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李 翔
Ⅰ
导演最近的烦恼是网友评论。
他的上一部电影改编自一个民国案件，编剧用心、演员卖力且阵容豪华，有国际级女星，有新崛起的流量口碑都好的男艺人，有已经稳坐国内一线的女明星，还有近些年出演了很多国民级电影电视剧的男影帝。
电影分成上下两部，计划分别上映。结果电影上部公映之后，票房不好，口碑竟然也不好，是导演自己的电影里豆瓣评分最低的一部。
针对电影的批评五花八门。比如为什么要分成上下两部；为什么分成上下两部之前，先在国外的电影节上放映了全片；为什么要那么用力地在电影中表现家暴场景⋯⋯当然，艺人的粉丝也免不了要替自家的idol撕一下“番位”，进而其他影迷开始评论为什么导演要用这么多明星，是不是为了讨好“流量”及其粉丝。
后来一位朋友说，在戛纳参加电影节时，他吃早餐时刷评论，刷到脸色都变了。身边的人都劝他不要再看，但这种事情属于关心则乱。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像一个僧侣那样超脱于外界的评论，专注于内心的平静。
冬天的时候我在朋友的一个活动上碰到他。结束之后我们在园区散步，我问他最近怎么样。他苦笑了一声，“walk through the mud”——在泥泞中前行。
我没轻没重地接了一句：还好还好，至少还在前行。
他拍了几十年电影，其中一部电影还是豆瓣评分最高的华语影片之一，已被奉为经典，如今开始困惑于这个市场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自己已经很用心，但是在网友看来却都不对。
不过，他又补充，这一点其实中外都一样。比如他也理解不了为什么好莱坞改编名著，电影选角要“政治正确”——那些名著写就的年代，无论是作家本人还是当时的公众，都不会像我们今天这样去看待性别、肤色和族裔。
我问他接下来有什么计划，既然市场和舆论都已经变成这样的状况。
他眼睛一亮：我马上要开机拍一部新电影。
然后他开始滔滔不绝讲起自己的新电影。他说，这部涉及到阿尔茨海默症的电影，剧本其实他很早就看过，本来他认为自己不会拍这部电影，或者说至少没想好怎么拍。但在上部电影遇冷之后，他再看剧本，反而有了新的感觉。而且，他想把自己一直想要讲的一个主题，就是家庭关系放在里面。既然市场和票房已经这样，口碑和评论也变得无法预测，那还不如拍一点自己想拍的东西。
他也想到了方法，可以用新的AI技术去降低电影的拍摄成本——虽然他已经厌倦了到任何场合都要跟人谈论AI，谈论AI对电影的影响。除了可以想到的一些场景的特效的制作之外，AI还可以做到的是，以前在拍一个场景之前，导演需要给每位主创讲戏，讲想要怎么拍摄，要呈现什么样的效果。
这个过程有时候会持续几天。而在电影的拍摄周期中，每一天都是不菲的成本。
现在，导演有了想法之后，工作室的同事马上可以用AI模型先生成视频，然后拿着视频跟演员和主创们讨论。结果就是拍摄周期变短，电影拍摄成本也随之降低。成本降低，自然也就更容易回本。
Ⅱ
夏末时，他邀请我去看他的新片。片长超过两个小时，讲了疾病，讲了父亲和父权，讲了爱与疏离，讲了家庭，讲了母女，讲了代际关系，讲了时代变迁，讲了人生的各种选择。总之，复杂到难以用简单几句话概括。
导演此前的片子拍过快速变化中发生的中国故事，从体育到创业，都有种激昂年代的激昂情感。现在这个故事却有种下行时代的复杂的温情。
片子看完，现场果然有人提出委婉意见：第一，今天人们的生活已经这么不容易，大家还愿意走进电影院看一部有点“苦”的电影吗？第二，今天人们的注意力已经被社交网络和短视频训练得极度短暂，大家还有耐心去看完这复杂的故事，体验这种复杂的情感吗？
导演笑一笑说，我对票房的预期没有那么高，我希望的是找到会喜欢这部电影的人，而不是让所有人都看到它。
我问他，有什么办法找到对这部电影感兴趣的人？他犹豫了一下，讲了几句，但是显然也没有更好的方法。他只知道，不能采用传统的电影宣发的方法。
传统的电影宣发路径已经失效，大家对权威也失去了尊敬。比如他认为周星驰导演的新电影《功夫女足》之所以票房成绩不错，一个原因是电影公映后的前两天，影评人们评价不高，甚至颇有恶评，结果反而让观众更加好奇。而冯小刚导演的《抓特务》，则是圈内人越夸，普通人越反感。
但是他也想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电影都没有看，一上来就要先骂冯小刚的电影。他更想不明白，一些没有经历过《抓特务》年代的年轻人骂骂也就罢了，那些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竟然也在骂。
虽然想不明白，但是他也总结出了一些自己对社交网络舆论的感受：比如男性导演拍男女关系就是原罪；已经成名的大导出来讲话就是“老登”⋯⋯
我问他：你觉得如果新拍一部电影，导演署名署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和署你自己的名字，对这部电影会更好还是更坏？
他回答：可能会更好。如果这部电影口碑和票房仍然不好，下一部我可能真的会考虑换成一个陌生的名字来署名导演。
我问他：那你怎么还有这么大的干劲，还要继续拍电影？
他说：不拍电影我干什么呢？接下来我打算半年拍一部。
我说：如果一直收不到外部的正反馈，一直在网上被大家骂呢？
他回答：那我就拍快一点。在这一部的反馈还没有出来之前，马上开始拍下一部。
我笑着说，你真的是我见过的最爱干活的人之一了。
这也是一种人生态度。他觉得不拍电影光自己待着没什么劲，哪怕世界总是给出负反馈。
而我认识的另一位朋友，之前在一家知名公司做CEO，后来他辞掉了CEO职务，开始四处旅行。我问他：你就这么待着吗，心里不痒吗，不搞点投资吗，不搞点新项目吗，不拥抱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吗？
他回答：我现在就想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看看时代会怎么变，大家会怎么应对，我觉得很有趣。
Ⅲ
抛开“政治正确”的讨论，该怎么去看待年轻人对于更年长的权威或者名人的反抗？
一种解释是，这是对既得利益者的不满。我的前同事脱不花就跟我说，她跟朋友讨论完那些遇到舆论风暴的老牌导演，再比较一些似乎口碑还不错的同样老牌的导演，结论是：要做艺术家，不要做既得利益者。
艺术家的行为可以被理解为探索的努力，因此是可以被原谅的。既得利益者的行为就会被解读为对自己利益的保卫，而且这种保卫经常会被认为是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或者占其他人的便宜为代价。
另一种解释是年轻人对于机会变少的不满。如果上一代人的成功只是因为时代的机会更多，而今天的年轻人面对的是努力收益变低的境遇，自然就会觉得上一代人的经验和建议，不仅不适用于自己，反而更像是一种欺骗，欺骗自己投入已经无用的努力，去做用完即废的干电池。
我自己的一个观察则是：在今天，大家太疲惫了。从小卷到大，高考要卷名校，大学要卷绩点，实习要卷公司，工作要卷996。疲惫感，加上卷或者奋斗的收益递减，让人失去了对其他事情的兴趣。大家开始更多地回到自我的世界。
我不是说关心自己、关心与自己相关的事不好，我的意思是，过度地聚焦于自我的世界，有可能既会带来自怜，也会减少好奇心。我经常打一个比方，我永远也不会成为职业篮球运动员或者一名建筑师，但是当我看到球场上一个漂亮的进攻，在路边经过一栋好建筑时，我会忍不住喝一声“好球”，或者停下来认真看一看这栋建筑。
在疲惫时代，这种对他人成就的由衷喝彩在变少。
所以，才会有人总结说，能够引发他人的情绪共振，可能要比你做得多好、多认真更加重要。（后来电影《牛来》引发的狂欢佐证了这一点。）
我的一位朋友，中国最低调也最成功的一家公司的创始人曾经回到母校做了一次分享，讲自己如何创业，如何做出今天的公司。
在他演讲下面最高赞的留言是：“你没成，讲什么都是空话；你成了，讲什么都是大道理！”；“全文就一句话有用，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普通人能震动一下就不错了。”
我看到之后跟他讨论。我说：看来时代的精神就是“颓”。他回复我：“不能怪大家，时代的机会确实少了很多，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如何去做。”
不过很快他又补充：“这就是我不想接受采访或者对外演讲的原因，很多话只适合特定的场景和受众。”
因为社交网络或者大众舆论不给他们的分享以正反馈，所以他们索性直接放弃了公众表达。那些能听到他们分享的经验、知识和方法的人，往往是一个受限的带有精英色彩的更小的圈层。
无论你如何看待认为他们的这些分享——是在“凡尔赛”，是单纯的鸡汤，是幸存者偏差带来的无用总结，还是真的有用——你必须承认，这可能会带来一种新的知识上的不平等，而且这种知识上的不平等还会累加，最终真的就会影响所谓的命运的齿轮的转动。
萧伯纳说过，人类的进步正是因为下一代人总是不听上一代人的话。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这种反抗确实有其合理性，只不过我们有时候很难分清楚其中哪些反抗会带来进步，又有哪些更多只是情绪上非理性的宣泄。
尤其在今天，更年轻的一代因为更熟练地掌握了新的传播规则、新的社交网络和新的技术工具，他们的反抗和他们创造出的新的话语体系的威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之前历史上发生过的情况。
“老登”或权威的退让，年轻人的反抗或者冷漠，会给更大的社会进程带来什么影响？可能并不重要，可能会改变公众舆论的生态，可能会一点点累积出更大的变化。
跟此刻的你我相关的，只是作为“老登”或者作为年轻人，我们该如何自处——
如果已经厌倦了跟彼此相处的话。是积极地坚持，冷静地旁观，还是沉默着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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