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黎洋都会查看手表记录的睡眠图。她希望看见一整片蓝色，那意味着昨夜的睡眠没有被清醒打断。如果中间出现偏红、偏橙的色块，她就会紧张起来。浅蓝、深蓝和紫色在她眼里都很温和，红色却像一道警示，提醒她夜里某个环节出了问题。

这些颜色来自她的智能手表及配套的睡眠应用。在监测睡眠的应用里，她每晚睡了多久、何时入睡、何时清醒，都会留下记录；一夜睡眠还被分成快速眼动睡眠、核心睡眠、深睡眠，各自对应不同的颜色和时长。

不过，她起初并没有监测睡眠的打算。读本科时，她觉得自己的睡眠不错，尽管作息不算规律——有时凌晨两三点睡，但能第二天中午才醒，最长能睡12个小时，平均下来，也总能保证每天七八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起来也精力十足，并不追究一觉具体是怎样睡的。两年多前，黎洋刚开始读研时，为了记录运动数据、查看每天消耗的热量，她买下了这块手表。手表能监测的数据一应俱全，并能提供清晰的变化曲线。

随着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使用智能手表、手环等设备来监测自己的睡眠

过了一年多，查看睡眠数据逐渐成为习惯。黎洋开始搜索各个睡眠阶段应该持续多久，再对照自己的记录判断前一晚的睡眠质量。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梁其银身上。虽然在大学时，他就是为了监测睡眠买的智能手表，但单纯是因为好奇。后来逐渐地，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关注睡眠，看到手表上的数值低，他就会回想前一晚何时上床，有没有受到打扰。他起初还觉得一直戴着手表硌手，但想到它能一直监测睡眠，除了洗澡、打游戏外，他都会戴着。有时忘记给手表充电，醒来不知道自己这一晚睡得怎么样，心里就空落落的。“像少了一个器官。”

而这种从不在意到无法割舍的变化，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刘瑀钒曾反复遇到。因为见到身边的学生、朋友、老人几乎都戴着智能手表，其中大部分都在监测睡眠，他认为值得研究，就与合作者在睡眠监测网站上进行调研，访谈有睡眠困扰、持续使用监测平台的受访者。他发现，部分使用者打开App，点击“开始睡觉”的按钮，再闭上眼睛睡觉，已经成为入睡前的一种仪式；早晨醒来，无论身体感觉如何，都要先看睡眠软件形成的报告；一旦没有记录，就会觉得仅凭自己的感受，无法客观地判断昨晚睡得怎样，“先前问他们睡眠如何，他们会用简单的‘好’‘坏’来形容，后来就用手表的评分和每一项的指标来说明”。

黎洋就是在手表的监测下，开始规范睡眠，给自己提出细致的要求——因为如今在企业实习，早上要上班，需要7点半起床，于是她争取晚上10点半入睡。为此，她10点关掉手机，不再写论文、追剧。她几乎是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睡眠的最高标准要求自己：夜里不能醒，每天至少八个小时，如果总时长达到八九个小时，她希望核心睡眠有五个小时左右，深度睡眠有一两个小时。

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刘瑀钒

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她尝试过各种方法。租住的公寓隔音不好，邻居说话、冲厕所的声音都会把她吵醒，第二天的睡眠图随之出现密集的清醒记录。于是她在网上搜索耳塞，买来不同品牌的试戴，找到合适的一款后，她不仅每天戴着睡觉，还把使用前后的睡眠截图发到网上。而对于“皮质醇升高会难以入睡”“晚上不要运动”之类的说法，黎洋会用手表验证。“有一次晚上连续上了两节舞蹈课，大概三个小时，课后‘暴汗’，回去睡觉，发现睡得挺香，手表也显示睡眠和前一天差别不大。”黎洋说。

久而久之，她与手表形成了“共生”的关系。早上醒来状态好，能从手表的数据中得到印证，她就会觉得很轻松。如果自我感觉与手表数值有出入，接下来的一天，她就会很在意自己的精力，一旦中午犯困了，她有时反倒会有一丝“释然”，“可能确实像软件说的那样，昨晚没睡好”。

刘瑀钒遇到的一位访谈者更是自述：“慢慢发现，自己用睡眠软件记录睡眠，已经不是为了改善睡眠，而只是为了记录。”

喜欢用智能手表监测睡眠的人一致的看法是，“数据是最直观的”。黎洋查看睡眠报告每一项的分数，而梁其银此前则更看重睡眠软件给他的综合分数，有一次他得了84分，不仅是自己一周中的新高，也是当天同龄人中最高的。他特意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了一篇“小作文”，分析自己那一天睡得好的表现。

《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剧照

人们早就在用数字认识和评判社会、他人和自己，并以此规划自己的生活。德国社会学家施特芬·毛（Steffen Mau）在《度量化的我们：论社会的量化》（Das metrische Wir: Über die Quantifizierung des Sozialen）中发现，数字化技术把教育、工作、消费、健康等生活经验不断转化为分数、排名和指标，使原本性质不同的事物能够被统一比较。政府、企业、平台和个人随后依据这些数字分配资源、评价表现、调整行为。书中提到，美国奥罗尔·罗伯茨大学曾要求学生佩戴健身手环，每天至少走一万步、每周运动两个半小时；运动表现占期末成绩的20%，未达标者还会被约谈。

而黎洋反观自身，从小时候学习成绩的优劣，到当下每天的生活要遵循24小时的时刻表、实习工作的绩效，甚至身体健康的指标，都是通过数字呈现和评价的。在人们看来，数字是精准的、能够测量的，可以计算、干预，并划定在一个统一的标准里，还可以比较，因而看起来也是客观的。

穿戴设备抓住了人们的这种心理。刘瑀钒发现，睡眠监测功能最初在运动手表上出现，厂家针对睡眠功能进行的推广，模式与推广运动监测如出一辙：首先是在线上的社群里推广，刘瑀钒访谈的对象基本都是首先在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台了解到睡眠监测的App，觉得有意思就下载下来。与此同时，不仅社交媒体上持续讨论睡眠相关话题，游戏机制也进入睡眠监测的App中。App里也有社群，用户可以在其中“打卡”、分享自己的睡眠数据，甚至用户每天获得睡眠评分时，会自动列出全网排名。不仅如此，App还拓展出游戏竞赛板块，如“自律挑战”“三天早起养成赛”“早睡挑战赛”，用户在每日规定时间内“打卡”，坚持一定天数便可获得红包。

《四月的长久梦》剧照

更重要的是，在智能手环、智能手表等可穿戴设备出现以后，人们从被动的检查对象，转变为主动的监测者，一系列量化数据让人们觉得获得了对自己身体更多的感知，也获得了掌控感。

梁其银记得，起初用手表记录睡眠时，醒来就能看到前一晚睡得如何，感觉挺玄妙。好像过去忽略的一个数字被“擦亮”了。

黎洋后来也反思，自己对睡眠问题开始关注，是在生活节奏明显加快以后。研二开始，实习、论文、毕业和求职接连到来，每天都有许多事情需要处理。固定地早上8点出门，晚上7点下班，她希望把生活安排清楚。而实际上，安排睡眠是她为数不多自己能掌控的东西。“小学、初中时，父母帮我养成习惯，我要求自己必须9点或9点半开始睡觉。高中的学业压力打破了规律，高三时凌晨一两点睡、早上6点多起是常事。大学后恢复了睡觉的自由，不希望再失去睡眠的质量。”

“原本就有基础病的老人，或是像空乘人员这类上班时间不固定、经常熬大夜的人，担心睡眠质量会影响第二天工作，会格外关注睡眠数据，如果监测结果不好，他们就会格外焦虑。”刘瑀钒看到一条人们借助数据掌控、改善睡眠的消费链条，在这个链条上，关于睡眠问题的原因和解决办法，种种说辞都会不断翻新，相应地，App的睡眠报告旁，就是商城链接，焦虑的人就会尝试购买里面的香薰、助眠喷雾、蒸汽眼罩之类的助眠产品。

但是，睡眠监测数据越是显得明确，当它与身体发生冲突时，留下的疑问就越难解释。

《新生》剧照

黎洋如今特意没有升级睡眠监测的App，为的就是不获得评分功能，不想把自己的睡眠和他人做比较。她已经发现，自我感觉与自己的睡眠数据会出现相互冲突的情况。不久前，她觉得自己一觉睡到了天亮，手表却记录她夜里清醒了三次，但她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夜里醒过，白天醒来后，也找不到三次清醒留下的任何感受。她再也无法说服自己完全相信手表。类似的情况遇到得多了，她只能告诉自己，还是以自我感受为主，机器一年中总有失误的时候，它的作用在于激励和提醒。

实际上，她的疑惑反而符合事实。虽然智能手表可以观察到像睡眠时长、睡眠质量、呼吸情况之类的睡眠情况，但手表的数据与临床数据相差甚远。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睡眠中心主任医师于逢春教授向我介绍，医院用于睡眠诊断的设备是采用脑电波、眼动情况等指标综合判断睡眠状态，深睡眠、浅睡眠、快速眼动阶段的脑电波有显著差异。而由于智能手表采用的指标及算法不同，其数据与实际睡眠情况差异较大。除此之外，资料显示，不仅佩戴手表的松紧程度会影响数据精度，一些运动手表通过监测运动位移推测佩戴者是否清醒，就存在很大误差，或是睁眼躺着等待睡觉，也被判定为睡眠，或是翻身被认为是觉醒。

2021年，美国海军健康研究中心（Naval Health Research Center）下属的“睡眠、战术效能与耐力实验室”做过一项实验，让34名健康年轻人在睡眠实验室连续三晚同时接受多导睡眠监测，并佩戴多种监测睡眠的智能设备。结果显示，多数设备较容易识别“睡着”，识别夜间清醒的能力则弱得多；对不同睡眠阶段的判断也并不一致，遇到睡眠较差、较破碎的夜晚，表现往往也会下降。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市一家睡眠障碍诊疗中心，在患者开展睡眠监测前，睡眠技师为其佩戴监测仪器

一些功能更全的智能手表通过加速度传感器和光学心率传感器记录体动、脉搏及心率变异性，部分设备还会采集血氧信号，再由算法根据这些间接指标，估算睡眠与清醒状态及睡眠阶段。但它却无法准确区分深睡眠、浅睡眠，而是将它们统称为“核心睡眠”，准确性可想而知。

不仅如此，手表中的睡眠数据和评分会遮蔽睡眠更复杂的部分。睡眠的评分由算法得出，不适用于所有人。比如睡眠监测软件中默认优秀的睡眠时长是7～8个小时，但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适合的睡眠时间会缩短到6～7个小时。

“而且7～8个小时只是平均值，就像一个国家有平均身高，不意味着每个人都长那么高，睡眠时长也是一样。”于逢春从医近40年，近些年来发现有睡眠障碍的患者拿着智能手表就医，说明智能手表确实可以起到提示睡眠问题的作用，但有时也会导致睡眠焦虑。当患者担心没睡够时，她会以身高的例子宽慰一番。而她也会向他人普及，关注睡眠情况，需要留意昼夜节律、入睡是否有困难、睡眠中是否打鼾、是否频繁觉醒、是否早醒，还有白天的精神、情绪、体力、反应能力等多方面的情况。如果其中有任何问题，就要到专业的睡眠中心就诊。

《晨时空虚的我》剧照

令人遗憾的是，通过数据获得的掌控感最终可能是一个幻象，甚至让自己更加失控。2023年挪威卑尔根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通过在线调查平台Prolific，调查了940名居住在英国的18～30岁的年轻人，考察哪些人会使用睡眠应用，以及应用带来的信任、压力和其他主观体验。其中346人正在或曾经使用睡眠应用，研究者分析他们对不同问题的回答后发现：64.4%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应用让我更加担心睡眠”，37.6%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应用让我感到更多压力”；有32.7%的人表示，比起自己的主观感受，他们更相信应用提供的信息。而在另一项由英国牛津大学睡眠与昼夜节律神经科学研究所等机构主导的实验中，他们向63名失眠障碍患者提供虚假的正面或负面睡眠反馈，收到负面反馈的人随后报告了更明显的困倦、疲劳和日间功能下降等情况。

最终，也许人们不会直接对智能手表祛魅，反倒是会对自己的掌控欲祛魅。梁其银如今已经将智能手表送给了别人。他发现自己最近这些年始终在与建立早睡早起的习惯周旋。他在卧室墙上贴提醒自己早睡的贴纸，把手机放在客厅，试过下午不喝可乐，睡前听枯燥的播客，最终都无济于事，他总是忍不住夜里看网文、刷手机，智能手表的睡眠数据，并不能帮助他建立秩序，他干脆放弃。“自己能知道前一宿睡得如何，如果本就没睡好，又看见手表上的低分，心情会更糟。”

（文中黎洋、梁其银为化名。参考资料：涂炯、沈梓桐：《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青年睡眠管理的数智实践》，《青年研究》，2026年第4期。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6年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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