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青年志Youthology ，编辑：oi，作者：Greye


什么纪录片能拍63年？


由英国ITV制作的《人生七年》，被认为是史上最长寿的纪录片。


故事始于1964年。纪录片摄制组为了审视英国僵化的阶级制度，找来14名英国各阶层的7岁孩子，采访他们对爱情、金钱、未来的想法。纪录片被命名为《7up》，在电视上播出。


后来，摄制组每隔7年回访他们一次，一坚持就是63年，一直跟拍到他们70岁。


今年9月，《人生七年》推出最终章《70up》。


纪录片的初衷是验证一句格言：“Give me a child until he is seven,and I will give you the man.（七岁看老。）”


七岁真的能看老吗？阶级真的能决定命运吗？《人生七年》花了63年时间，用10部影片、14个人的人生，去试图解答这个问题。


它始于阶级，却不只阶级。


在漫长岁月的作用下，这部纪录片的意义，早已超出最初对阶级固化的质问。


它记录下的，不仅是英国阶级制度下个体的缩影，它还记录了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最普通的人生样本，背后还隐藏着英国社会的时代嬗变，以及个体价值观的变迁。


《人生七年》曾被票选为英国影响最深远的电视节目。


电视机前的英国观众，与这部纪录片一起成长、一起变老。可以说，英国观众与14名受访者、纪录片摄制组一起，共同参与了这场时间跨度近一生的社会实验。


格言赢了，但只赢了一半


7岁真的能看老吗？


看完纪录片，你会发现，这句格言一部分是对的——富人的孩子，长大后很可能仍是富人；穷人的孩子，也很少能实现阶层跃升。


正如中国也有句谚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阶级差异从一开始就存在。


在《人生七年》系列纪录片第一部《7up》里，一群7岁的孩子被带到动物园里玩耍，他们欢快地奔跑、打闹，脸上有着相似的稚气。


但很快，孩子们背后巨大的差异被揭开。


这14名孩子是节目组精心挑选出来的，他们分别来自富裕阶层、中产阶层、工人阶层，还有两名来自儿童福利院的孩子。


对比是鲜明的。富人的孩子Andrew在看《金融时报》，知道家里拥有报纸的股份；John对自己的升学路线一清二楚，从顶尖私立小学，到贵族中学，再到剑桥大学（虽然最后念了牛津）。


另一边厢，工人阶层的孩子Tony在野地上疯玩、与同学打架；Lynn说她长大了要去超市工作；而来自儿童福利院的Paul则懵懂地提问：“大学是什么？”


孩子们之间的阶级差异，被纪录片极致地放大，几乎令人感到残忍。


《7up》背后的制作方，是英国一个小型电视台Granada TV（后来与另一通讯公司合并，并成立ITV），他们旗下的栏目World in Action长期关心英国的阶级与政治问题。


当时，刚从大学毕业的Michael Apted进入电视台工作，并担任《7up》的研究员，由他负责挑选孩子。


《7up》在电视上播出后，反响非常好。五年后，Granada TV的老板Denis Forman向Michael建议，不如去回访一下这群孩子，看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


Michael觉得这个主意绝妙，于是他在孩子们14岁时回访，并推出纪录片《7 Plus Seven》。从此之后每隔7年回访一次，《7up》也从一部单集纪录片，意外演化为世界上历时最长的大型纪录片。


Michael也成为《人生七年》系列纪录片最重要的推进者。他一共执导了10部纪录片中的8部，直到2021年去世。


当一群人从7岁到70岁的人生，被线性地展示在荧幕前，我们得以从上帝视角，来检验这部纪录片最初的预设——七岁看老。


John正如7岁的自己所预言的，一路升学，入读名校，成为大律师，安稳度过一生；Andrew同样当了一辈子律师；Suzy虽然16岁就辍学，但靠着父亲留下的4000英亩庄园，在晚年过上了优渥的生活。


Tony年轻时短暂做过赛马骑师，后来开了超过40年出租车；Lynn做了一辈子的图书管理员，为基层服务，于2013年去世；在儿童福利院长大的Symon，49岁还在做搬货工作，后来做寄养父母，到70岁时已经照顾过130多个孩子。


Neil的人生却有点出人意料。


他来自利物浦郊区，父母都是教师，家庭环境不错，小时候的他过得无忧无虑。


人们预想，他也许会跟随父母的步伐，过上安稳的中产生活。


令人惊讶的是，21岁时，他从念了一学期的大学退学，到建筑工地做工；28岁时，他甚至无家可归，流浪街头；35岁时他离群索居，靠着救济金过活。


没有人知道Neil身上发生了什么。


在镜头里，Neil没有谈论过去7年的经历，但他很诚实地暴露自己脆弱、焦虑、忧伤的一面。他形容自己的生活是沼泽，觉得自己“一辈子都在半空中蹬腿”。


Neil一直是孤独的。


他是14名受访者中唯一的一个，在整个系列中没有任何家人出镜。


他有过短暂的婚姻，但因为他反复出现的情绪低落，婚姻草草收场；他也从未做过一份长久的工作，他当过议员、做过牧师，生活从未稳定下来。到63岁时，他认为自己的人生“最终是失败的”。


在《70up》里，Neil已经退休了，却仍在为钱发愁。


Neil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也引发了电视机前观众的共情。


从青春时代的精神崩溃，到中年时期的迷茫徘徊，再到年老时重建平静，Neil没有过上循规蹈矩的生活，也未能迎合父母对他的期待。


有观众评价，Neil的挣扎是超越阶级的。


大多数人，无论贫富，都无法逃避人生中的挫败、迷茫、徘徊与失落，甚至跟Neil一样，质疑自己的人生是不是一场彻底的失败。


这种挣扎是对人生与命运存在主义式的探求，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终极问题。



被纪录片左右的人生


《人生七年》在英国可称为家喻户晓。


第一部《7up》一经播出，便大受欢迎，后续的《7 Plus Seven》和《21up》甚至热度更盛。当时还是1977年，收看《21up》的观众竟然超过了一千万人。


这让出镜的14个普通孩子面临巨大压力。


他们在纪录片里的言论被逐句拎出来分析，私人生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过多的曝光与瞩目。而这种关注也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人生。


Peter毕业于伦敦大学历史系，后来当了老师。


在《28up》里，年轻气盛的他发表了尖锐的政治观点，抨击撒切尔政府无能，并认为教师这份职业被大大低估，不但薪资过低，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影片播出后，Peter被冠上“愤青”的标签，受到大量舆论的指责。甚至有人在报纸上公开讽刺：“我绝不希望他做我孩子的老师。”


Peter因此在《28up》后退出拍摄，直到《56up》才重回镜头前。


在《70up》里，Peter已远离政治，过上了充实而平淡的退休生活。他认为，纪录片展示的，只是他一小部分的自己，“人们仅通过电视上的10分钟，就对我妄加揣测”。


受到舆论猛烈批评的，还有John。


出生于富裕阶层仿佛是他的原罪，而在14岁和21岁时，年轻的John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导演问他：“你想成为有钱人吗？”14岁的John回答想，因为他“不想被日复一日的枯燥工作束缚。”21岁时，他更是为自己的阶层辩护，称自己为考上牛津也付出了很大努力，比如熬夜拼命读书。


影片播出后，John受到了大量指责，正符合了大众对傲慢又清高的富人小孩的想象。


John把对他的谩骂与批判，归咎到纪录片以及导演Michael身上。他认为Michael的提问带着陷阱，而纪录片的剪辑也扭曲了他的形象，完全是把他当作一个富裕阶层的“标靶”。


后来John也拒拍了《28up》和《42up》。


《70up》里，John澄清，他并没有与导演Michael“闹翻”，但是他“既不喜欢他，也不信任他”。他认为Michael一直把他塞进富人孩子的刻板印象中，从来没有真正站在他这边。


尽管有过恩怨、有过睚眦，但与这部纪录片纠缠一生后，70岁的John眼里却闪出泪花。


纪录片要结束了，正如他的人生。John想象他最理想的死亡：“在一次心满意足的打猎后，他与猎犬们一起回家，然后从马背上跌下来折断脖子。”


与John相似，Nick对这部纪录片同样有着复杂的情感。


随着导演Michael于2021年去世，人们以为《63up》就是《人生七年》系列的大结局。有一天，摄制组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来自受访者Nick。他说自己因为癌症命不久矣，希望再拍一部《70up》，来记录他人生的尽头。


ITV于是找了一位印度裔英国导演Asif Kapadia，来执导《70up》。


在《70up》里，Nick的形象令人唏嘘不已。


《35up》里野心勃勃的Nick仿佛还在昨天，而在《70up》里，他脸颊凹陷、消瘦、虚弱，只能依靠轮椅行动。在末期癌症的折磨下，Nick非常清楚这是自己的最后一次拍摄。


果然《70up》拍完3天后，Nick就去世了。


回首往事，Nick事实上是14名受访者中，少有的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跃升的人。


Nick在农场长大，父亲务农，他是乡村小学里唯一的学生。14岁时，他从没去过大城市。


但与大自然为伍的成长经历，培养了他的科学兴趣。


小时候，他的梦想是研究月亮。21岁时，他就读于牛津大学的物理系，后来他移民美国，在威斯康星大学做物理学教授。


Nick年轻时做核研究，对自己的学术前景相当有抱负，而拍纪录片这件事，在他看来只是人生的花絮：“我希望人们通过我的学术成果认识我，而不是通过这部纪录片。”


没想到，Nick的中年危机来得猛烈。


他曾有过幸福的婚姻生活，42岁回访时却已离婚；他的学术研究进展并不顺利，《42up》里，他泄气地说道，通过科学成果让大众认识他，已经是不可能的事。


49岁回访时，他已经放弃学术，专心教学。


到了《63up》，Nick确诊了喉癌。


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他意识到，原来有一部纪录片，如此长久不懈地来记录自己的一生，这是多么幸运的事。


他形容，你可以用延时摄影去记录一朵花从绽放到凋谢的全过程，但用摄像机来记录人的一生，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但是《人生七年》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


最终，人们记住Nick，仍然是通过这部纪录片，而Nick也选择了用这部纪录片，作为自己的人生锚点。


第十五个“出演者”


很多观众会忘记，出现在纪录片里的其实不止14个人。


还有一个人，他坐在受访者的对面，向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虽然鲜少出镜，但他的声音陪伴了这部纪录片超过半世纪。这把声音来自导演Michael Apted。


《70up》里，导演Asif Kapadia有意识地让Michael成为纪录片的“第15人”，回顾了他的一生，以及他和14名受访者之间的纠葛。


受访者们对他褒贬不一。


John直白地说“不喜欢他”；Charles曾指控Michael以及摄制组，从来没有获得过他与父母对拍摄的许可，而且由于Michael对阶层的粗暴分类，Charles被安排与两个富人小孩一起采访，而他觉得自己跟他俩完全不一样。


从《21up》后，Charles拒绝出演后续纪录片的拍摄。


对Michael非常不满的，还有Jackie。


早在《21up》里，Jackie就与Michael意见相左，甚至起了言语冲突，《21up》还因此一度中止拍摄。


当时年仅21岁的Jackie，新婚刚5个月。Michael却问她：“你是不是太早安定下来？”“你觉得你在结婚之前是否有足够的异性经验？”


Jackie觉得这些问题是一种侮辱。


她敏感地发现，Michael向受访者中的女性提出的问题，大部分都是关于恋爱、婚姻、生育，而从不向她们提问政治、国家、社会之类的问题。


她认为这明显是一种性别歧视。


《49up》里，Jackie毫不留情地质问Michael“为什么要区别对待”。而Michael也承认，他确实对女性的性经验带有偏见。


在镜头之外，这种争议也一直存在。


《人生七年》虽然叫纪录片，但同时也被诟病是“真人秀”。因为纪录片的选角、采访、剪辑都由导演Michael决定，这难免会令纪录片带有他本人的视角以及价值观。


不只Jackie和Charles，事实上，多名受访者都有一种“被安排”的感觉。


受访者每隔7年才出演一次，而且分配给每个人的时间非常短。


每次出演时，他们过去这7年经历了什么、有什么故事，都无法在纪录片中讲述。他们所说的话大部分都被剪辑掉，剩下的只有能体现他们之间的阶级差异的只言片语。


受访者们形容，Michael似乎为他们预设好了角色，然后把他们一一塞进设定好的角色里。


这让纪录片的客观性受到质疑，批评者认为，这是一种媒介权力的体现。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电视节目是大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Michael作为《人生七年》的主创、持有最高话语权的人，不但对受访者的表达进行筛选和引导，也将他自己的个人观点，通过纪录片的媒介传达给观众，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大众的集体意识。


Michael也曾深刻地反省过自己。


他承认自己从拍摄《人生七年》中汲取了很多教训。


他意识到，自己向受访者提出的问题，很多是非常尖锐，且带有伤害性的。


自从Jackie毫不留情地指出他有性别偏见后，他意识到自己在性别意识上的狭隘。随着英国女性主义思潮的崛起，以及女性地位的提高，Michael也重新审视自己对女性的偏见。


他感到后悔，一开始他为《7up》挑选的14个孩子里，只有4个女性。如果男女各占一半，这部纪录片会更加平衡。


除了性别与阶级偏见外，受访者也让Michael意识到家庭的重要性。


Michael把一生都投入到电影与纪录片中，觉得事业就是他的人生。但是看到很多注重家庭的受访者，都在晚年得到了很大的温暖与回报，他也后悔自己没有把更多精力投入家庭，没有成为称职的丈夫与父亲。


晚年，Michael患上早发性痴呆，拍摄《63up》时，他的记性已经变得很差，最后在79岁时离世。


与导演一样，受访者都走到了垂暮之年。截至《70up》播出，已经有两名受访者去世，分别是Lynn和Nick。


面对纪录片的大结局，同时也是人生的大结局，他们对自己、对人生、对命运都有了更多的理解与体味。


无论贫富，他们都是一群普通人。


他们被拍摄、被记录，不是因为他们多么成功，或做出了多大贡献，而是仅仅因为在7岁时，纪录片摄制组随机挑选了他们而已。


正如Symon所说，他们是特别的，而这种特别，仅仅是因为“被记录、被看见”。


人生和样本


六十多年前，摄制组找来这14个孩子，是想从他们身上看见英国的阶级制度。六十多年后，留在镜头里的，却是14个无法被阶级完全解释的人。


阶级当然没有消失。它藏在孩子早早知晓的升学路径里，也藏在另一些孩子根本没有听说过的选择里。有人可以从容地寻找自己，有人必须先解决生计。起点的差异，会变成机会的差异，再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累积。只谈个人选择，很容易忽略：有些人要付出更多，才能得到别人不必争取的东西。


但阶级也不是理解人生的全部。它能够帮助我们解释一个人为什么成为律师、司机或教授，却不能替我们判断，他是否度过了值得的一生。职业、收入和社会地位，是镜头容易交代的部分；而那些没有被拍下来的日子里，一个人如何承受失去，如何照顾亲人，如何与自己的遗憾相处，很难被归入任何一张阶层图表。


这也让纪录片最初的问题，渐渐显得不够用了。


当我们问“七岁能不能看老”，其实是在寻找一种确定性：希望童年预告结局，希望漫长的一生有迹可循。可人并不只是等待被验证的预言。Neil的人生不该仅仅被视为中产家庭的意外，Nick也不只是教育改变命运的例证。用他们来证明某个道理，固然简洁，却会再次遮住他们作为一个人的复杂。


而这种遮蔽，恰恰也是《人生七年》始终无法摆脱的矛盾。它让普通人被看见，也让他们被归类、被评判。受访者对导演的反驳、对剪辑的不满，甚至退出拍摄的决定，都在提醒观众：镜头里的那个人，并不等于他的全部。他们愿意讲述，也有权保留；他们被记录，却未必认同记录赋予自己的意义。


到了最后，死亡开始进入画面。最初关于谁会成功、谁能跨越阶层的追问，仍然重要，却不再占据全部位置。那些曾经被用来比较的人生，如今有了不可挽回的重量：一段关系结束后留下了什么，一个人离开后谁还记得他，还有哪些话没有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