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现场。（视觉中国/图）
超过一半的科学类诺奖得主来自其所在国收入排名前5%的家庭。
文｜李井奎
责任编辑｜顾策
我小学的时候有一个理想，就是长大能当一名汽车司机。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生活的那个小镇只有两辆汽车。一辆是早晨载客到县城，傍晚才会回到镇上的客车；一辆是我们镇上第一个万元户家的货车，江淮牌的。能开汽车，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简直是一个美丽得不能再美丽的梦，虽然这个梦如今看起来是那么地可笑。
后来到县城读高中，看到那么多汽车，我再也不好意思提自己当年的理想了。老师鼓励我们做科学家，说只有成为顶尖的科学家才有机会拿世界上最引人瞩目的诺贝尔奖，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听说这个奖项。我问老师，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诺贝尔奖得主？他几乎毫不犹豫地回答说：那些聪明而又努力，并且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心的人，才有机会。
多年以后，我读到四位经济学大侦探保罗·诺沃萨德、萨姆·阿舍、卡特里奥娜·法夸尔森和埃尼·伊利亚齐的《科学领域的机会获得：来自诺贝尔奖得主的证据》这篇研究论文时，才知道我的老师可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维度，那就是我们的出身。
如果我的老师的说法正确，那么就意味着在科学面前，机会人人平等，如果把努力和好奇心也看成和聪明一样的天赋，那么，最有天赋的人不会选择社会阶层，而会随机分布在社会各个阶层中。这样的话，诺贝尔奖得主童年的平均社会经济地位就应该是在第50百分位。但事实是这样吗？
科学类诺奖得主的父亲
四位大侦探对这个问题也充满着浓厚的兴趣，他们依靠传记、讣告、自传、获奖演说、科学名录、百科全书，以及少数在世得主的直接回复，把从1901年开始颁奖以来的其中714位科学类诺贝尔奖（包括经济学奖）得主的父亲职业给识别出来。
这个数据库已经很全了——在他们所集中关注的1901年到2023年期间，一共有739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个数据库中的样本占总样本的96.2%。母亲则只找到181位的职业，占总数的25.3%，这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很多女性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所以，四位大侦探主要使用的是父亲的职业，然后根据历史人口普查数据，把这些职业换算成了社会经济地位的百分位。
具体怎么换算法呢？他们用的是历史代际流动研究里的老办法，即借助美国1850年到197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把父亲的职业归入1950年人口普查的269个职业类别中去，然后再计算每个职业类别中劳动年龄男性的平均收入和平均教育百分位。最后，再把诺奖得主的出生年代和父亲的职业作匹配，就可以大致得到当时做哪种职业的人大体上处在收入和教育分布的哪个位置了。
当然，这个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只能是粗略的，不会那么完美。比如说，“企业主”这个职业下，此人可能是一个小店主，也可能是一个大老板，而“农场主”有的可能很穷，是个农民，也可能很富，是个大农场主。另外，这一研究对于早期缺失的职业收入、教育水平数据仅仅是估算的。四位侦探也承认，这种跨国推算会产生误差，尤其对于与美国社会经济结构差异较大的国家。
于是他们做了不少稳健性检验，比如把那些难以分类的样本剔除，把贵族剔除，把刚才提到的企业主和农场主剔除，把诺贝尔经济学奖剔除等，结果大体上还是稳定的。这就说明，他们的结论基本上是靠谱的，不是靠若干极端案例撑起来的。
为防万一，他们还考虑了其他的排名。一种是国内的排名，也就是科学类诺奖得主父亲在本国收入和教育分布中的位置；一种是全球收入排名，他们把各国人均GDP差异考虑进去，构造了一个“合成全球人口分布”，去看这个父亲在全人类收入分布中大概排在哪里。
为啥要考虑这类排名呢？这是因为，比如一个印度教授在印度可能很精英，但放在全球的收入分布里，可能比一个美国教授的排名靠后得多，而一个美国的裁缝在1950年的美国国内排名中可能只是中游，但放到全球来看却可能很高。国内的排名衡量的是本国的机会通道，全球的排名衡量的是人类的机会通道。
现在，四位大侦探可以回到我们的问题了：科学类诺奖得主的出身，到底怎么样？一百多年来有没有什么变化？美国的科学类诺奖得主和其他地方的科学类诺奖得主，在出身上有什么不同？哪一类职业的父亲，其子女更容易拿哪一个领域的奖项呢？
他们给出的结果是，平均来看，科学类诺奖得主的父亲处在本国收入的第87百分位，处在本国教育的第89百分位，处在全球收入的第94百分位。远远不是第50百分位，而是明显向上倾斜。尤其是在全球收入排名中，几乎贴着顶端。
更具体地看，有68%的科学类诺奖得主，他们父亲的收入处在本国的前10%；有71%的父亲教育处在本国的前10%；有84%的父亲处在全球收入的前10%。超过一半的科学类诺奖得主来自其所在国收入排名前5%的家庭。这显然不是随机分布的，虽然它不是最顶层的那1%，但可以说是高度精英化的。
反映在职业上也很有趣。按照顺序来说，科学类诺奖得主父亲职业的排序依次是：企业主、医生、教授、工程师。与企业主相比，虽然教授这个职业在总人口中占比极小，但在科学类诺奖得主父亲中超额代表却高得离谱。这个超额代表的计算公式是这样的：用某职业在诺奖得主父亲中的占比除以该职业在总人口（1850—1970年美国劳动力）中的占比。如果比值是1，说明这个职业在科学类诺奖得主父亲中的比例，跟它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一样，没有超额。比值越大，说明这个职业的家庭在科学类诺奖得主中“扎堆”得越厉害。
虽然科学类诺奖得主的父亲职业在绝对数量上的排序是企业主、医生、教授、工程师，但按照超额代表倍数的排序则基本上反过来，是教授、工程师、医生、企业主。教授在总人口中只占万分之一，但在科学类诺奖得主父亲中占11.33%，超过了十分之一。
全球机会通道仍在原地踏步
那么，一百多年来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四位大侦探发现，从1901年到2023年，科学类诺奖得主父亲所处的本国收入排名，从约第91百分位降到约第84百分位；所处的本国教育排名从约第94百分位降到约第86百分位。回归分析表明，每经过100个获奖年份，诺奖得主父亲的本国收入和教育排名分别平均下降约7.4和6.9个百分点。来自本国排名后80%家庭的科学类诺奖得主比例，翻了一倍多；来自后90%的比例也增加了60%到200%不等，具体数字则取决于使用哪个指标来度量。
还有一个更细微的变化，从1850年到1950年间，技术专业人士和管理者子弟拿科学类诺奖的份额从84%降到74%，而这两类职业在人口中的份额却翻了一倍多。换句话说，高机会职业的家庭变多了，但他们在诺奖中的相对优势反而下降了。这基本上可以说明，机会通道在两个方向上同时打开，既有更多的孩子出生在高机会家庭，也有非这些家庭的孩子们在追赶。
但全球收入排名则基本没怎么动，平均全球排名从约第96百分位降到第94百分位。来自全球收入排名后80%、后90%的家庭的科学类诺奖得主比例虽然略有上升，但幅度也很小，而且也不显著。
这就很有意思了。一国之内，科学机会的通道在变宽；但国与国之间，全球机会的通道却几乎在原地踏步。一个出生在穷国的潜在天才，可能因为营养、教育、科研基础设施、语言、签证、学术网络等“互补投入”的不足，根本走不到诺奖的大门口。这也意味着，这个世界，尤其是在中低收入国家，还存在着大量未被开发的科学人才，人类可能浪费了很多本可以改变世界的头脑。
四位大侦探还发现，美国出生的诺奖得主，家庭背景反而更加平民化。39%的美国科学类诺奖得主来自本国收入后90%，世界其他地方则是27%，这个差异统计上很显著。
而且，在化学、物理、生理学或医学、经济学四个领域，平均排名没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没有哪个领域特别“贵族”，也没有哪个领域特别“平民”。如果父亲是教授、工程师、医生、化学家、经济学家等与某个诺奖领域有直接知识联系的人，子女拿该领域奖项的概率更高。
现在，让我们回到三十多年前和我的老师发生那番对话的场景。如果我拿着这篇文章提供的证据回到当时，展示给我的老师看，我的老师该会怎么说呢？我猜，他会笑一笑，然后摸着我的头说：“孩子，你说的这些我早就知道了，你是个聪明的孩子，老师希望你能有所成就，那么，除了一直努力，保持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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