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名男护士，到“中国保乳之父”，苏逢锡用数十年的时光，见证并推动了中国乳腺外科的发展。



撰文 | 文慧



每周四清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花都院区尚在寂静中，72岁的苏逢锡已换上洗手衣，走进那条他称为“六房一厅”的手术区。

这一天，他和团队要连做20至25台手术，终日穿梭在手术室，步履不停。每一场手术，他都在追寻同一个答案：能否为患者留住乳房。

这个问题在我国仍然沉重。长久以来，乳腺癌被当作一种“切干净就好”的局部疾病，一旦确诊便一切了之。即便到今天，全国保乳手术率仍徘徊在20%—30%，而欧美及日韩已达60%—80%。

在苏逢锡团队，这个数字是53%，若计入各类保留乳房外形的整形术式，可达60%—70%，五年生存率超过93%，十年生存率超过91%，均达国际先进水平。

这份亮眼成绩的背后，是一路坎坷的人生求索：苏逢锡曾做过四年手术室护士，工农兵学员出身的他，3次考研被拒，坐过十年冷板凳，35岁才真正成为外科医生，44岁才有四张病床筹建专科……

在接受“医学界”专访时，苏逢锡总结道：“从护士到今天，手术室里那条长长的过道，就是我的人生路。”这条路他走了半个多世纪，沿途留下的，是中国乳腺外科从无到有的光辉历史。

苏逢锡/图源：受访者

工作十八年后，他才成为一名外科医生

1954年，苏逢锡出生在广东江门的一个乡村。

受时代所限，他的求学之路堪称支离破碎，“连中学都不算正经念过”。少年时，他考进当地卫生学校的护士班，毕业后被分配到江门市人民医院手术室，那年他17岁。

“应该是新中国最早一批男护士。”他说。那时医院人手奇缺，他实际上干着医生助手的活。四年里，他隔着无影灯看别人开刀，外科的种子就此埋下。

1975年，21岁的他通过工农兵学员推荐制度进入中山医学院。三年学习中，他给自己定死了两条：必须留校，必须进外科。

而当时中山医学院临床专业对工农兵学员的原则是“不留校”。分配前夕，辅导员一次次找他谈话，劝他去病理、影像，或者教解剖，再不然只能下放煤矿。

但苏逢锡一次次说“不”。“找我谈了几个月，我就一根筋要去外科。”回忆这段经历，他自己都觉得“傻”，“但这就是我的性格，永远在挑战不可能。”

他写下十几页的陈情信，把手术室的实践经历、专业成绩、从医志向一条条列清楚，“连自己没有对象、适合全情投入工作都写上去了”。最终，苏逢锡被分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现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外科——那是全年级580人中唯一的外科名额。

但外科医生这扇门并未就此真正打开。因学历原因，他被安排到门诊“打基础”，一打就是十年。门诊不评职称，上台机会寥寥，不少人劝他离开。

同时，求学的路也被堵死：三次考研，都因“身份”被挡在门外。家中也频生变故，1985年，五位从江门赴广州探亲的亲人途中翻船，四位溺亡；不久后他自己又被查出耳内长了疑似恶性的肿瘤，所幸最终确诊为良性。

但苏逢锡依然没有放弃。白天出诊，他把每一个病人看好；夜里啃期刊，整理文献。1988年，在门诊、急诊与基层支援间轮转了十年后，他终于被调回病房任住院总医师。次年，在医院学术委员会上，经时任外科主任区庆嘉教授力争，他被破格提为主治医师。

“收到通知我都很惊讶，先过了学术委员会，再通知我去补填表格，这在当时的中山医系统可能是头一次。”苏逢锡笑着说。

那一年，他35岁，从进手术室算起，隔了整整十八年，才真正成为一名能主刀的外科医生。对于这段经历，他没有一句抱怨：“是因为当年国家缺医生，才给了我机会。”

从4张病床，到一个学科

选定乳腺作为一生的方向，恰恰源自那段门诊岁月。

“坐门诊时我就发现，乳腺疾病患者特别多，最常见的是乳痛症，其次是乳腺癌、良性纤维瘤。”苏逢锡向“医学界”回忆。

彼时，肝胆、胃肠、骨科早已从普外科独立成熟，乳腺仍是一片空白。这片空白，被他视为机会。

“我没有正式读过研究生，区庆嘉教授让我跟着他选一个方向，我就选了乳腺。”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正是关于乳腺疼痛综合征的综述。

1990年，乳腺痛门诊在医院首次开设——没有病房，没有助手，一个人接诊，一个人研究。八年后，苏逢锡被聘为副主任医师。同年，在时任普外科主任陈积圣教授支持下，乳腺专业小组成立，分到4张病床。

“那就是我国最早开设的乳腺专科病房之一。”他说，“当时大家对这个方向并不完全认同，副高职称的医生都管10张床，我只有4张。”病房启用后不久，在院患者就长期稳定在20位左右，科室只能“借遍全院各科的床”。

苏逢锡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要做，就对标世界上最好的。“我是半路出家，从普外转到乳腺，就得更努力，才有资格带科室往前走。”

从2000年起，全球规模最大的圣安东尼奥乳腺癌研讨会，他连续参加了十多年，从未间断。

“开始时我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看什么都新鲜，但什么都不大懂。”他用了个笨办法：把四天会议能看到的演讲幻灯全拍下来，回国后和研究生们一起逐页解读、学习。

在学习过程中，科室由此一级级长大：2004年床位扩展到30张；2007年乳腺专科行政独立；2010年乳腺肿瘤医学部成立，苏逢锡出任首任主任；2016年迁入南院区，床位扩至112张；2020年，挂牌逸仙乳腺肿瘤医院，是我国第一家公立乳腺专科医院，现设16个专科。

比病房扩容更重要的，是把一群人、一套规矩留了下来。

他先后创办广东省医学会乳腺病分会、广东省医师协会乳腺专科医师分会，均任首届主任委员；主编国内首部保乳专著《乳腺癌保乳治疗》；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五十多名；作为大会主席举办了第五届国际乳腺肿瘤整形外科学研讨会。

硬件之外，“以器官设专科”“一站式服务”的诊室布局也在此落地。诊断设备与门诊同处一区，钼靶、B超就在旁边，患者当天即可完成检查。“我们诊室的设计是从芝加哥西北大学学来的，病人坐在我对面，而不是旁边，方便看片，也方便正面沟通。”

2017年，苏逢锡卸任乳腺肿瘤医学部主任。从4张借来的病床，到一整套建制、一家医院，走了近二十年。“后续就是年轻人的天下。”他说。

能保乳，就绝不切

淡出管理岗位，不等于交出手术刀。在苏逢锡看来，保乳是这个科室的“立家之本”，也是他一生要守的那面旗。

乳腺癌是我国女性发病人数最多的恶性肿瘤之一，2022年新发约35.72万例。早在20世纪，他就意识到：被切除的不只是乳房，还有自信与尊严。

1999年，团队在国内率先引进Fisher保乳技术并完成保乳手术。苏逢锡主导了该技术在早期乳腺癌中的应用研究，并独创改良的逸仙腔周边缘取材法，“中国保乳之父”之名由此而来。

次年，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见到欧洲保乳手术开创者Veronesi教授后，他回穗即开展国内第一例染料法哨兵淋巴结活检，为患者保住腋窝，并在《中华外科杂志》上率先报告这一成果。

“可以说，我们是国内最早参与上世纪末乳腺癌外科两次革命的团队：从乳房切除到保乳，从腋窝清扫到腋窝保留。”苏逢锡说。

此后，从1.0标准保乳、2.0肿瘤整形修复，到3.0穿支皮瓣保乳、4.0切乳性保乳与重建，每一次迭代团队都走在前列。苏逢锡自信地表示，“即使胸部里面掏空只剩下皮囊，也有办法重建挺拔。”


事实上，比技术更难的，是认知。

“只有全切才算彻底”的观念根深蒂固。苏逢锡几乎会与每一位患者长谈，把分期、分型、基因，连同保乳与全切的利弊反复剖开。而对符合适应证的患者，两者长期生存数据并无差异，这一点已被国内外大规模研究充分论证。

一位曾在两难间犹疑的患者回忆：“苏教授和我谈了20多分钟，又写又画，听完心里顿时安定了。”她最终选择保乳，术后第三天出院。

“手术不是切得越多越干净、复发率越低。乳腺癌的治疗，也从来不是只靠手术，而是整体方案。”从医四十余年，苏逢锡主刀数万例乳腺手术，为上万名患者保住了乳房。如今一个手术日的保乳率，有时可达90%。

正面回应质疑：挡住年轻人的路？

也有人担心，这位外科老专家长年站在台前，会挡住年轻人的路。

苏逢锡并不这么看。他认为，外科医生的成长，需要大量手术经验，年长医生需要适时变换角色，将更多动刀机会给年轻医生，更加专注于术前规划、术中指导。

在其团队，这种担心也并不存在。

“我们科室的医生，往往很年轻就开始挑大梁了。”常有患者点名要这把“华南第一刀”主刀，他总是回一句：“一台手术如果从头到尾都是我做，说明我水平不高。”


苏逢锡坦言，年龄终会带来力不从心，有些新技术自己未必比年轻人掌握得好。“到了不适宜做手术的时候就该退下来，我想我能做到这一点。”

反倒是行业里的另一种现象让他更在意：临床能力与职称不匹配并不少见。

“能解决临床问题的，才是好医生。临床能力不够，本质上是对病人的不公平。”在他看来，从临床问题出发做研究，临床与科研两头都不耽误。

他真正放不下的，是手术台之外的那道缺口。公立大三甲的“主流治疗”已达国际先进水平，乳腺癌的全程康复管理却仍是短板，社会办医或可补位。

63岁那年，苏逢锡决定二次创业。“一开始也想过与资本合作，但社会资本多以逐利为前提，还常用对赌形式，容易‘逼良为娼’，与初心不合。”

2018年底，他带着科室十几名医护的集资，以个人名义申办诊所；2019年5月12日国际护士节暨母亲节，苏逢锡诊所开业。

2020年，诊所扩建为专科门诊部，承担门诊、化疗与康复管理，手术仍回医院完成。“我现在的病人，约有一半是从门诊部收进医院的。”

2025年9月，团队进驻距广州中心城区五十公里外的花都院区。病房很快住满，单个手术小组月手术量超过100台。“这都是患者的信任。”他说。

他还有一个未竟的梦：办一所“中国的乳腺梅奥诊所”，从确诊直至生命终点提供全程管理，“帮助她们回归自我、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我最喜欢的就是手术和看病人。”72岁的苏逢锡，仍在这条路上往前跑。


来源：医学界

校对：蔡   菜

运营：赵   静

责编：汪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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