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一生，是一盏放在窗台上的灯。灯罩是白的，瓷的，薄得能透出光来。光不大，也不烈，只是安安静静地亮着，照着窗下的一条小路，照着路上偶尔走过的行人，照着那些在夜色里赶路、赶得有些累了的人。他们抬起头，看见那盏灯，心里便暖了一下。然后他们继续走。可那一点暖，已经跟着他们走了很远。
她叫冰心，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人。她生在福州，长在烟台的海边，后来去了北京，去了美国，又回来。她走过的路不算短，可她走得很轻，像一片落在水面上的花瓣，不惊动水，也不惊动自己。她从小在海边长大，海是蓝的，天也是蓝的，她常常坐在海边的礁石上，看海，看天，看海天相接处那条淡淡的线。她看着看着，就觉得自己也淡了，淡成一片云，一缕风，一粒被海浪冲上岸的细沙。那种淡，后来成了她一生的底色。
我读她的《寄小读者》，读到的是一颗极柔软的心。她在赴美的船上，给那些不认识的小读者写信，写海上的日出，写月夜的思念，写她想起母亲时那种又甜又酸的感觉。她写“母亲啊，你是荷叶，我是红莲”，这话说得真好，好到让人想哭。可她的哭不是嚎啕的，是含着泪的、静静的、连自己都不忍心打扰的那种。她把眼泪咽回去，然后对你说：别难过，天亮了就好了。她一生都在做这件事——替那些心里有伤的人，把灯点上，然后悄悄地退到一边。
她写《繁星》《春水》，那些小诗短得像一声叹息，可你读完了，会觉得心里亮了一下。她写“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她写“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她写“母亲啊，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它的巢里”。那些句子，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繁复的修辞，可它们像一把把小小的钥匙，轻轻一转，就把你心里那扇关了很久的门打开了。门开了，里面有一盏灯。那灯，是她替你点上的。
她的一生很长，活到九十九岁。她经历过战乱，经历过流离，经历过那些让人说不出话的年代。可她从不控诉。她只是写。写孩子，写母亲，写海，写星星，写那些在苦难里依然发着光的小东西。她不是不知道黑暗的存在，她只是选择把灯举得高一点，再高一点。她相信，灯举高了，黑暗就会退后一步。退一步也是好的。一步一步地退，总有一天，黑暗会退到墙角去。
简媜写过：“深情即是一桩悲剧，必得以死来句读。”可冰心的深情，不需要死来句读。她的深情是活的，是暖的，是每天早上起来，给窗台上的花浇一点水，然后坐下来，给不认识的小朋友写一封信。那信里说：今天下雨了，雨打在树叶上，沙沙的，很好听。你那里下雨了吗？你若听见了，就当是我在跟你说话吧。
她走的那天，是春天。北京的春天，风里还带着一点凉，可玉兰花已经开了。她走得很安静，像她活着时一样，不惊动任何人。可那些被她点过灯的人，那些读过她的信、她的诗、她的《小桔灯》的人，都在心里默默地举了一下灯。那灯是白的，瓷的，薄得能透出光来。光不大，可够照路了。
如今，窗台上的那盏灯熄了。可你抬头看，天上还有星星。那些星星，是她留下的。一颗一颗的，不大，可亮着。你走夜路的时候，抬头看看它们，心里便暖了一下。那一点暖，够你走很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