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雅各布·考克森宣布从Anthropic辞职，并警告称该公司与竞争对手OpenAI在迈向超级智能的角逐中“拿我们的生命做赌注”。这番话并不新鲜。自2023年以来，职位更高、资历更深的人士至少已四次以不同形式表达过类似观点。这一次的不同，显然不在于论点本身，而在于其传播范围，以及它触及的政治土壤。不知为何，如今围绕“AI末日”叙事，“奥弗顿之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敞开，而“群体智慧”的声音也空前响亮。
短短几天之内，考克森这篇帖子的浏览量就突破了1亿次。相比之下，扬·莱克在2024年5月从OpenAI辞职时，也曾发布过一篇内容几乎如出一辙的帖子，但浏览量仅为610万次。他当时在帖中直言：“安全文化和流程已让位于那些光鲜亮丽的产品。”2026年2月，姆里南克·夏尔马从Anthropic安全团队辞职，并警告称“世界正处于危险之中”，他的帖子在48小时内获得了约100万次浏览和约5,000次转发。
“AI教父”、诺贝尔奖得主杰弗里·辛顿在2023年5月离开谷歌（Google），为的是能畅所欲言地谈论AI风险。他当时告诉《纽约时报》，自己此前一直认为通用人工智能的实现还需要数十年时间，如今已下调了这一预期。他还预测AI引发灾难性后果的概率在10%至20%之间。当然，还有OpenAI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伊利亚·苏茨克维。2023年11月，萨姆·奥尔特曼经历短暂罢免与复职风波，此后，OpenAI内部围绕安全优先级爆发争议。2024年5月，苏茨克维在争议中辞职。这些在当时都是重大事件，多年后仍被反复提及，但若论传播效应，它们都未能达到这次考克森事件的轰动效果。
此外，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集体性事件。2026年7月，在OpenAI的两个模型被曝逃出沙盒测试环境后，来自多家前沿AI公司的1,100多名员工联署公开信，呼吁美国政府支持开发用于“有意调控AI发展节奏”的工具，联署者中包括Anthropic的联合创始人和OpenAI的首席科学家。因此，如果如实计算，自2023年以来，这至少已经是前沿AI实验室第五次因安全担忧而出现备受瞩目的人员离职或集体表态。那么，这一次究竟有何不同？
这一次引发的反响究竟有何不同
抛开单纯的浏览量数字不谈，考克森这次事件与此前几次相比，确实还有一些实质性的不同。Anthropic对齐科学团队负责人埃文·哈宾格公开支持了考克森的说法，并表示，他个人估计未来十年内人类走向灭绝的概率超过10%，而Anthropic目前并没有控制超级智能系统的具体方案。Anthropic的另外两名安全研究人员塞缪尔·马克斯和乔·本顿也表示认同，本顿称考克森的描述“大致准确”。这些表态均发布于X平台，也再次引出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Twitter到底算不算“现实世界”。
政治层面的反应极为迅速，而且呈现出此前四起事件都未曾有过的跨党派关注。大约48小时内，参议员特德·克鲁兹形容这种风险“可怕至极”；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则一直在推动立法，要求暂停AI开发。与此同时，英国一名前财政部大臣呼吁就超级智能签署多国条约，而工党议员则提议禁止“失控”的模型开发。
奥弗顿之窗
约瑟夫·奥弗顿曾任麦基诺公共政策中心（Mackinac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的政策分析师。该中心位于密歇根州，是一家自由意志主义智库。20世纪90年代，他提出了针对特定话语的“窗口”概念：在任何一个特定时刻，围绕某个议题的全部立场中，只有一部分会被视为在政治上安全且可接受的观点。随着时间推移，这个范围会发生滑动——一些最初听起来十分边缘的观点，在被反复提及、逐渐正常化之后，最终被视为合理观点。
套用到当下的情境，有据可查，“先进AI可能导致人类灭绝”这一说法，长期游离于政治话语窗口之外——它既不被主流所接受，也难以保障发言者的职业安全。多年来，这一观点一直在AI研究人员、有效利他主义论坛以及辛顿等人物之间流传，但在美国参议院的正式辩论中，或者在接近内阁核心圈的现任官员的话语中，却鲜少出现。如今，桑德斯和克鲁兹——以及X平台上超过1亿个账号——都在告诉我们：这扇窗已经敞开。
不妨看看此前几次警告得到的反应（或者说毫无反应）。2023年5月辛顿辞职时，关于AI的主流叙事仍然是惊叹。当时ChatGPT才推出5个月，数据中心甚至还完全没有成为政治议题。社会上也不存在什么实质性的公众反对可供借势，因此辛顿的警告只能完全依靠自身论点的说服力来吸引关注。到了2024年5月苏茨克维和莱克离开OpenAI时，公众对数据中心的反对声音还几乎算不上一种受到追踪的现象。而关于奥尔特曼罢免与复职的董事会“宫斗”式报道，在许多公众眼中只是公司内部的风波，而非关乎整个社会的问题。
2026年2月夏尔马辞职时，则几乎恰好赶上了舆论的转折点。Heatmap、Echelon Insights和盖洛普（Gallup）的独立追踪均显示，2026年2月和3月正是公众对数据中心态度转向的关键时期：此前支持、反对和中立意见大致三分天下，而从这时开始，反对者首次占到多数。
等到考克森今年9月发布帖子时，路透社/益普索（Reuters/Ipsos）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64%的受访者认为快速建设数据中心并非“一件好事”，77%的人担心这会推高电价。盖洛普和《经济学人》/YouGov的调查均显示，反对在自己所在地区建设数据中心的比例已经达到71%或更高，甚至超过了公众对核电站的反对程度。《Politico》则直截了当地形容这个行业正面临“政治问题，业界心知肚明”。报道称，一些科技行业高管私下担心，这可能演变成一场持续到2028年的“长期政治危机”。
得克萨斯州共和党州长格雷格·阿博特和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州长乔希·夏皮罗此前都曾积极欢迎数据中心行业进入本州，但今年夏天，两人都采取措施暂停或限制数据中心建设。据Data Center Watch统计，仅今年第一季度，就至少有75个数据中心项目因当地反对而被叫停或推迟，总价值约1,300亿美元。
一个令人不太舒服的解释
还有一类更早、也更不讨喜的研究，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一种非理性机制，恰好可以解释“奥弗顿之窗”为何会发生变化。经济学家蒂穆尔·库兰和卡斯·桑斯坦将这一现象称为“可得性级联”：这是一种自我强化的集体信念形成过程。某种观点一旦被公开表达，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即便缺乏底层证据支持，人们仅仅因为该观点反复出现，就会觉得它越来越可信。关键在于，按照库兰和桑斯坦的理论，引发这种级联效应的说法并不一定是假命题。级联效应既能放大真实预警，也同样能放大虚假警告。这意味着，考克森的观点获得如此巨大的传播量，本身并不能证明他的说法就比夏尔马或辛顿的说法更具有可信度。
另一个相关概念“信息级联”，则是对同一观点的形式化表述：一旦有足够多的人公开采取某种行动或认同某种观点，后来者出于理性考量，就会停止权衡个人判断，转而直接跟随群体，因为相比任何个人能独立评估的信息，累积起来的公共信号显得更有说服力。研究发现，这种级联效应往往由本质上相当偶然的事件触发。某篇较早的帖子可能只是因为算法推送时机巧妙，或者优先被某些账号转发等寻常原因，碰巧突破了某个曝光度阈值，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舆论转向；而另一篇发布更早、内容实质上相同的帖子，却未能掀起波澜。
公众对数据中心的反对浪潮，与“级联效应”这一解释并不相互排斥。受众一旦被预先引导，级联效应便更容易被触发；而级联效应一旦启动，又会造就一种“社会共识远比实际情况更广泛”的假象。
那么，为何被大肆炒作的“AI末日论”，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令人惊恐？因为时机恰到好处。（财富中文网）
《财富》杂志使用生成式AI作为本文的研究工具。编辑在发表前已核实信息的准确性。
译者：刘进龙
审校：汪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