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 VS 律师
我们先来做两个小测试。
第一件事：一个人觉得桌子有点晃，顺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朋友送的签名书，塞到桌脚下面垫平了。
第二件事：一个人冲洗了一沓全家福照片，多出来几张。他觉得放着也是浪费，就在照片背面记电话号码、写购物清单。
凭第一感觉，你觉得这两个人做错了吗？
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别扭：“这不太好吧。”但如果让你说出具体理由，可能就没那么容易了。
你想说这是浪费东西，可书和照片都没有损坏，反而得到了利用。你想说这样做不尊重送书的朋友或照片里的家人，可假设这些东西都归当事人所有，也没有其他人知道，更没有造成实际损失，你又该怎么解释这种不舒服？
这种情况，在心理学里有个概念，叫“道德失声”（moral dumbfounding）：一个人已经有了明确的道德判断，却一时说不出足以支撑这个判断的理由。
这里要注意，道德失声不等于这个判断一定没有理由，而是说，人有时先产生了强烈的直觉反应，之后才试图寻找解释。
海特自己也讲过类似的经历。妻子让他不要把脏盘子放在台面上，他马上列出一串理由：孩子刚醒，要喂孩子；狗在叫，要遛狗；自己实在腾不出手。可说着说着，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其实只是不想被妻子批评，于是赶紧替自己找了一套说辞。
连研究人类道德判断的心理学家，也会陷入这种反应。
海特挑战的是一种传统观念：人总是先经过理性分析，再作出道德判断。
他认为，很多时候恰恰相反。直觉先给出判断，理性随后赶来解释。
这就像法官和律师。法官先作出判决，律师再寻找证据，为这个判决辩护。
那么，直觉从哪里来？
海特认为，道德判断往往是一种快速、自动的反应。就像你尝一口菜，马上觉得好吃或难吃；见到一个人，第一眼就觉得亲切或不舒服。你未必能说清原因，但判断已经出现了。
道德判断也有类似的过程。面对一件事情，我们可能很快就产生赞成、反对、愤怒或者厌恶的感觉，之后才开始思考为什么。
海特和心理学家萨莉娅·惠特利做过一项实验。
他们先找来一批容易接受催眠暗示的参与者，在催眠状态下告诉他们：以后只要看到某个特定的普通单词，就会突然产生一阵轻微的恶心感。
随后，研究者让参与者阅读一些描述道德行为的短故事。其中有些故事包含了那个特定单词，有些没有。
结果发现，当故事里出现了能够触发恶心感的单词时，参与者对故事中行为的道德谴责往往更加严厉。
也就是说，故事本身的事实没有变化，只是多了一阵由暗示引起的厌恶感，参与者的道德判断就发生了变化。
这个实验说明，情绪和身体感受能够影响我们的道德判断。它不意味着所有道德判断都只由情绪决定，但至少说明，理性并不是唯一的裁判。
对此，海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比喻，叫“象与骑象人”。
大象代表直觉和情感，骑象人代表理性。骑象人看起来握着缰绳，好像是主人，但很多时候，大象已经决定了方向，骑象人只是在解释为什么要往这边走。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争论中，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是在讲道理，实际上却是在替早已形成的立场寻找证据。
不过，海特并没有说理性完全没有作用。理性有时可以通过反思改变自己的判断，也可以通过交流影响别人的直觉。只是，当一个问题牵涉道德立场时，单靠罗列事实和逻辑，往往很难让人改变想法。
六种道德直觉
现在我们知道了，直觉往往先于理性作出判断。
那么，为什么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件事，会有完全不同的反应？
海特认为，道德并不是只有一个标准。人们不仅在乎程度不同，在乎的内容也不一样。
他打了一个比方：我们的道德感，就像舌头上的味觉。
每个人都有基本的味觉，但对酸、甜、苦、辣的偏好并不相同。道德也是如此。人类有一些共同的道德直觉，但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会更加看重其中的某些方面。
海特把这些直觉称为“道德基础”。他最初提出了五种，后来又把自由/压迫作为第六种补充进来。
我们逐一来看。
第一个，关爱/伤害。
它与人类抚育后代、保护弱者的需要有关。我们会对他人的痛苦特别敏感，愿意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人，也会对残酷和暴行产生强烈反感。
第二个，公平/欺骗。
它与合作和互惠有关。人与人要长期合作，就需要遵守规则、讲信用。我们会在意分配是否公平，也会对占便宜、背信弃义的行为感到愤怒。
第三个，自由/压迫。
它反映了人们对自主权的重视。我们不喜欢被强迫、被控制，也会对恃强凌弱、滥用权力的行为产生反感。
第四个，忠诚/背叛。
它来自人类的群体合作。我们会对自己所属的群体产生归属感，敬佩那些愿意为集体承担责任的人，也会反感背叛群体的行为。
第五个，权威/颠覆。
它与社会秩序、等级和传统有关。我们倾向于尊重规则、长者和承担责任的人，也会对破坏秩序、挑战既定规范的行为产生不适。
第六个，圣洁/堕落。
它最初与人类躲避病菌、腐坏物的生理本能有关，后来延伸到文化和精神领域。某些事物因为承载了信仰、传统或群体认同，会被赋予神圣意义。亵渎这些事物，就可能激起强烈的厌恶感。
前面那两个小测试，如果你觉得用签名书垫桌脚、在全家福背面写购物清单有点不妥，可能就是圣洁这一道德基础在起作用。
这六种道德基础，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个重要区别：有些人更关注具体个体的权益，比如有没有受到伤害、有没有被公平对待、能不能自主选择；另一些人则更加重视群体关系，比如忠诚、秩序和传统。
在海特对美国政治心理的研究中，他发现，自由派通常更强调关爱、公平和自由；保守派则相对更均衡地重视多种道德基础。
注意，这只是美国政治语境中的一种总体倾向，不是说所有自由派和保守派都如此，更不能直接拿这套划分给中国人贴标签。
那么，不同文化之间有没有类似差异？
一项涉及30个社会的跨文化研究发现，最初提出的五种道德基础，在不同文化中都能观察到一定的结构稳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各个文化对它们的重视程度完全相同。
中国也有相关研究。例如，一项针对761名汉族、维吾尔族和藏族参与者的研究发现，不同民族群体在忠诚、权威、圣洁等道德维度上的得分存在差异。
所以，不能简单地说中国人一定比西方人更看重后三种道德基础。更准确的说法是，道德判断既有一些跨文化的共同基础，也会受到成长环境、文化传统和个人经历的影响。
这些差异甚至能在大脑活动中找到一些对应。
2023年，《自然·人类行为》发表了一项脑成像研究，研究者让64名参与者判断不同类型的道德情境。结果发现，不同道德基础对应的大脑活动模式存在一定差异，而且参与者的政治倾向也会影响部分神经反应。
当然，这不意味着人的政治立场已经被大脑决定，更不能证明不同阵营的人天生就无法理解彼此。这项研究只是说明，道德判断涉及复杂的社会认知过程，而且不同的道德议题可能调动不同的心理和神经活动。
现在，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争论总是谈不到一起。
一方说：“这件事伤害了弱者，不公平！”
他强调的是关爱和公平。
另一方说：“这破坏了规矩，是对传统的冒犯！”
他强调的可能是权威和圣洁。
双方都觉得自己在讲道理，但他们在意的根本不是同一件事。一个人在谈个体权益，另一个人在谈群体秩序。于是越说越激动，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并不意味着其中一方一定更善良，或者更聪明。很多时候，他们只是把不同的价值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
海特并不认为我们必须选择其中一套道德标准。他提醒我们，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不同的道德声音。有人推动改变，有人提醒我们不要轻易抛弃已有的秩序和经验。
问题不在于存在分歧，而在于我们不愿意理解对方为什么这样想。
90%黑猩猩 VS 10%蜜蜂
到这里，我们解释了为什么两个人会产生分歧。
但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素不相识的人，会因为共同的价值观迅速聚集在一起，甚至愿意为一个群体牺牲自己的利益？
海特提出，人类身上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方面，我们像黑猩猩一样，会为自己的利益盘算；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像蜜蜂一样融入集体、为群体付出的能力。
他用一个很形象的比例来概括，叫“90%黑猩猩，10%蜜蜂”。
注意，这只是比喻，不是科学测量出来的比例。海特想表达的是，人类的大部分行为受到个体生存和竞争本能的影响，但我们也拥有一种超越个人利益、融入群体的能力。
先说90%的黑猩猩。
我们会在意自己有没有吃亏，有没有得到尊重，资源是不是分配得公平。这些都是个体层面的利益。
再说10%的蜜蜂。
蜜蜂生活在蜂群里，工蜂会为蜂巢承担大量工作，甚至可能在保护蜂巢时付出生命。海特借用这个特点，说明人类也有一种能够暂时放下个人利益、投入集体的倾向。
海特把这种从“我”切换到“我们”的能力，叫作“蜂巢开关”。
你一定体验过这种感觉。
想想一场万人演唱会。当全场几万人跟着同一首歌一起挥手、一起合唱时，你可能会暂时忘记自己平时的身份和烦恼，感觉自己成了一个更大群体的一部分。
再想想球赛。主队在最后一秒绝杀，整座看台的陌生人抱在一起，又喊又跳。那一刻，你和身边这些可能永远不会再见的人，突然成了“一伙的”。
这种体验，就是海特所说的群体归属感和自我超越。
而当这种群体认同与道德信念结合起来，力量就会变得很大。人们不仅愿意为自己做事，也愿意为共同的目标付出。
但海特同时提醒，道德能够凝聚人心，也可能让人看不见群体之外的人。
因为一旦进入某个阵营，我们就很容易认为自己这一边是正义的，对方那一边是错误的。我们会替自己人辩护，也更容易怀疑对方的动机。
这种现象在今天的社交媒体环境中，还可能被进一步放大。平台推荐机制有时会不断向用户推送相似观点的内容，再加上人们主动屏蔽不同意见，原本就存在的偏好可能越来越强。
你看到的内容越来越符合自己的判断，也就越来越容易觉得：怎么所有正常人都跟我想的一样？
海特认为，这正是道德的双重作用：它让我们团结，也让我们对其他群体产生盲点。
他还提醒我们，群体凝聚大致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围绕共同的敌人。只要有一个“他们”存在，我们就容易抱团。但这种凝聚依赖对立，敌人一旦消失，群体也可能失去共同目标。
另一种是围绕共同的理念。大家因为认同一套价值观而走到一起。这种凝聚不一定需要一个外部敌人，也更有机会形成持续的合作。
当然，即使是共同理念，也可能产生排他性。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允许群体内部和外部存在不同的声音。
所以，有时候越是正义感强烈的人，反而越难沟通。因为他太确信自己站在正确的一边，以至于把不同意见都理解成了对自己的攻击。
但这种盲点不是对方才有，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
海特自己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他在研究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之后，逐渐发现，对方并不一定是愚蠢或者邪恶，只是在乎的东西和自己不同。
这让他开始重新理解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反的人。
我也很认同这一点。心理学的价值，不是替我们判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而是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一个人会这样想，为什么另一个人又会有完全不同的反应。
一个人身上往往有很多面。意见不同，不代表对方就没有自己的理由。能看到这种复杂性，我们才有机会减少那些不必要的愤怒。
还能不能好好说话？
好，最后我们回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如果遇到一个跟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该怎么办？
首先，要承认一件事：短时间内改变一个人的道德直觉，并不容易。而且，你也不一定完全正确。你们可能只是站在不同的道德基础上，看重的东西不一样。
所以，沟通的第一步，不是急着说服对方，而是先意识到：自己的判断也可能存在盲区。
如果一开始就认定自己绝对正确，沟通就很容易变成一场输赢之争。
海特写这本书，并不是要教我们怎样在争论中赢过别人，而是希望我们能理解，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分歧这么难化解。
六个拿来就能用的建议
结合这本书，我有六个建议。
第一，把评判换成提问。
“你怎么能这么想？”这句话很容易让对方产生防御。
不妨换成：“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是什么让你形成了这个看法？”
提问是在了解对方，评判则是在给对方下结论。两者带来的反应完全不同。
第二，多讲具体经历，少急着讲大道理。
当一个人已经有了强烈的立场，你再摆出一堆数据和推论，未必能改变他的看法。
不妨讲一个具体的人、一件具体的事，让对方看到你的判断是怎么来的。具体的经历有时比抽象的道理更容易让人理解。
第三，寻找共同点，而不是只盯着分歧。
比如，一个人更关注公平，另一个人更关注传统，但他们可能都希望下一代生活得更好。
先找到这个共同目标，再讨论具体做法，对话才更容易继续。
第四，把分歧当作差异，而不是战争。
当你开始把对方当成敌人，而不只是一个观点不同的人时，沟通就很容易失去方向。
你本来想讨论一件事，最后却变成了想证明对方整个人都有问题。
要记住，意见不同，不等于对方在攻击你。
第五，可以反驳观点，但不要攻击人格。
你可以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因为这个理由不成立。”
但尽量不要说：“你这个人就是没脑子。”
一旦从讨论观点变成贬低人格，对方自然会把精力放在反击上，而不是继续讨论问题。
第六，给不同的声音留一点空间。
我们很容易只关注自己认同的人，取关不喜欢的账号，最后朋友圈和信息流里全是熟悉的观点。
但那些你不同意、却能够理性表达的人，恰恰可能帮助你看到自己没有注意到的部分。
不必接受所有观点，但可以先听听别人为什么这么想。
海特写这本书，有一个很深的关切：人们越来越容易把意见不同的人看成敌人，而不是持有不同观点的同胞。
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政治领域，也会出现在日常生活里。工作群里的争论、家庭群里的沉默、朋友之间因为一件小事而拉黑，都可能是同一种心理机制在起作用。
海特想让我们明白：站在你对面的那个人，未必愚蠢，也未必邪恶。他可能只是有另一套道德判断标准。正如你也有自己坚信的东西。
当然，理解不等于认同，也不意味着所有行为都值得接受。对于故意伤害、歧视和恶意攻击，我们仍然需要明确的边界。但在那些真诚的意见分歧中，理解对方为什么这样想，至少能让我们不那么容易把人当成敌人。
在这本书的开篇，海特引用了两段文字。一段来自《圣经》：
“为什么你只看得见别人眼里的一根刺，却看不见自己眼里那根梁木？”
另一段来自中国禅宗，出自相传为禅宗三祖僧璨所作的《信心铭》：
“至道无难，唯嫌拣择。”
还有一句：
“违顺相争，是为心病。”
意思是，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陷入争执，就是因为太执着于分辨谁对谁错，谁顺着自己，谁违背自己。
原文：http://weixin.sogou.com/weixin?type=2&query=%E7%BD%97%E8%BE%91%E6%80%9D%E7%BB%B4+%E6%9C%80%E9%A1%BD%E5%9B%BA%E7%9A%84%E5%81%8F%E8%A7%81%EF%BC%8C%E5%BE%80%E5%BE%80%E6%8A%AB%E7%9D%80%E2%80%9C%E6%AD%A3%E4%B9%89%E2%80%9D%E7%9A%84%E5%A4%96%E8%A1%A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