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九年，袁宗道出生在湖北公安县长安里桂花台。
袁家在公安算是望族，但不是官宦世家。祖父袁大化“以侠闻”，在乡里行侠仗义，谁家有困难就帮一把，谁受了欺负就站出来说话。父亲袁士瑜是个慷慨仗义的人，母亲龚氏出身书香门第，能读书，会写诗。袁家三兄弟后来都成了文学家，源头大概就在这个“侠”与“文”混在一起的家庭气氛里。
袁宗道是长子。长子在一个传统家庭里意味着什么，不用多说。弟弟们读书，他要带；家里的难处，他要扛。他后来性格里的那种“稳”，很大程度上是长子的位置磨出来的。
十二岁那年，他参加童子试。督学看到他的卷子，惊奇地说了一句：“子当大魁天下。”——这孩子将来要中状元的。这话传出去，公安县的人都知道袁家出了个神童。
但神童的日子并不好过。他十六岁那年，生母去世了。二十四岁那年，第一任妻子去世了。此后他又经历了不止一次的丧亲之痛。一个从小被寄予厚望的长子，在二十几岁的年纪，接连送走了最亲近的人。他后来为什么推崇白居易和苏轼，大概能从这些经历里找到一些影子——白、苏二人都是历经贬谪、丧亲、坎坷之后，把日子过成了一种温和的坚韧。
万历七年，袁宗道参加湖广乡试，中了第八名举人。第八名不算差，但在“子当大魁天下”的预言面前，这个名次显得有点低。他又读了七年书，才在万历十四年拿下会元。
七年。从举人到会元，中间隔着七年的苦读、七年的等待。他的弟弟袁宏道那一年才十八岁，正在家里跟着他读书。
中进士之后，袁宗道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来授编修，再后来充东宫讲官，给皇长子朱常洛讲课。他的仕途走的是最正统的“清贵”路线——翰林院、经筵、东宫，每一步都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位置。
但他做官的方式，和很多人不太一样。“居官十五年，省交游，简应酬，不妄取人一钱。”十五年的京官，不拉关系，不参加饭局，不收一文钱。一个翰林院的编修，手里没有实权，但“清贵”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多少人想通过翰林院的关系往上爬。袁宗道把这条路堵死了。他不应酬，不结交，每天就是读书、写字、讲课。
东宫讲官这个差事，他做得极其认真。“鸡鸣而入，寒暑不辍。”天没亮就进宫，一年到头不停。给皇长子讲课，讲的是经史，但袁宗道讲的方式和别人不一样。他不照着注疏念，而是把经史里的道理和自己的体会掺在一起讲。皇长子朱常洛后来对他的评价很高，可惜袁宗道没能看到这个学生登基——他死的时候，朱常洛还是太子。
翰林院里的同僚们，大多在忙着写应酬文章、编书、跟阁臣拉关系。袁宗道也写文章，但他写的是《论文》。
万历十七年前后，袁宗道写了一篇《论文》，分上下两篇。这篇文章后来被认为是公安派理论的开山之作。
他在文章里说了一句话，一针见血地戳中了复古派的要害：
“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
——复古派的问题，不在于他们摹仿古人，而在于他们没有自己的见识。
摹仿只是症状，无识才是病根。你肚子里空空如也，摹仿秦汉也摹仿不出好东西来。反过来说，如果你有见识，有真性情，就算不摹仿秦汉，写出来的东西也是好的。
这个判断的锋利之处在于：它把复古派从“技术问题”的层面，拉到了“人”的层面。复古派的人说“文必秦汉”，好像只要学了秦汉的句法、用了秦汉的字眼，就能写出好文章。袁宗道说，不对。文章的好坏不取决于你学谁，取决于你有没有“识”。你没有识，学谁都没用。你有识，不学谁都行。
他还在《论文》里提出了一个很朴素的比喻：“口舌代心”。嘴巴和舌头是用来表达心里的想法的，文章也是。如果你的文章不能“代心”，那就是废话。他反对的是那些堆砌辞藻、空有形式的文章——看着漂亮，读完了不知道在说什么。
这个主张，后来被袁宏道发展成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兄弟两个人，一个在翰林院里写理论文章，一个在外面游山玩水写游记，看起来路子不同，其实是一回事：都要求文章从心里流出来，不从书里抄出来。
袁宗道的书斋叫“白苏斋”。白是白居易，苏是苏轼。
他在复古派极盛一时的文坛里，公开推崇白居易和苏轼，这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喊了几十年，白居易和苏轼在复古派眼里，一个“浅俗”，一个“放纵”，都不是“正统”。袁宗道偏偏喜欢他们。
他喜欢的不只是他们的诗文，更是他们的活法。白居易被贬江州，写《琵琶行》，不掩饰自己的失意；苏轼被贬黄州，写《赤壁赋》，不掩饰自己的渺小。他们不装。他们在逆境里没有把自己逼成一个“圣人”，而是把自己活成了一个“人”。
袁宗道的一生也有不少逆境。生母早逝，妻子早逝，弟弟们还年轻，家里的担子压在他身上。他本可以把自己活成一个苦大仇深的“孝子”或者“忠臣”，但他没有。他选了另一种方式：读书、写字、讲课、抄白苏的诗文。
袁宏道后来写过一篇《识伯修遗墨后》，回忆哥哥生前在公务之余抄录白居易和苏轼的诗文，“焚香抄录”。一个翰林院的官员，下了班不出去应酬，在书房里点一炷香，一笔一划地抄白居易和苏轼的诗。这个画面里有一种很安静的东西。那种安静，就是他“白苏斋”的全部含义。
万历二十六年，三袁在北京西郊的崇国寺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团，叫“蒲桃社”。
参加的人除了三兄弟，还有黄辉、陶望龄、江盈科、潘士藻等一批在京的文人和官员。他们定期聚会，吟诗撰文，讨论文学，抨击“七子”的拟古风气。聚会的方式很随意，轮流做东，准备素食，有时候静坐，有时候讨论佛经。
“蒲桃社”不是一个正式的文学流派组织，更像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定期喝酒聊天。但它的意义不小：它是公安派从三兄弟的“家学”变成一个“文坛现象”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反对复古的主张主要是袁宗道和袁宏道在私下的书信和文章里说的；在此之后，有了一批人在公开的场合一起说。
袁宗道在“蒲桃社”里的角色，和其他人不太一样。袁宏道是那个最活跃、说话最响亮的人；黄辉、陶望龄是各有专长的名士。袁宗道是那个“组局的人”。他把这些人聚在一起，让大家互相认识，互相激发。他不需要当最耀眼的那个，但他知道怎么让一群人变成一个圈子。
这种“组局”的能力，是他作为长兄的本能在文坛上的延伸。在家里，他是把两个弟弟带大、带进文学之路的人；在北京，他是把一批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形成一股力量的人。
袁宗道和两个弟弟的关系，是理解他这个人很重要的一把钥匙。
袁中道后来在《告伯修文》里评价哥哥：“无一念不真实，无一行不稳当，小心翼翼，周详缜密。”——没有一念不真诚，没有一行不稳妥，小心翼翼的，考虑得很周全。这十六个字，和袁宏道“放浪恣肆”的形象完全相反。
三兄弟性格差异极大。袁宏道是那种喝醉了敢在虎丘千人石上大喊大叫的人；袁中道年轻的时候也爱玩，后来才慢慢收敛。袁宗道不是。他从年轻的时候就稳，稳到了有点“闷”的程度。但这种“闷”不是无趣。袁宏道辞了吴县知县去游山玩水，袁宗道在北京的翰林院里安静地当官、讲课、写文章。两个人的方式不同，但目的是一样的：都不肯按照别人定好的路子活着。
袁宗道活着的时候，袁宏道的名声还没有后来那么大。袁宏道中进士比哥哥晚了九年，当吴县知县不到一年就辞官，辞官之后游山玩水写游记。一个在体制内安安静静，一个在体制外放浪形骸。兄弟俩的关系，从留下来的文字看，一直是温暖的。袁宏道写文章提到哥哥，语气里有一种少见的恭敬——不是对权威的恭敬，是对一个“把日子过稳了的人”的恭敬。
万历二十八年秋天，袁宗道病倒了。他病了很久，身体本来就不好。他决意辞官南归，回公安老家去。但还没等到南归，就死在了北京的官邸里。
死的时候，“囊中数金，几至不能归葬”。一个做了十五年京官的人，一个给皇长子讲过课的人，死后口袋里只有几两银子，几乎不够把棺材运回湖北。是他的门生们凑了钱，才把灵柩送回了公安。
他死的时候四十岁。按照明代的说法，四十一岁，虚岁。他的弟弟袁宏道那年三十二岁，从北京赶回来奔丧。袁中道二十八岁，也赶了回来。三兄弟最后一次聚在一起，是在袁宗道的葬礼上。
袁宗道死后，公安派的旗帜交到了袁宏道手里。袁宏道写了更多的文章，说了更多的话，把“性灵说”推到了更大的舞台上。但那个点着了火的人，已经不在了。
钱谦益后来在《列朝诗集小传》里给袁宗道下了一个判断：“公安一派，实自伯修发之。”一个“发”字，很准确。袁宗道没有把公安派做到最大，但他开了头。他在翰林院里写《论文》的时候，复古派还是文坛的正统；他推崇白居易和苏轼的时候，白苏还是“不入流”的选择。他是在没有人走的地方走了一步，然后两个弟弟跟着他，把那条路走成了大路。
他留下的著作叫《白苏斋类集》，二十二卷。里面有古诗、馆阁文、游记、书信。他的散文“受禅学影响显淡远情趣”，诗歌“清润和雅”。不是那种让人拍案叫绝的文字，但读起来舒服，像一个人坐在你对面慢慢说话，不急不躁。
他有一篇《极乐寺纪游》，写的是他和袁宏道同游北京极乐寺的感受。极乐寺在北京并不出名，但他在文章里写得很安静。那种安静，就是他一辈子追求的东西：不用大声说话，不用跟人争，日子慢慢过，文章慢慢写。写完了，点一炷香，抄几首白居易的诗，然后天就黑了。
他四十一岁就死了。不算长寿，但在他活着的那些年里，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在一个所有人都说“学古人”的时代，他第一个站出来说“学自己”。他没有喊得很大声，但他说了。后来的袁宏道喊得很大声，因为他哥哥已经替他把话说出口了。
“白苏斋”的那炷香，早就灭了。但那间书斋的名字，还留在纸上。白居易和苏轼，两个在逆境里把自己活成了“人”的人，被一个同样在逆境里把自己活成了“人”的明代读书人，安安静静地供奉了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