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吊子的颂歌

谁会为业余爱好者（dilettante）辩护？说好听点，他们不过是业余人士；说难听点，则是一群轻浮善变的家伙：为什么要对这样一种人感兴趣？他们自己的兴趣从来不过是一时兴起的消遣罢了。如今是一个严肃的时代，我们又为什么要认真看待那些对任何事情都不曾认真以待的人？

韦氏词典将“dilettante”定义为“对某种艺术或某个知识分支只有肤浅兴趣的人”。Encyclopedia.com称其为培养某种兴趣却“没有真正的投入或知识”的人。剑桥词典则将其界定为理解“不是很深或不够认真”的人。柯林斯词典给出的定义是：似乎对某个主题感兴趣……但其实并不真正了解多少的人。这些定义没有一个是恭维。

很显然，“dilettante”不是什么令人向往的角色。没有哪所大学会以培养下一代“业余爱好者”作为招生卖点；也没有哪本杂志会办一期“年度业余爱好者”专刊（除了优秀的《闲人》[Idler]杂志或许会这么做）。从本质上说，业余爱好者就是业余人士，而这种角色的特点，恰恰在于兴趣广泛，却鲜有专长。值得一提的是，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大众想象来看，业余爱好者往往都是男性，因此这里的“他”也并非偶然。

这就是“dilettante”的名声，它由一种文化赋予并维持，而这种文化认定，专心致志地追求一件事，是通往有意义人生的唯一道路。我们一再被告知：选定一样东西，然后坚持下去。我所质疑的，与其说是某场明确针对业余爱好的运动，不如说是那种弥漫却无休止的压力：要人收窄自己的兴趣，要专精，要累积专业，要为了深度而放弃广度。我们在毕业典礼致辞、励志指南，以及同样带著企业腔调的打气演说里，一再听到“追随你的梦想”“找到你的热情”之类的训示。按照这套逻辑，专才是英雄，业余爱好者只是个警世的反面教材：他从未投入，从未完成，从未在任何一件事上做到足够好。

但是，如果这种框架搞反了呢？如果业余爱好者在不同事物之间永不停歇的穿梭，并非意志薄弱的失败，而是一种不同且站得住脚的生活方式——其探索的热情恰恰是一个过度专业化、过度优化且过于严肃认真的世界最急需的东西呢？那样的话，“dilettante”就不仅不是一个反复无常的滑稽小丑，反而会成为一种现代的反英雄。我认为，这样的业余精神才真正值得为之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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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们来看看“dilettante”与它的一些概念表亲（如业余爱好者[amateur]、浅尝辄止者[dabbler]、多面手[jack-of-all-trades]等）之间的关系。首先，dilettante本质上是业余人士，即非专家、非专业人士。但业余身份只是成为dilettante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任何人都可以在某个特定领域成为业余爱好者，例如木工、观鸟或天文学。而dilettante的业余兴趣则横跨多个领域，并且往往围绕艺术与美的创造和欣赏展开。与多面手一样，dilettante也是一个涉猎多个维度的业余爱好者。但其业余性通常具有鲜明的审美取向。

此外，dilettante并不是那种浅尝辄止的人。浅尝辄止者往往只触及兴趣领域的表面，而我认为，dilettante完全有能力、也确实会深入探索某些领域——只不过，他们不会将自我认同牢牢建立在任何一种单一兴趣之上。这一点也使dilettante区别于“漫游者”（flâneur，查尔斯·波德莱尔笔下的城市漫步者，穿梭于城市的林林总总之中，什么都体验，却什么都不投入）。而dilettante则会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兴趣之中，他们并非被动的旁观者，而更像是积极的参与者。

© SoFi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概念在精神上最接近“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只是去除了性别限定和历史语境。业余爱好者是受乐趣驱使，而非受谋生需求、职业义务或追求资历所驱使的人；他们有目的地培养多种不同且往往具有审美色彩的兴趣，而不仅仅满足于表面熟悉。

因此，为业余爱好者辩护的一个理由，是为了词源学上的公正。这个词被赋予了过分负面的含义，它并非一直如此。从巴洛克时期的意大利语“dilettante”来看，该词最初指的是出于快乐或“愉悦”（delight）而追求某种兴趣（尤其是艺术兴趣）的人。即使在词义演变过程中，它也大体保持中立，用以区分特定实践中的爱好者与专业人士。

我们今天熟悉的贬义色彩要更晚近一些，它是由我所称的“缺陷”模型塑造的——在这种模型中，“业余”被负面地视为某种东西的缺乏：缺乏技能、认真、专注和专业性。这正是像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这样的文化守门人赋予“业余爱好者”的含义，他在1929年将“业余爱好者”贬为“无法建立任何标准”的人。

然而，更重要的目的是展现业余爱好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其价值远超我们的想象。它摆脱了专业化、工具化和唯利是图的束缚，也摆脱了对纯粹享乐抱有怀疑的新教伦理。谴责教育和职业专业化倾向的论点早已广为人知，倡导全面发展和博雅教育价值的论点亦是如此。尽管精神内核相似，但这种对业余爱好的辩护并非着眼于学术或职业生涯的目的或结果，而是强调摆脱社会强加的“找到自己的方向并坚持下去”的压力，转而以开放和探索的态度追求多元化的兴趣。重拾这种充满乐趣的实验精神，旨在展现业余爱好是一种富足 而非匮乏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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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很好的起点是歌德与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于1799年合写的论文《论业余爱好》（On Dilettantism）。这项由魏玛时期德国文学界这对黄金搭档共同发起的计划，最终只留下了零散片段，从未真正完成。文章对dilettantism（业余爱好者精神）描绘了一幅充满矛盾的图景：一方面，他们赞扬业余爱好者“在人身上培育某种认真的东西”；另一方面，又将其斥为“剽窃者”和“蹩脚的行家”。然而，若从今天的视角回望，他们几乎以科学研究般的方式，对业余爱好者精神的“益处”（Nutzen）与“弊端”（Schaden）进行了分析。这种考察反而有助于我们以一种清醒、客观的眼光，重新审视当代业余爱好者精神所蕴含的潜在美德与缺陷。

约翰·海因里希·威廉·蒂施拜因（Johann Heinrich Wilhelm Tischbein）的《歌德在罗马平原》（Goethe in the Roman Campagna，1787）。© Städel Museum

至关重要的是，歌德与席勒的分析完全置身于魏玛古典主义的文化语境之中。这意味着，首先，正如这个词最初在意大利语中的用法一样，他们讨论业余爱好者时，所涉及的领域完全局限于艺术。他们将dilettante视为一种鲜明的审美型人物：“一个热爱艺术的人，他不仅希望观赏和享受艺术，也希望参与艺术的创造。”令人遗憾的是，在我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审美维度已经逐渐从“dilettante”一词的含义中淡去了。不过，我们也不必将这一概念狭隘地限定在18世纪有关谁有资格、谁没有资格被称为艺术家的争论之中。艺术创作与参与并不是业余爱好者精神不可或缺的条件。

但有一点值得我们重新强调，甚至可以说应当将其置于这一概念的核心位置：所谓业余爱好者精神所带来的“愉悦”，在某种程度上，包含着广义上的审美愉悦体验。换言之，业余爱好者所追求的，正是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所说的“审美式生活”（aesthetic life）：一种持续不断、融入日常的生活实践——观察艺术与美，体会并珍视它们，同时积极参与其中。

《索伦·克尔凯郭尔肖像习作》（约1850年），维尔赫尔姆·彼得森（Vilhelm Pedersen）绘。© SMK/Copenhagen

尽管歌德和席勒对业余爱好者的批评植根于古典主义美学，但其中的一些观点在今天依然引人深思。例如，他们担心业余爱好者会“跳过必要的步骤”，过于轻率地掠过创作过程，过早地宣称自己已经取得成功。这种担忧并非毫无道理。这让人想到奥斯卡·王尔德在1897年的书信体文章《深渊》（De Profundis）中对“感伤主义者”的批评：这类人“渴望享受情感带来的奢侈，却不愿为此付出代价”。两者表达的其实是一种合理的反对意见：那些为了追逐荣誉而试图插队、走捷径的人，确实值得警惕。进步必须通过实践来赢得；而那些真正投入时间和精力、付出过努力的人，有理由捍卫自己所取得的成果。任何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治疗师，面对YouTube和TikTok那些打着心理治疗旗号的江湖把戏时，想必都会对此深有同感。

然而，由于歌德和席勒将“真正的艺术家”理想化为真理与美的体现者，他们也就难免认为，业余爱好者既缺乏明确的目标，也不具备相应的能力。公平地说，任何一种专业实践都不是可以毫无规则、任意发挥的领域；而且，有些实践确实比其他实践更难容纳业余爱好——毕竟，谁愿意住进一栋由业余建筑师设计建造的房子里呢？但认为业余爱好者无法像真正的艺术家那样遵循艺术与美的“客观法则”，因而只是努力模仿却终告失败，这种看法建立在一些过时且以欧洲为中心的假设之上，并未真正理解艺术家与业余爱好者究竟在做什么。 

换句话说，只要抛开新古典主义的先入之见，业余爱好者便不再像一个拙劣的模仿者，反而会显现为一个获得解放的创造者。问题并不在于业余爱好者在某种实践中能力不足，而在于他们对待这项实践的态度有所不同。事实上，过度以目标为导向的态度，尤其是在消遣与享乐的领域，恰恰背离了业余爱好的真正精神。业余爱好之所以具有吸引力，部分正是因为它秉持一种开放而不设终点的精神：做一件事，不是为了取得成就，而是单纯为了从中获得乐趣。业余爱好者安然接受自己“业余人士”的身份。对他们来说，每一个夜晚都是卡拉OK之夜。

© Pocher

从德国两位思想家那里，我们得以看清业余爱好者可能在哪些地方走入歧途。但他们也能帮助我们完成一种观念上的转换：不要再把业余爱好者看作一个渴望成为专业实践者、却始终未能如愿的人，而应当把他们视为一种主动选择——以更具实验性、更富探索精神的方式，去参与某一项实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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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业余爱好视为丰盛而非匮乏的关键，在于欣赏它所赋予的自由感。首先，这是一种消极自由（negative freedom），即摆脱束缚专业从业者的种种限制的自由。更准确地说，它是指在某一实践内部进行机动移动的自由。

业余爱好者拥有更多参与特定实践的自由。在歌德和席勒看来，业余爱好最重要的“优势”之一，在于它“激发了某种对艺术的品味，并将其延伸到了艺术家无法触及的地方”。更宽泛地说，这一论点在艺术之外同样适用：业余爱好者可以充当专家与外行之间的桥梁，弥合高雅实践与日常好奇心之间的鸿沟，将原本深居简出的从业者引入更广泛的受众群体，并向那些原本可能觉得自己被拒之门外的人发出邀请。

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几年前，我加入了“山地搬运者”（Mountain Haulers）自行车俱乐部，每周二晚上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附近骑行。这是一次“不掉队”的骑行：无论速度多慢或多么吃力，骑行者都会在沿途的某个点等待其他人跟上。而且，每月第一次骑行总是沿着河边轻松惬意地进行。这种开放的氛围使这个俱乐部与自行车界那些臭名昭著的“小团体”截然不同，后者往往是狂热的信徒们互相攀比，争相展现自己对这项运动的崇拜。欢迎经验不足、投入程度不高的骑行者，似乎才是真正热爱这项运动的真谛。那些现身周二夜间骑行的业余爱好者让骑行变得更美好了。

业余爱好者自由的另一层含义，则在于能够在不同实践活动之间自由移动，摆脱将这些活动彼此隔绝的壁垒。业余爱好者始终保持着某种“抽离感”，或者说，有意识地将自我身份与自己所从事的事情分隔开来，从而过上一种文化漫游者的生活。绘画、园艺、MIG焊接、养蜂、语言学习、漫画收藏、舞蹈、游泳、版画制作、力量训练、匹克球、酸面包烘焙、手风琴演奏、烟熏牛胸肉烧烤——这些都是令人兴奋的目的地，值得我们前往、探索，却不必为了其中任何一个地方而寻求公民身份，甚至不必在那里永久定居。业余爱好者就像一位四处游历的世界主义者，其自由感恰恰来自永远不会被困在某一个地方。

© Real Simple

然而，这种自由移动的能力，同时也是一种积极自由（positive freedom）：它使人能够满足人类探索世界、并在世界上留下自身印记的基本需求。歌德和席勒赞赏业余爱好者激活了这种朝向好奇心与创造力的自然冲动，他们将这种驱动力比作儿童本能地嬉戏模仿周围环境的渴望。对此，我还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业余爱好所提供的，不仅是满足“创造之人”（Homo faber）这一人类本能的机会；为了单纯的快乐与好奇而去创造、探索，同样是一种自由，而这种自由对于自我认识的价值，并不亚于任何一种坚定的投入或专一的追求。

然而，从局外人的角度来看，这种自由移动的状态可能会被误解为缺乏投入。毫无疑问，这正是人们经常指责业余爱好者浮于表面的原因之一。放弃一项爱好，转而追求其他领域，往往会被贴上“浅尝辄止”的标签。我在这里姑且作一个推测：这种批评似乎根植于一种工作伦理，它告诉我们，对某些兴趣投入时间和精力，就理应获得相应的回报：权威、可信度、进入那些设有文化门槛的圈子的资格，等等。正如新古典主义者希望将“真正的艺术家”与那些装腔作势的冒牌货区分开来，现代社会对人们发出的“选定一个领域深耕”或者更具攻击性的“别越界”的告诫，同样源于一种预设：一个人必须投入多长时间、达到何种程度，才有资格宣称某种兴趣属于自己。

业余爱好者拒绝这种近乎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社会、学术和文化空间中常见的那种狭隘的领地意识——想想唱片店、鸡尾酒吧、艺术画廊、哲学课堂之类的地方——不仅毫无必要，更重要的是，它与人们对事物本身的真正兴趣背道而驰。从匮乏转向丰盈，一个至关重要的观念转变，就是学会把业余爱好者看作某一实践领域的助力，而不是对它构成威胁的人。甚至连阿多诺这位典型的高傲知识分子，也承认了某种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专业批评家需要业余爱好者在身边，“以便向自己证明，自己并不是一个业余爱好者”。

要完成这种观念上的转变，还有一点至关重要：我们必须认识到，业余爱好者的好奇心与专家的好奇心在强度上不相上下，只是表现方式有所不同。不妨把业余爱好者想象成两位截然不同的哲学人物的结合体：一位是克尔凯郭尔在《非此即彼》（1843）中描绘的审美型人生追求者。他以极大的热情发现并培养各种兴趣，却总是在这些兴趣固化为某种义务之前，及时抽身离去。另一位则是弗里德里希·尼采笔下的“自由精神”——一个好奇心极其旺盛、步履轻盈的游牧者，不知疲倦地追寻着思想与艺术的珍宝；这种追寻赋予他一种深刻却无所归属的自由。

在克尔凯郭尔那里，业余爱好者继承了对无聊与倦怠的本能厌恶——在克尔凯郭尔看来，无聊是“万恶之源”。而克服无聊的方式，就是他所谓的“轮作法”：不断改变“耕作方式和种植的作物种类”。从尼采那里，业余爱好者则继承了对传统规范的拒斥，以及永不停歇的流动状态；一种永久的“无家可归感”，推动着他们不受束缚地探索各种兴趣。这样一种人，既有足够的热情深入其中，又能保持足够的抽离，最终从中离开。他展现了一种可能性：一个人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各种不同的认知、实践与创造方式，却始终不愿让自我意识过于牢固地依附于其中任何一种。

《改编剧本》剧照。© 豆瓣电影

在斯派克·琼斯执导的电影《改编剧本》（Adaptation，2002）中，有一个令人难忘的场景。记者苏珊·奥尔琳（梅丽尔·斯特里普饰）正在撰写一本关于兰花窃贼约翰·拉罗什（克里斯·库珀饰）的书。她一方面对拉罗什追寻一种罕见的、具有致幻作用的“幽灵兰花”感到着迷，另一方面又十分困惑：当她得知这不过是他一生中众多痴迷对象中的最新一个时——此前还有乌龟、史前化石、19世纪荷兰镜子等等——她不禁感到难以理解。他怎么能如此突然地从一件自己曾经倾注了那么多心力的事情中抽身而去？对此，他只能讲述一段往事。他曾经对热带鱼怀有一种深刻而令人沉迷的热爱，却在某一天突然意识到，这份热情已经自然走到了尽头。于是，他对她说：“去他妈的鱼。”这句话打破了她原本的假设：爱上一件事，就意味着要永远坚持下去。

两者的区别在于，与克尔凯郭尔笔下的审美型人生追求者不同，业余爱好者并不是因为绝望才不断更换自己的“作物”。活力、抽离与永不满足的好奇心，构成了业余爱好者自由而完整的主体性；它们并非通往自我确立之前的一个过渡阶段。业余爱好者选择了审美式生活，而不是克尔凯郭尔在“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中所呈现的那种承诺与责任的人生，并且坦然认领这一选择。业余爱好者也不只是像尼采笔下的自由精神那样，正在从某种存在性疾病中恢复。与其说他们是在逃避复发的风险——或者更糟，逃避悲观主义这种“侵蚀心灵的恶习”——不如说，业余爱好是对这种自由的一种健康拥抱。

© Vox

业余爱好者的行动不仅仅是为了摆脱病态，更是以一种勇往直前的姿态奔向生命力与活力。业余爱好者的天性中，既有一种追逐热情的冲动，也深深植根着一种拒绝围绕任何单一热情永久塑造生活或身份的倾向。业余爱好者拥有一种独特的能力：他们能够深入某项兴趣的核心，然后重新浮出水面，转而潜入下一项兴趣的深处。每一次投入都是一次探索、一次冒险，却不会成为贯穿一生、定义一生的事业。业余爱好者之所以拒绝任何教条式的“坚持到底”原则，恰恰是为了给下一次探索之旅保留可能性。

有时，业余爱好者是一个虔诚的兴趣爱好者，能够在同一项爱好上连续投入数年；有时，他们像杂耍艺人一样，同时兼顾几个彼此交叠的项目；有时，他们又像一个接一个出现的热情追随者，不断寻找下一个新鲜事物。将这些不同状态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某种固定的持续时间，也不是进入与离开的特定节奏，而是一种永远处于流动之中的倾向。业余爱好者的才华、精力与热情，总是在不断转换方向，借由新的出口重新释放出来。业余爱好非但不是一种匮乏，恰恰是一场对丰盈永不停歇的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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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业余爱好者的生活并非一条平坦易行的路。这是一种永无止境地寻找、却只能获得短暂满足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成就往往悄然而至，却未必伴随着赞誉。在人们尚未真正重视兴趣的广度之前，当今的业余爱好者大多不得不放弃来自公众的认可，转而满足于一种由个人追求与乐趣构成的私人生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业余爱好很少得到广泛赞美。

以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为例。她既是小说家、评论家，也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她涉猎广泛的作品，一方面因其为20世纪60年代纽约的知识生活带来了非传统的贡献而备受赞誉；另一方面，也因为被认为缺乏严谨性、缺乏实质内容而受到批评。换句话说，在业余爱好者的成绩单上，一个“胜利”往往总是附带着一个星号——充其量也只是一场有条件的胜利。

苏珊·桑塔格（1933-2004）。© ArtReview

此外，业余爱好者也不是合群的动物；无论一个人感觉自己如何融入某个集体，他很可能永远都是该集体中的一个“游客”。业余爱好者必须习惯于作为一匹独行狼，在任何围绕共同兴趣组织起来的社群边缘游走。

不，业余爱好并不适合所有人。对于那些被宇宙召唤去追求单一热情的人来说——恭喜你们！坚持下去！但对于我们这些被世界上所能提供的纯粹多样性与丰盛感所激发的FOMO（害怕错过）情绪所驱动的人来说[1]，业余爱好者的道路可以带来真正意义上的生活品质提升。如果勇气意味着克服对新开始的恐惧，且没有头衔或履历作为心理安慰，那么业余爱好或许能带来很多启迪。

毕竟，并非每一株作物都是单一种类、为了最大化产量而播种耕作的田地。我们中的有些人，需要通过轮作作物来耕耘自己的花园。因此，为业余爱好者辩护，乃是一场号召：去走那条通往多元兴趣的分岔小路，去过一种由“丰盛”而非“声名”赋予意义的人生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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