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燕妮·埃彭贝克
作家燕妮·埃彭贝克的童年，在柏林一座座还未清理完毕的战后废墟上度过。
这些建造于希特勒时期的建筑，遵循着一条第三帝国的设计理念：即便倒塌了，也要看起来非常好看。希特勒，变态的完美主义者。
燕妮记得这些废墟最常见的样貌，曾经的高楼失去了侧面的一堵墙，裸露出家的基本构造，卧室、客厅、儿童房。它代表着有一个家，永远地失去了日常生活。
柏林是座层积了一整个20世纪的城市，历经两次世界大战，还有世纪末柏林墙的倒塌。燕妮频频在写作中回望人类史上这多灾多难的20世纪，在她的笔下，那是100年的复数的日常生活。
今年10月，燕妮的《东德童话》中文版面世，收录了她最早期的两部中篇小说。在小说创作的起步阶段，燕妮就把目光投向了历史上某个瞬间，因为丧失而不知所措的人。
在初秋的北京，我们与燕妮进行了一场深聊。当我问道，难以清理的废墟的存在，是否象征着未被消化完全的历史，促使德国人反复回望？燕妮很严肃地摇了头。
“德国，这个历史上出过歌德、席勒、莫扎特的文化璀璨的国家，为什么会在20世纪把那么多犹太人送进毒气室？又为什么会侵略苏联？这些问题实在是过于深刻了，所以我们会不断去想。”
时至今日，我们都仍未走出20世纪，时间呈现出循环往复的面貌，没解决的问题还在不断复写。燕妮作为出生在东柏林的作家，同时也是戏剧导演，她一直在做的是揭开废墟所隐藏的不可见之物，让它们显影，并赋予它们生命。
01.
从两个世界之间，摔了出去
燕妮·埃彭贝克诞生于一种东柏林的日常，建立在战后废墟上的“晚生之恩”。世界被一道铁幕分隔东西，但人们终于暂时恢复了生息。对小时候的燕妮来说，日常就是天然被设定好的。
她的生活区域距离柏林墙不远，家里的窗户望得见西柏林的双层巴士，路上的通风井升腾出西柏林地铁呼啸而过的风。墙无法分隔一切，社会主义的校园生活，走着施普林格出版大厦高耸的资本主义钟表。但墙就在那里，方便滑旱冰的死胡同，通向东边世界的尽头。
对小时候的燕妮来说，东柏林的日常无害，哪怕暗藏怪异之处。再长大一些，她才了解这样的日常从何而来。她是流亡者们的后裔，外曾祖母、祖父母、外祖母，都曾在战争期间流亡。东柏林的日常，收容流亡者们回家。
在这个知识分子家庭，历史和政治从来不是秘辛，而是可以自由谈论的空气。燕妮作为最小的家庭成员，也被当作成年人对待，只不过故事换成了方便理解的版本。所以她很早就知道，她成长在强大的女人中间。
外曾祖母在战时带着几个孩子，穿越过一整个德国。外祖母在逃离德国前遭遇了十数次性暴力，后又被强行押送至西伯利亚的劳改营。被放回德国后，她竟然在杳无音信的情况下，神奇地与家人重逢。无常的颠沛流离中也有奇迹。
《不死鸟》
燕妮记得，外祖母在讲述苏联劳改营的经历时，没有说过苏联人一句坏话。外祖母认为，这一切源于德国入侵苏联在先，犯下了很多不可饶恕的罪行。
宏大历史显形于个人命运，它就不会仅仅停留在过去时态，还会通过基因流传下来。成长在强大的女人中间，燕妮坚信，强大的女人一定能够活下去。但与此同时，家族流亡史还在她身上镌刻下了“囤积癖”。
流亡所能留下的物品很少，除了少数几张照片，财产更是几乎没有。这让燕妮养成了积攒旧物的习惯，它们带着过往的生活痕迹，是活生生的历史。卷宗中夹杂的一只可能来自70年前的蚊子，都可以让她研究半天。
她也一定会写日记，为了保证日记不会因为火灾、洪水等意外灭失，每隔一段时间，她就把自己写过的所有日记扫描一遍，保存在电脑里。“双保险”，她喜欢这个词。
某种程度上，燕妮的每本书都是一座20世纪的博物馆。她笔下的很多人物都沾染了流亡者的影子，她会细数他们的行李箱装了什么，流亡过程中遗失了什么，占据他们记忆的最后一件东西又是什么。经历过20世纪的人，似乎注定了某种形式上的流亡？
她也关心笔下人物的日常清单上都有什么，她喜欢看他们按照清单顺序拿到一件件家的物件，再一件件装点他们永远临时的生活。或者从反方向重来一遍，按照清单顺序一件件清空一个家，再一件件填上另一个家。“平凡事物才是生活的实质”，她会这么说。
日常是无常的反义词，感谢“晚生之恩”。在1989年，东柏林的日常宣告结束的那一年，她会推翻这句话。彼时她和家人还处在一种微妙的等待中，等待业已苍老的体制从内部慢慢瓦解，迭代成一个更新的纪元，也许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外的“第三条路”。
然后突然间，1989年11月9日，东柏林的日常宣告结束的那一天，业已苍老的体制一瞬间从外部被爆破掉了。那一天夜晚，22岁的燕妮在博泽桥附近的酒馆和朋友聚会，然后早早睡去，错过了这历史性的时刻。
墙不存在了，一夜之间，她获得了旅行的自由，但家里所有人都失业了，只能找一些过渡工作。东德原来的官方货币“东德马克”，在黑市极剧贬值，蒸发掉了无数东德家庭的半生积蓄。西德政府向东德人发放100“西德马克”的欢迎款，欢迎来到资本主义的世界，欢迎消费。
燕妮没有去排队领钱，她觉得这样像乞丐，没有尊严。此时她与家人共享一种断裂，不止是关于未来的既定想象被推翻，更是过往的日常经验被一笔勾销。年轻人尚且还能随机应变，老一辈则要重新变成小学生，学习如何参与残酷的社会竞争。
她笔下常见的人物类型“老孩子”，就是从两个世界之间摔出去的人。无法融入新世界，也无法回到旧世界，无法找到收容自己的日常。同义反复的流亡者，不新不旧，过渡的空白。
《不死鸟》
燕妮的第一部中篇小说《老孩子的故事》，讲的就是失去过去又无法迎接未来的人，在谎言与自我欺骗中退行回混沌的孩童状态，才能免于生存的恐惧。后来长篇小说《时世逝》的前东德作家理查德，《凯罗斯》的前党员同志汉斯，也都是“老孩子”。
她一次次回到那个断裂的时间现场，去讲述要用一生来反复消化的生命体验。未来早已潜入当下，亲历者所能把握的，只有后见之明。
通过写作理解世界，是作家的本分，也是天赋。而家族流亡史和柏林墙的倒塌，构成了作家燕妮·埃彭贝克的底色，一种稀缺的东柏林经验：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把无常当作日常，让空白发出声音。
02.
生命中的一瞬间，有多少克重？
奏响东柏林经验，必须依靠复数的个体生命。它们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感受性的不是机械性的，多义到不可总结、概括与归纳。如此这般，生命中的每个瞬间都无可替代，彰显出它本应被重视的分量。
在燕妮看来，就连名字都是对个体生命的限制。她书架上的书会按照作家的出生日期，而不是名字的首字母来排列。到了她笔下的人物，她有时候会直接用女儿、爱人、妻子、同志、母亲这些身份来指代他们，因为人一生的身份是流动的，比名字更能反映人的存在境况。
燕妮热衷于复调写作，每个人物都是独立的个体，拥有平等的声部，在同一时间平等地发出声音。她常常用现在时态讲述过去，对话全是自由间接引语，没有引号的提示，却时刻在悄无声息之间变换了人物的视点。
于是我们不得不在阅读过程中停下来，仔细辨别声音的主语到底是谁。这让每个人物的每个瞬间，都显得尤关紧要。
燕妮织就了复杂的声音织体，像是变奏曲，速度时而加快时而放缓。我们由此清晰地看到了话语间沉默的空白，没说出来的比说出来的多很多。想了却没说的，还有说了却没来得及细想的，都指向了人物自由的心灵意识。
契合生命节奏的，叫作音乐。在复调之外，燕妮小说中循环往复的时间结构，也富有音乐性。《白日尽头》是一个绝佳的例证，主人公怀抱一整个多灾多难的20世纪，经历了三个帝国和两次世界大战，随时在正章死去，又随时在间奏复活。
循环往复的时间结构，蕴含了个体生命的存在本质，那就是偶然性的不断叠加。如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诗中所写，“我早上苍老，傍晚年轻”。
主人公的复活是个人偶然性的胜利，实现了她母亲所期盼的，“如果世界是由偶然性而不是由上帝决定的那该有多好”。个人偶然性所对抗的是权威力量的强制干预，宏大历史单一的线性叙事和粗暴的因果律，还有效率与利益导向的所谓“资本主义现代性”。
《温蒂妮》
《白日尽头》中的座钟，就是循环往复的象征。它时不时就需要上弦调校，不如现代机械钟表准时便捷，但它跟着主人公一路流亡，早已成为主人公情感的收容之所。
《客乡》中有神话色彩的园丁，也是这样的存在。他守着湖畔的房子，见证住客来来去去，按照四季的节律持续耕作，他与这片土地的连接比土地所有者更紧密。
在燕妮的笔下，看似无足轻重的边缘人物，往往承载了最多的克重。就像渺小的蚂蚁，需要负担自身重量几十倍的物品。燕妮所做的，仅仅是专注于他们所发出的声音，就足够让整个世界地动山摇。
《客乡》中躲避纳粹追捕的小女孩，每个生命的瞬间都在现实与回忆中穿梭跳跃，无限膨胀，已然纳入了她被处决的命运。
密室冷硬浓重的黑暗让她回忆起曾经快乐的日子，松针的香气、天空的色彩、波光粼粼的湖面，但腐烂尸体的味道也同时扑进鼻腔。她没有意识到，在她同时身处快乐与黑暗中时，先前因为尿急而形成的小小溪流从密室的门底流出。她暴露了。在行刑场，永远地脱下了她的鞋子。
而对于同本小说中的布料商一家，燕妮没有讲述他们被纳粹迫害的经过，只抓住了他们突然从房子中凭空消失的一瞬间。正是这消失的一瞬间，反而让我们看清了消失的到底是什么，是空白让沉重显形。
还有很多时候，活着比死亡还要重。在《白日尽头》中，死亡可能是与一抔雪有关的事情，或者只是从某个世界摔了出去。活着则不然，主人公走过了山一样的历史，已经衰老到不能再衰老，但她仍然无法遗忘恐惧的感觉。恐惧是生命最坚不可摧的库藏。
什么样的恐惧呢？不被人接受的恐惧，无法逃脱必然命运的恐惧，对死亡固有的恐惧……恐惧不仅互相叠加，还在不停繁殖。
燕妮笔下的流亡者们，越靠近生命的尽头越流亡至内心的最深处。此时此刻，无需再回避任何痛苦，处在风暴中心反而最能镇定。但沉重是真的，生命是一条战线，也许足够重，才能对抗些什么，向势利的主流世界宣告自己有关紧要的存在。
幸好有燕妮，愿意为流亡者们著书立说。文字承载了真实的克重，本身也变成了真实存在的事物。“真实得就像一袋面粉、一双鞋或一群被激起反抗的人。”
03.
边界及其所制造的
燕妮说，德语中“定义”一词的词根是拉丁语finis，意为“边界”，所以“定义”本身就有“划定边界”的含义。
也许没有多少人会比燕妮更懂边界对人的定义，曾经她的生活中有一道墙，把她定义成“东德人”，墙另一边的人则被定义成“西德人”。后来墙塌了，“东德人”和“西德人”实质上都消失了，虽然时至今日还有人把她定义为“东德作家”。
东德是她的来处，这点倒是没有错。柏林墙的倒塌深刻影响了她对政治的理解，某种程度上，划定边界是一种政治行为。
燕妮早年对政治提不起兴趣，那些满口空话的集体会议和豆腐块文章，对她来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有在话剧演出和艺术交流中，才能看到一点对时政的反思。
直到有一天，她知道了东德秘密警察“史塔西”的存在。“当你意识到可能会有被投入监狱的风险，你就知道，我们是逃不开大的政治体系的。”柏林墙倒塌后，燕妮翻看了很多“史塔西”留下的调查资料，其中就有她父亲约翰·埃彭贝克的。
父亲的资料记载了他曾希望体制从内部慢慢瓦解的私人谈话，“史塔西”在纸面上批注道，禁止这个人去西德。但燕妮记得，当时没过多久，父亲前往西德的申请就被通过了。政治的面貌，很多时候是无稽的，和人性如出一辙。
《德国，苍白的母亲》
在《凯罗斯》中，燕妮让公共政治与私人生活形成双重交响。年长的汉斯把小他34岁的卡塔琳娜，当作他自己年轻时的镜子。她是他的新雪。他想控制她，改造她，借她延续孱弱的艺术生命，可他忽略了卡塔琳娜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个体，非他可以控制。
这段关系中，抽鞭子和审讯不只是汉斯对发生在他身上的权力行为的戏仿，更根植于人类可笑的权力欲，既是私人的，又是政治的。小说结尾政治体制和私人关系的双重失败，是权力欲的必然结果。
如社会学家艾伦·约翰逊所说：“任何围绕着对控制的痴迷而建立的体制最终都会失败，因为它与现实不可控的本质相互矛盾。”
历史上德国妄图通过两次世界战争拓展自己的边界，也给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燕妮察觉到，柏林墙倒塌后，这个世界上仍然有很多人为设立的边界，以及由边界制造的争端。可是实际上，边界两边的人，差异可能小得可怜。
《时世逝》中的尼日利亚难民，捱过了父亲的死亡、利比亚的奴役和九死一生的海难，却在风平浪静的德国难以为继，连专门解决“难民困境”的政府官员都放弃了他。
这也许就是布莱希特所谓“平地的艰难”，彼时流亡回到德国的布莱希特感叹，从此不再有“山地的艰险”，但重建生活、安顿身心比想象中更难克服。《时世逝》中有句话说，“只有他们今天在德国生存下来，才说明希特勒真的战败了。”
作为流亡者的后裔，燕妮涉足难民议题的动机完全不难理解。小说主人公理查德，自视为新生德国的前东德移民，在难民身上识别出了相似的沦落之感。
理查德代表了燕妮的身份立场，她也无比恳切地借理查德之口承认，她对难民的理解终归是有限的。关于“边界”，燕妮第一个想到的关联词是“皮肤”。皮肤是我们体内的世界和外部的世界的边界，但对于这两者我们其实都一无所知。
理查德最初挪用他最熟悉的文化典故，管这些黑皮肤的难民叫阿波罗、特里斯坦和赫尔墨斯。而难民约瑟夫，用他流亡途中学到的多国语言交替呼喊“我受够了”，戳破了理查德建的保护壳，并打开了一扇真正通向理解的大门。
边界两边的人，差异可能小得可怜。在黑暗中，所有人都是黑色的，所有人都会蜷缩成最脆弱的动物。
《红色天空》
无论如何，建立理解十分必要。《时世逝》打破了近年流行的“自传体小说”的伦理界限，我们当然无法完全理解他人，但不应该放弃对理解的尝试。燕妮在写作前和难民的大量访谈中，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需要被理解。
《时世逝》有一个美丽的结尾，理查德邀请难民去家里做客，在某个时刻，来自不同国家的人都想起了自己爱过和爱过自己的人。爱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哪怕因为语言不通造成误会，也会创造出美丽的东西。
燕妮相信阅读和写作都是对理解的尝试，借助对话回应现实中的暴力，去寻找彼此的共同点而不是互相憎恨。“一旦停止对话，暴力就会出现”，燕妮说。
理解也是一种行动，而且是一种有效的行动。也许终有一天，种族、性别、外表等都不必被拿来区分“你们”和“我们”。人们终于领会爱的语言，生活在共同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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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撰文：布里
现场翻译：张晏
策划：看理想新媒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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