凶险一刻，会有人及时拉一把吗？
我们常常在后疫情的社会氛围中，读到这种彼此隔绝的孤独。没想到时至今日，愿意听别人说话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关怀，还有能量向别人倾诉也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自我状态。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无法探查病因的情况下，就稀里糊涂地出现了症状。在集体性精神危机已经成为显学的当下重看《伦敦生活》，反而可以获得更深度的理解和感同身受。Fleabag是一个全面的后疫情症候群，可以供我们自检自查。
02.
症状I：
出神，谁来确认“我”存在？
《伦敦生活》最有存在主义意味的设定，是Fleabag频频从她所在的世界出神，直接透过镜头与观众对话。虚构人物的第一个出神时刻从现代小说诞生，打破第四面墙更是法国新浪潮的标志手法，二者都在宣告一个内心丰富的自我存在。
在Fleabag这里，这件事并不值得庆贺。它依然是压缩的自我的表征，一个人失去了对外部世界的掌控感，才会对自己的内心世界如此关注。而Fleabag的自我管理技术如此娴熟，以至于我们一开始全都被她骗了。
她在自己的出神时刻掌控一切，我们还傻傻地以为自己是上帝，乖乖地听她的独白。可那根本不是独白，她冲我们调皮地眨眼，像脱口秀演员一样调侃她的生活。她在表演控制，来掩饰她的失控。
正如她不吝为我们展示她最私密的性爱，那是因为身体是一无所有的人最后的堡垒。与此同时，真相在出神与出神的间隙泄露。我们看到她身体层面的自我也在缴械投降，第一季的她不想要任何一个人的身体，却想要那些身体带给她的虚假的亲密感。
她在调侃性爱的表演、尴尬和戏剧性的时候，她也离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远。仿佛她分裂出了另一个自己，也抽离出了所有情绪，轻飘飘地悬在半空观察。
是的，Fleabag的出神不是为了暴露自我，恰恰是让自己置身事外，避免精神崩溃。把自己当作客体来观察，确实可以获得掌控感。同理，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也可以获得一种奇妙的主体性。
《伦敦生活》第一季
Fleabag在面对父亲与继母的时候，可以变身行动主体，释放破坏的能量。无论是直接忤逆父亲的意愿，还是偷走继母的装置艺术品，她可以在任何场合让他们下不来台。因为父亲与继母确实对她不太好，给了她报复他们的合法性。
她的朋友小波也以受害者的身份行动，男友出了轨，她想到的惩罚方式竟然是在一起小的交通事故中受伤，来让男友愧疚。没想到意外发生，小的交通事故升级成了夺走她生命的灾难事件。
惩罚别人何尝不是一种自我消耗，死去的小波常常在Fleabag的出神时刻光顾，除了Fleabag对小波的死负有责任，还因为小波是Fleabag的镜子。她们的内心席卷过同样的风暴，而现在，Fleabag守着小波留下的废墟，陷入了幸存者内疚。
Fleabag关于小波的回忆是碎片化的，也相应地把自我碎片化。她无法长久地沉湎于有小波的过去，只能留下断断续续的场景与幕次，否则她将无法从回忆中存活。小波同时是她的死志与生机，她有多渴望自我毁灭，就有多害怕自我毁灭。
所以Fleabag拼命抓住她周边能抓住的一切关系，不管那是多么萍水相逢的关系，也不管那是不是有毒性的关系。哪怕她实质上不想要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她也害怕被任何一个人遗弃。
所以Fleabag一边通过出神活出自我，一边又忍不住自我评判。《伦敦生活》的编剧菲比·沃勒-布里奇在采访中说，Fleabag与镜头的关系，“就是她与被评判的观念的关系”。
这种矛盾源于人类最底层的恐惧，那就是我们无法真正孤身一人地活着。终其一生，我们都想重温在子宫中那种与世界完美融为一体的体验，也就不得不在抵御被人遗弃的恐惧和无助中挣扎求生。
创作者对Fleabag仁慈，不仅在第一季结尾给了她一笔贷款，让她在现实世界好过一点；还在第二季给她的生命安排了性感神父，帮她直面自己的精神危机。
神父的出现，是第四面墙的打破之打破。当Fleabag再次习惯性地出神，神父直接指出来“你刚才好像消失了一样”，甚至精准地抓到了面对观众的镜头。韩国作家金爱烂曾经写，爱情是“知道我不在的人”，而神父是全剧唯一发现Fleabag出神的人。
这实在是地动山摇的一刻，Fleabag第一次扭头离开镜头的追踪，暴露了她的失控，而后一发不可收拾。她在告解室真正展开了独白，虽然以玩乐的姿态开始。有趣的是，独白先于性发生。这个顺序不可颠倒，性爱的不可及，收走了她惯常控制叙事的力量。
神父让Fleabag跪下的那刻，仿佛上帝附体，但拉开帘幕后，他跪下亲吻了她。混杂了神圣之爱与世俗之爱的神父，做到了现代心理学没能做到的事情。
《伦敦生活》第二季
某种程度上，性感神父是创作者不得不引渡的超越性力量。就像神父看到的那只作为“天堂猎犬”的狐狸，专门追逐背弃信仰、选择世俗欢愉的人，创作者让Fleabag也看到了它。许许多多像Fleabag一样的无神论者，也许讨厌被心理咨询师分析，但相信玄学的征兆。
Fleabag与神父的性爱，对他们两个人具有不同的意味。对于神父而言，是在对上帝的一次终极怀疑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上帝。对于Fleabag来说，则是停止了对现实世界的逃避，在与神父的性爱中，她第一次主动推开了镜头。
出神是一种停不下来的精神受困，它永远无法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从而改善自我的处境。《世界上最糟糕的人》的朱莉也是，只有吃了致幻蘑菇，才敢对压迫她的父权力量重拳出击。
性感神父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纵使世俗之爱不比神圣之爱永恒，但Fleabag终于回到了她具体的生活里去。
03.
症状II：
界限消失，越叫嚣越没有自我
在那场告解中，Fleabag说她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不知道该如何生活。一个空落落的自我，如此深重的存在主义危机，根源是现代都市生活过于喧嚣的图像与流行文化，入侵了自我与非我的边界。
拿性爱来说，剧中有一个场景，是Fleabag对着奥巴马的演讲视频自慰，她的男友躺在旁边目瞪口呆。Fleabag也许很早就失去了感受性爱的能力，电脑搜索框的关键词一个比一个刺激，让她以为自己追寻的就是刺激的性爱。可现实情况是，刺激的与不刺激的性爱，都无法让她满意。
社会学家已经发现，我们今天对于世界的认知，并非来自直接的观察，而是精密的传播系统，后者更是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到底是谁。以Fleabag为代表的千禧女性，是第四波女性主义浪潮的主要受众。这波浪潮不是自下而上的，而是借由社交媒体助推。
我们能看到Fleabag先行吸收了许多女性主义观点，天然地认同自己是女性主义者，然后在理论与生活的矛盾之处，陷入了自我怀疑。就好像她怀疑自己如果不是平胸，就不会是女性主义者。她对女性主义的理解流于表面，也没有真的需要女性主义来争取权利，只是把它引为生活的指导。
实际上，什么主义都无法指导生活。Fleabag面对的精神真空，是半推半就地走入了酷儿时间。这是学者朱迪斯·哈伯斯坦提出的概念，指的是脱离异性恋规范的时间结构。酷儿时间与人的性取向无关，只要没有按照主流的人生脚本规划时间，就自动划入此列。
Fleabag常感孤独，因为可以和她形成强连接的亲人都过着主流人生。他们对她不是没有爱，父亲可以敞开心扉和她深聊，姐姐可以迅速察觉她的伤痛，但她永远不会是他们的第一顺位。他们一心扑在自己的异性恋小家庭，无法随时为她提供她需要的支持。
Fleabag拒绝了旧脚本，拒绝了成家立业、结婚生子。留给她的新脚本是关于拒绝的脚本，是断舍离的脚本。逃离原生家庭，逃离所有可能让你感到不舒服的关系，一个人也是千军万马，明明过得一团糟还要装酷。
《伦敦生活》第一季
可是生活不是这么回事，不确定的痛苦不一定就比确定的痛苦更好承受。不能抽掉一个人旧的支持系统，又不提供新的支持系统。不能只宣扬如何破坏，却绝口不提如何建造。不能塞给人超出能力范围的选择，还让人以为是自我的选择，莫名其妙地为选择负责。
Fleabag的无助，在她的另一场萍水相逢中可见一斑。只不过这次是一个富有人格魅力的年长女士，她向Fleabag保证，女性天然携带的痛苦在更年期后会自动消散，迎来妙不可言的自由。Fleabag听完，不假思索地吻了上去。
这个亲吻的动作不代表Fleabag有同性倾向，更可能和她之前接收到的所有漂亮感召一样，谁给她一个立等可取的真理，她可以马上给出自己的全世界。可她的全世界并没有太多实质内容，还等着别人来填。
年长女士见多识广，微笑着拒绝了Fleabag的性爱邀请：“我嫌烦亲爱的，我要回房间再喝一杯马提尼。”她就像前文提到的《欲望都市》的萨曼莎，有着广阔的自我疆域，没有耐心对年轻人进行精神扶贫。
这场邂逅也从侧面说明，对现在的人来说，身份认同像角色扮演一样简单。它被拆解成一系列自我形象元素和生活方式元素的拼凑，没吃过猪肉，见过猪跑就行，你甚至可以在象牙塔造车。
《聊天记录》的弗朗西斯热衷思考与自我审判，琢磨最多的话术修辞，却对日常的处境无可奈何。故事结尾她给自己开出的药方是：“要明白生活之前你需要先经历它，你不能总是做一个分析的人。”
很多当下的艺术，都是只在乎表象的后现代艺术，抽去了生活世界的物质性与情境，还有万事万物千丝万缕的联系。艺术是时代最诚实的写照，说明当下就是如此表面和贫瘠。Fleabag继母的性爱展大喇喇地充斥着生殖器，就像她过着最表面的生活，只要假装好看就可以维持运转。
无法向内看，也是因为自我与非我的混淆。自我的世界是被植入的，外部的世界渐渐也面目模糊。我们在日常交际中遭遇那么多复杂微妙之处，也只能随它们去吧。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拉什总结说：
“我们非但无法通过一个人的人生更加了解历史的全貌，甚至连更加全面地了解自己都已经无法做到。你挖越深，找到的东西反而越少，这件事虽然徒劳，但你不挖就活不下去。”
这将无可避免地导向自我沉溺，因为不知道自我为何物也没办法客观地描述世界，只能揪住某段情感不放，或者随意抓取一个道理达成自洽。不小心就可能偏执成了阴谋论者或其他，只想获得真理的幻觉，好安放自我。
结果就是，越想从外部获得关于自我的启迪，自我越无法被填满。这种自我的虚空没有容器可以承载，也无可遁形。
《伦敦生活》第二季
尾声.
在中间地带，寻找乌托邦
关于当下的存在主义危机，历史的经验表明需要在绝对的权威和个人主义的中间地带，找寻新的“宗教”。
用拉什的话说，是重拾“自我性”，尝试建立自我与世界的边界。他所定义的“自我性”最突出的表现是良心不安，是对“横亘于人类愿望与人类局限之间的鸿沟的痛苦觉察”。
人类的本质是矛盾，通向乌托邦的路也会因为矛盾而阻碍重重。但真正的幸福不是全糖的，而是苦乐交织。当幸福伴随着“压力释放前的紧绷、重聚前的分离、复得前的失去、他者不可避免的他者性”，我们才会感到深切的满足。
投入矛盾，接受阻碍，迎接痛苦，这也是古往今来正统宗教与歪门邪道的区别。我们都想回到婴儿期在子宫中那种与世界完美融为一体的体验，但成熟的成年人该知道我们回不去，自我与世界的分离不可逆。
在Fleabag身上，我们看到了自我的良心，以及相伴相生的悔恨与哀悼。人总会犯错，时常要接受良心的炙烤。Fleabag让人安心的一点是，她从来没有放弃关怀他人。因为心中有爱，所以她比自私自利的人更痛苦。
日本导演三宅唱曾经谈及电影《黎明的一切》的开头，女主角藤泽的身心障碍疾病突然发作，倒在了巴士站。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会有意无意地无视她。而在电影中，我们必须跟着镜头，关心她后来怎么样了。
在以自我为圆心的狭小的视野范围内看到他者，寻求连接，我们只能先这么做。而良心的存在，既提醒我们堕落状态的存在，也让我们可以超越堕落。
参考资料：
1.《低限度的自我》丨克里斯托弗·拉什
2.《不讨喜的女性》丨安娜·博古茨卡娅
3.《我们为何迷恋真实》丨埃米莉·布特尔
4.The Making of a Millennial Woman丨Another Ga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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