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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佟畅
编辑｜王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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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8月18日，唐一达和唐时达两兄弟再次出现在同一庭审现场。
唐时达是原告，被告是湘潭大学。2018年湘潭大学经调查认定唐时达在2001年冒名顶替入学，撤销了他的本科学历。这之后，唐时达的硕士、博士学历也被相继撤销。唐时达不服湘潭大学的认定，在过去的8年间不断起诉、上诉。
2025年湖南省高院认定，湘潭大学没有将调查的相关证据交给唐时达质证，且在作出正式的撤销学历决定后，未将该决定送达给唐时达，属于程序违法，因此撤销了湘潭大学“撤销唐时达学历”的决定。同年11月17日，湘潭大学在重新调查后再次作出撤销唐时达本科学历证书的决定，唐时达再次将湘潭大学告上法庭。
唐一达作为“第三人”出席了庭审，8年前，是他将材料递交给湘潭大学，实名举报哥哥顶替自己上大学。
兄弟俩曾就读的高中老师曾出具书面证明称唐一达原名唐时达，2001年考入湘潭大学后并未入校，次年改名为唐一达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受访者供图）
唐一达上次见哥哥还是两年前，如今再见，他觉得44岁的哥哥的头又秃了点，不过依旧腰杆挺得笔直，看起来理直气壮。如果不是这次开庭再次引发媒体报道和关注，唐一达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渐渐归于平静。
唐一达43岁，在北京当公务员。这几年，他和母亲、哥哥都断了联系。他告诉本刊，事情还要追溯到2017年，当时兄弟俩在分北京的房产时产生了分歧，闹到了法庭上。唐一达觉得母亲和哥哥一起欺负他，气不过的他才把冒名顶替的旧事翻了出来。
唐一达说，自己小时候被母亲寄养在二姨家，在那里上了户口，跟姨夫姓唐，取名“唐时达”，一直到初中母亲才将他接到身边。哥哥则随着生父姓潘，取名“潘涛”。在8月的这次庭审上，湘潭大学也在法庭上出示了潘涛的高中档案以及写有其姓名的户口页等材料。
唐一达告诉本刊，他和哥哥年龄相差一岁多，却是同一届学生。高中时他们都考上了湖南城步县的一中，哥哥在普通班，他在重点班。唐一达说，自己小学时和哥哥成绩差不多，毕业时他们都没考上重点初中，还是家里托关系送他们去了县城的好学校。他在初三下定决心发奋读书，把课本背得滚瓜烂熟。到了高中重点班，老师对学习抓得格外紧，督促学生们利用一切时间看书、做题，他总学到深夜。唐一达说，那时他和哥哥的成绩有了明显差距。
但2001年高考时唐一达没发挥好，考了596分。他的表哥说自己有同学在中山大学工作，叫他填报这个学校，肯定能录取。结果唐一达“滑档”了，被湘潭大学录取。
位于县城南部的城步一中（摄影：佟畅）
他想着与其去不够好的大学读四年，不如花一年时间复读“改命”。母亲同意他复读，同时提出一个更大胆的建议：哥哥当年只考了400多分，不如让哥哥顶替唐一达去湘潭大学读书。当时唐一达觉得这是可以帮到家人的好事，也没去多想可能会为此承担责任，就答应了。开学时，母亲就拿着他的身份证、户口信息还有录取通知书带哥哥去报到了。唐一达说，当时身份证上的照片都很模糊，还有一层塑封膜，不好辨认。
第二年，唐一达复读一年后，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金融系。唐一达还记得2002年去中国人民大学报到时，是哥哥先送他到长沙，他们从县城坐了十个小时的大巴。在长沙休整一夜后，他又独自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硬座到北京。
在北京
唐时达和唐一达个子都不高，一米六多，唐一达看起来更壮实些。两人长得不像，哥哥唐时达的脸色白净些，额头、眼尾横着几道细纹，一副无框黑边眼镜下的双眼有些直愣愣的。采访时他的坐姿总是有些拘谨，说话也极其客气，常常对我说“给您汇报”。弟弟唐一达则看起来性子活泛，聊着天就把腿搭在了椅子上，双手交叉垫在后脑。他那张蒙着些斑点的脸上总是不自觉地扬起笑意。谈到对方，两人都有满腹的怨言，语气激烈地数落对方的种种过错。
如果只看30岁前的命运轨迹，顶替给两个人似乎都指向了不错的人生方向。唐时达和唐一达生活的城步县位于湖南省的西南角，和广西接壤。长条形的城区由一条主街贯穿，路两侧紧凑的房屋统一建着带有苗族风情的飞翘屋檐，晚上还有灯带亮起。站在城中，抬眼就能望见四周绵延的山影，稍微往外围走走，宽阔的马路上人烟和车流都变得稀少。
回忆起少年时在县城共同生活的家，两兄弟的记忆里，都是那间3米乘4米的宿舍——在他们的母亲肖丽菊开在城步县城中心的农贸市场旁的裁缝铺楼上，进门处放着几台缝纫机，窗边摆着两张小床和一个用砖头垫起的矮几。假日里，两人就坐在着这桌前或缝纫机边写作业。唐时达说，自己工作后去过不少县城，没见过比老家更落后的地方。
兄弟俩读中学时，肖丽菊和亲戚一起在城步一中附近建起一栋三层的房子，母子三人住在其中的两户（摄影：佟畅）
城步县到湘潭虽然只有300多公里，但已经比老家县城繁华太多。唐时达现在还记得刚进入大学时自己和路上的研究生攀谈，觉得他们彬彬有礼，谈吐和气质就像文学中的知识分子的样子。大一的寒假回城步一中，唐时达突然觉得印象中学校里宽阔的主路变窄了许多。但他不满足于待在湘潭这个小城市。他总觉得有种难以融入身边世界的疏离感，一心想要“往前走”。他把时间都用在学习上，每天一早出发到自习室读书、看论文、做考研题，到晚上十点半教学楼关门才离开，同学们都称呼他“文科楼楼主”。
唐时达说自己不喜欢大学读的市场营销专业，觉得课本中理论缺少逻辑，师兄师姐们毕业后大多做了销售——这也不适合自己。他想考人大的“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生，但没通过面试，还是在湘潭大学读了研。之后他到南开大学读博，毕业后在天津的一个房地产集团工作。但渴望着更大前程的他还是想到北京。2013年他被中国农业银行和北大联合培养的博士后项目录取，最终在北京找到月薪两万元的工作，才渐渐感觉安定下来。
唐一达的人生看起来更加顺遂一些。在高手云集的人大，唐一达觉得自己拼不过平时成绩，下定决心要考研。他看中了被称为金融系的“黄埔军校”的“五道口金融学院”（现已并入清华大学）。他花大量时间泡在图书馆，尤其是补习英语。2008年他“二战”考上了“五道口”的研究生，2010年研究生毕业，唐一达考上了“国管局”的公务员，一入职就获得了北京的户口。
在唐一达的记忆里，到北京的最初几年，“母亲”和“兄弟”都在正常的角色中。唐一达记得考研的前夜，唐时达陪他住在宾馆，他知道哥哥想帮他缓解焦虑。唐时达刚来北京时，在唐一达租的房子里住了几个月。两人轮流做饭、打扫，常在晚饭后聊天，谈论时事政治。跟母亲的关系也不错。唐一达说自己那时一年起码会给母亲肖丽菊打四五十个电话聊家常，他读研后肖丽菊在经济上基本上能满足他的各种需求。在他看来，这对于看重金钱的母亲来说无疑是爱的表现。有次他和母亲一起去五金市场，母亲把买的拖把像扁担一样背在肩头，“那个动作还挺可爱的，挺温馨的。”
《我的后半生》剧照
唐时达来北京工作后，一家人把买房提上日程。唐时达说，当时北京的购房市场很“疯狂”，有亲戚计划在北京买房但一时下不定决心，隔几天去问，卖家提价20万，再过几天又涨了5万。所以他和母亲想用弟弟的购房资格和户口尽快把房子买下来。唐时达先开始寻找房源，选定西城区的一套两室一厅，兄弟俩一起去看过房后把房买在唐一达名下。在唐一达看来，房子是三人共同的财产。房子总价285万，肖丽菊出了112万元的首付，唐时达付了中介费和大部分月供，从 2014年2月至2015年9月期间唐一达也缴纳了房贷48000元，他还付过一些水电燃气等杂费。这些明细能从裁判文书上看到。
2015年，肖丽菊也结束了在县城的生意，来北京和儿子们一起生活。唐时达记得母亲曾说和北京一比，长沙都显得又脏又乱又小了。
财富与冲突
出于家庭资产增值的考虑，2014年肖丽菊又出首付120多万买了一套在朝阳区的房子，在唐时达名下。唐时达把房租了出去，租金用来还两套房子的房贷。
从2012年到2017年，北京的房价经历了几轮上涨。据过往媒体报道，仅 2016年，北京商品住宅成交均价达到34638元每平方米，相比2015年同期上涨17%。唐一达记得2017年母亲说自己在中介门市看到西城区那套房子同户型的能卖到850万。
财富增值的过程里，矛盾也在增多。2015年唐一达结婚后搬去了岳父母家。他觉得母亲爱挑刺，有天母亲跟他抱怨说儿媳妇自己吃糖不给她吃，唐一达询问后得知妻子那天只是随意嚼了个口香糖。2015年九月，唐一达回去看望肖丽菊，他觉得母亲和哥哥的女朋友合不来，就提议母亲搬出去住朝阳区的房子，或者把那套房卖了再买一个和西城区这套一样条件的，一碗水端平。他看到当时肖丽菊就不高兴了。
《棋士》剧照
这一做法在唐时达和肖丽菊看来，是唐一达想把西城区的房子据为己有。之后的两年里他们因为房子起过几次争执。唐时达说自己觉得烦躁，换工作去了深圳，安顿后把母亲也接了过去。
2017年春节后，唐一达说肖丽菊嫌两个儿子都不陪他过年，决定把房子卖了分钱。三人坐在餐桌前讨论分钱计划，肖丽菊提出把西城区的房子卖了，先把三人原先各自出资的部分加上利息扣除，剩余的卖房款作为利润，三人一人105万。唐一达觉得自己应该分到更多。当年为了买房，他从单位的集体户口迁出来，女儿的学区因此变差了，他觉得在这一点上他应该得到补偿。而且，是自己先在北京落户，哥哥和母亲才跟着来北京。母亲在北京与他产生种种摩擦，影响了他原有的生活。他告诉本刊，作为反抗，他不想让母亲分钱，想要卖房款的利润由兄弟俩二等分。他觉得母亲在老家有房产出租，一年能有20万的收入，不缺钱花。自己现在享受了利益，之后也会履行给母亲养老的义务。他期待卖房后分到手的金额是260万。
肖丽菊在县城建起的房子，后来出租给了当地的民营医院（摄影：佟畅）
肖丽菊坚持的理由是首付是自己辛苦赚钱付的，理应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分配。今年71岁的肖丽菊是家中七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她在二十六岁左右经亲戚介绍认识了丈夫潘胜年，她不太喜欢对方，但还是由亲戚促成了婚事。潘胜年的亲人也看到，肖丽菊在家里说一不二，而潘胜年沉闷、笨拙的同时又不服肖丽菊的管束，两人短暂地同住一段时间后时常吵架，办了离婚证后又勉强一起过了几年。
两个儿子上高中后，肖丽菊感觉裁缝生意缩减，自己也因常年伏案患上颈椎病而总头晕难忍。她看中了钢材市场，在县中心的街道上租下一间长条形的铺面。2004年左右，城步县北边建起一座“湘西南大市场”，大部分建材、家装的店铺被归拢在这里。肖丽菊也在市场里租下了拐角处的两间门面，成了最先入驻的三四家钢材店之一。
肖丽菊的钢材铺面位于湘西南大市场中的一个转角处，现以转让成海鲜店（摄影：佟畅）
钢材店旁边的邻居店主王梅还记得肖丽菊忙碌的样子。她告诉本刊，每天8点她来店里开门时，肖丽菊就已经在工人们忙碌，她还总是到天黑都还不回家。肖丽菊的店里两端堆着各种尺寸和样式的钢材，中间的柱子边摆了张木桌，她平时就坐在桌前算账。有时她会请王梅帮忙在她后背、腰上贴膏药，说自己身上到处痛。
唐一达说自己对母亲彻底心寒是在2017年房屋纠纷的法庭上，他看到肖丽菊平静而坚定地述说西城区的那套房是“唐时达借唐一达的户口买房子”，他觉得母亲给哥哥做了伪证。法院一审判决“借名买房”成立。在这之后，他很快就做出了举报哥哥的决定。
分崩离析的家
9月22日，本刊记者在湖南长沙见到了哥哥唐时达，他来长沙办事。2017年以后，他和湘潭大学进行了10次庭审。他说因为深陷于家内家外的种种纠纷，他不想拖累原本已谈婚论嫁的女友，在2018年和她分了手。他被举报后工作了两年，但到了2020年，湘潭大学的代表到他所在的公司给他送达“撤销学历”的通知，之后他被公司解雇，研究生、博士的学历也被接连撤销，北京户口也没了。公安局要求他恢复使用“潘涛”的户籍，他不承认潘涛是自己，一直僵持着没再办理户口。
失去学历后，唐时达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开始试着创业。他听说母亲在城步参与了一个工程投资，投入了上百万，结果工程资金链断了。2022年，唐时达着手跟开发商打官司，历时两年帮母亲要回了一些抵债的铺面。这件事后他想做一些类似的“处置不良资产”的项目，他找了一些地产行业的债权人谈合作，但合作都没推进下去。“别人了解到你的状况，谁跟你再接触呢？”
《县委大院》剧照
受争执的影响，唐一达也离了婚。他告诉本刊，这几年漫长的拉扯里，几位亲戚加入调解，一开始谈好房产作价900万元，扣除180万的房贷，两人平分720万。唐时达给唐一达360万元，唐一达把房子过户给哥哥，并且撤销举报。唐时达先付了160万元，但他一时拿不出剩下的200万，希望唐一达把房子先过户给他，他把房子卖了再付200万，唐一达觉得哥哥赖账，再次去湘潭大学举报。唐时达觉得唐一达是故意不履行过户协议，还敲诈勒索。双方的关系越来越僵。
这次开庭前，唐一达看到肖丽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帮哥哥否认冒名顶替的事情。她提到，兄弟俩是双胞胎，并不是唐一达所说的相差一岁。她还提到她在离开丈夫、投奔二姐家的山路上独自生下了两个儿子，因为一个人养不起两个孩子，就把大儿子留在了姐姐家，自己则带着小儿子开裁缝铺，平时一边在缝纫机前干活，一边照顾摇篮里的小儿子。
这一说法彻底激怒了唐一达，甚至让他忍不住流出厌恶的表情。他无法理解母亲竟会编织出这样的谎言，甚至否认将自己送养给别人的经历。他说初中回来跟母亲生活后，高中时母亲对他比较宽容，总是使唤哥哥做事、指责哥哥。唐一达认为是自己成绩好，“挣”来了母亲的“偏爱”。他提到肖丽菊对他的学习抓得很严，时不时过问他的成绩排名。现在回忆，他觉得自己把母亲当作“领导”，不敢轻易提要求。哥哥面对母亲时稍微从容一些，他会跟母亲要钱买雪糕，往往肖丽菊会让他给弟弟也买一份，唐一达记得哥哥会有些得意地把雪糕递给他，意思是自己争取来的。
被山包围的城步县城（摄影：佟畅）
工作几年后，唐一达逐渐感觉母亲的天平开始往哥哥那里倾斜。他觉得自己刚考上公务员时母亲对他有股敬畏感，后来哥哥有了高薪的工作，母亲就和哥哥更亲近，一家人聊天时母亲和哥哥不经意地提到他的工资少，这让唐一达很不舒服，觉得自己不受母亲和哥哥待见。
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唐一达总是用“肖女士”代指肖丽菊，提到抚养自己的二姨和姨夫时，他自然地称其“母亲”“父亲”。他靠在椅背上，回忆起童年时脸上露出微笑。最早的记忆是二姨为了让他断奶，故意躲了出去，姨夫告诉他“妈妈被小偷抓走了”，他拿起斧头要出去砍小偷，二姨焦急地出现在门口。村子有一条小溪淌过，唐一达喜欢和伙伴去溪里抓鱼，把黄姜捣碎撒在水里把鱼“药晕”，或是用棒槌猛砸水里的石头，把藏在下面的鱼儿震出来。二姨特意在家留了一小块地种糯米，让他在暑假也能吃上现包的粽子。
唐一达二姨家的邻居周炳坚。他告诉本刊，唐一达工作后逢年过节仍会回二姨家探望（摄影：佟畅）
本刊到了肖丽菊老家探访，肖丽菊的亲戚、邻居也都告诉本刊，两个儿子不是双胞胎。因为忙于生计，肖丽菊把大儿子送到他姑姑、伯伯家养了几年；小儿子出生后，她为了躲避计划生育检查，把他送到二姐家寄养。
那是唐一达童年记忆中为数不多的幸福日子。到了读书的年纪，山里上学不方便，唐一达开始了在亲戚家寄宿的生活，先是到了山下西岩镇的大姨家，后来又被送到表哥家，他形容在表哥家里的日子过得“暗无天日”，被家里的亲戚虐待。一些家里的老邻居告诉本刊，现在对唐一达都还有印象。到了小学高年级，唐一达被生父带到武冈县生活。唐一达一直不喜欢生父，觉得他懒惰又爱摆架子。
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唐一达讲述的过往，几乎都被唐时达和肖丽菊否认。原本过着朝九晚五生活的唐一达每天凌晨起床，坐在电脑前一段段地写起自己从小到大的生活经历、和哥哥、母亲反目成仇的过程，把它们做成小文章发在社交网站上。与此同时，唐时达也在不断对外讲述。兄弟间长达十几年的“战争”又开始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肖丽菊、王梅为化名。实习记者魏咏婧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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